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读书笔记

作者介绍：朱发建，先后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7年被评为教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等领域，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湖南省社科基金等四项课题，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吕振羽传》、《慷慨三湘：辛亥革命在湖南》等著作。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这本书以“史学科学化”为研究主题，重点阐明了传统史学向科学化“新史学”的转型过程，并将史学科学化问题分为了科学考证派和科学史观派两大类，同时细致地考察了这两大派系和同一派别内部的差异与不同路径，最后通过反思史学科学化的利弊得失，揭示了这一进程中的一些新趋向和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启示。

读完此书，受益匪浅，恕不能在此一一提及，我仅重点针对“为何近代史学会以‘科学化’作为革新目标”和“科学为史学‘科学化’带来了什么”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作者在开篇就向我们明确了史学“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史学以“科学”为准则进行改造，在治史方法、史料观、史学著作撰述以及治史态度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革，并指出史学“科学化”就是一场中国传统史学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走向新史学的范式革命。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与西学中“科学”的传入及其带来的广泛影响息息相关。

随着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西方“科学”伴随着洋枪洋炮一齐涌进了中国，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一步步从表层的技术深化到了内在的学理，在一次次的战败现实下国人也渐渐意识到了西方“科学”具有的魔力。出于摆脱落后挨打的急切心情和拯救中国的现实需要，国人将西方“科学”看成了富强救国的灵丹妙药，开始推崇“科学”，甚至于最后发展到了崇拜的地步，作者更是指出“科学”已经上升到了形而上之“道”的地位。伴随着西方“科学”地位的上升，“科学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这种思潮的笼罩下，“科学”已经逐步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它甚至在文化学术领域建立起了霸权地位，作者进一步点明“科学”的影响已发展到使社会“形成了一切以‘科学’为标准，以‘科学化’为理想目标的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经学”在面对来自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势冲击时，其应对能力已显然不能适应时局的改变，随着“科学”霸权地位的建立，“经学”也渐渐不敌“科学”，最后只能以解体收场，而传统史学又以“经学”为依据，“经学”的解体无疑造成了史学的无所凭依，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学人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史学，高举“史学经世”的旗帜，认为只要对旧史学进行改造就可以适应时代之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既要应对无所凭依的现实窘境又要面临来自改造的强大压力。

面对这一现实情境，中国史家急需探寻出一条中国史学的转型之路，恰逢外来科学的引入和“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中国史家开始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并逐步认识到了“科学”所具有的实用性和普世性的特点，加之当时的史学正面临着“经世致用”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他们便希望通过“科学化”来使传统史学变为有用之学，并企图借助西方科学的魔力来改造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此外，不得不提的一点是，“科学主义”在当时的学术界已然占有了话语霸权，面对这种压力，史学似乎只有科学化才能成为合法学术，才有可能在学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史学“科学化”成为了近代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了他们革新史学的追求目标。

作者除了论述中国史学选择“科学化”作为目标的原因外，还重点讨论了西方“科学”为史学科学化所带来的资源，对于这部分我也花了大量时间去研读，并以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思考史学“科学化”在当时的一种必然性。我根据书本内容将作者的论述概括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和西方实证主义“科学史学”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在19世纪晚期，随着西学的传入，大量的自然科学理论也随之传进了中国，作者根据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记录列举出了当时与史学相关的学科，大致有“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和生理学”等。这些自然学科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当时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为他们重新界定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作者在书中特别引用了梁启超对地理学和生物学的看法加以说明，“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为诸学科之基础，认为有关于人事之学科都受了生物学的刺激”，除梁启超之外，作者还列举了黄节、刘师培等其他史学家对自然学科的看法，在此恕不能一一详述。自然科学在为史学家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提供着研究方法的范例，史学研究从中不断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所具有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从而使自身的研究方法更具备科学性。

其次是社会科学理论。作者在书中再次引用了梁启超《新史学》中对社会科学的介绍，提到了“政治学、平准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律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介绍了一些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群学肄言》、（斯宾塞）、《法意》（孟德斯鸠）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社会科学理论中对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学和社会进化论，作者也着重论述了这两个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社会学是19世纪时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社会。严复、章太炎等史学家纷纷翻译有关这门学科的书籍，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到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接近度，便希望将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整合史料和史学革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导致了史学观的变化，使史学在探求人类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走向“科学化”。社会进化理论则为史学家认识历史进程提供了新视野，在“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思想传播下，传统史学中的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被否定，历史进化论的地位不断上升，为史学家追求科学化提供了思想条件。

最后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史学”的示范作用。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在19世纪中叶兴起了实证主义史学，作者指出“实证主义”史学即是“重视史料研究，主张用科学思想和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反对以主观主义代替客观事件真实性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史学”。作者在书中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论述，从中看出在“科学主义”的历史语境下，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自然科学间所建立的联系，正是近代史家所追求的方向。或者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近代史家赞同西方实证主义“科学史学”的观念，认为只要按“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能探寻历史的规律，他们在这一观念里看到了史学科学化的光明前途。

西方“科学”在使中国史学摆脱经学束缚的同时，也在为其提供新资源，中国史家便从上述三个方面不断汲取、借鉴科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传统旧史的改造中，从而使中国史学逐步向“科学化”趋近。

近代中国国门的被动打开，使得西方科技文明源源不断地涌进国内，浩浩荡荡的科学大潮在不断冲击着中国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西强中弱”、“科学有用”的观念也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史学正面临着“顺科学者昌，逆科学者亡”的现实情境，这种强势的时代需要迫使它不得不作出史学“科学化”的选择。无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一选择，我们都不能否定这一事实的必然性。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科学化”并不是简单的“西化”，它是中国史学在“科学”观念的指引下走向近代“新史学”的一个蜕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