一·学术全才：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它是中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被公认为是这些国际性新学术的开拓者、奠基者。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对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二·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提倡，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陈寅恪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代表性成果撰成于1917年。在此之前，从1912年起，他已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对运用新史料以考证历史问题作了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最后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三·二重证据法的价值

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甲骨卜辞“有裨于经史二学”；敦煌写本是补订史实、校勘文献的依凭；封泥玺印“足以考正古代官职地理书”；陶器、货币上的文字“足以考经证史”。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检核传承文献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史料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是需要检验的。如，甲骨卜辞这样不同来源的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有些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姓》、《山海经》历来以其言不雅驯而为多数史家忽视，但地下资料说明它们也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

二重证据法还有现实的针对性。当时，《古史辨》第一册虽未出版，但顾颉刚否认禹为人王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已经发表，对此轰动一时的文章，王国维自然是注意的。所以在《古史新证》总论“纸上材料”、“地下新材料”之前，王国维说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顾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