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副主任林盼老师在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未来”专题学术对话会发言基础上修订而成，正式发表在《求索》2022年第4期。感谢林盼老师以及《求索》杂志授权“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刊发此文。

林盼，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既有关于1949—1978年国营企业的研究状况相对薄弱，多数研究也从社会学“单位研究”的视角介入，讨论作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如何在社会管理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借助企业史研究的视角转换，总结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贡献，了解企业组织的运作过程与方式机制，呈现案例的丰富特征，并将国营企业研究领域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把握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历程的整体脉络，呈现前后贯通、内容饱满的国企发展历程，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理论具有重大意义。政企关系、党政关系、激励机制、国别比较等议题是从企业史角度研究国营企业时值得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档案材料、厂史厂志、口述历史、个人书写以及工业小说等资料在企业史研究中各有其重要价值，构成支撑这一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关键词：国营企业；企业史；单位制

原文出处：林盼.从“单位制”到企业史：国营企业发展史研究的视角转换[J]求索,2022(4):49-55.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当全面回顾国有经济70余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总结发展成就与经验规律，加深对国有企业历史特征和性质职能的认识，为当今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益借鉴。目前，关于1978年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史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而1949—1978年期间的国企（当时称“国营企业”），研究状况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助于理解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既有关于这一时期国营企业的研究，多从单位研究的视角加以介入，讨论作为“单位”的国营企业如何在社会管理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发挥作用，相对遮蔽了企业的生产功能。本文认为，应当从企业史的角度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并将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的研究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把握企业管理制度演变历程的整体脉络。此外，企业史研究还能够拓展研究视野，开拓资料来源，使国营企业研究成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领域。

一、单位研究：视角与问题

从1949—1978年，国营企业作为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修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外社会学学者围绕国营企业的资源分配、社会治理、控制整合等属性加以分析，形成了“单位制”的概念命题，也就是将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视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认为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出面协调、庇护单位人的利益，满足成员的实际需求。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产的占有者，既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

社会学学者对单位体制的研究，首先是对单位的资源分配功能进行论述。学者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主要是通过单位（以国营企业为主）实现的。单位“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惟一桥梁。整个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换和分配都是通过单位这个中介来完成的”，构成“国家—单位—单位人”的联结模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乃至社会身份获得都需要以单位为依托，单位也承诺为其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福利保障。这一时期，国营企业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功能，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方面。

其次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有学者提出，对单位成员的考核标准不只根据生产行为和效果，还与政治表现、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群众关心等因素相联系，主观评价的高度政治化是构建权威体系的重要基础。

其三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加以讨论。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根据单位在资源分配体制中的地位高低，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当中，然后再由单位分配给其成员。单位成员社会地位的差异，有时不取决于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性质、级别、地位。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单位体制的影响仍未随着社会转型而减弱，社会成员所属单位的所有制形态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职业声望，这与单位文化持续稳定的作用密不可分。

其四是对单位体制形成原因的探讨。研究认为，单位体制的雏形产生于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供给制，这一制度在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之后，为了巩固社会基础，新政权在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力量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新的社会整合。单位制就是新社会资源总量不足和新调控形式交互作用的产物，为社会管理机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调节提供新的制度架构。

其五是对单位体制延续问题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之时，在中央的各项文件中就已提到，要分离“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将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有学者提出“后单位时代”的概念。但也有学者发现，单位仍是决定当今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城市社会的极好折射，国有企业依然兼有推动经济生产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单位已经“远去”的结论。

从单位研究的视角观察国营企业，存在两个较为显著的问题。首先，单位研究关注企业承担的“政治稳定器”或“社会减压阀”角色，相对遮蔽国营企业的生产功能。无论如何强调单位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作用，都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即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进行生产，依然是这些组织极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工作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如果检索国企内部的治理原则就会发现，生产劳动一直都是企业单位行动的重点”，企业多次调整社会管理和动员的手段，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日常生产。这些观点促使我们审视国营企业在生产方面的角色功能。

其次，单位研究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趋向于将研究对象抽象化处理。但是，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内部成员，都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是各自具有特征。有学者指出，单位研究“忽视了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还有研究者发现，单位成员绝非单纯的政策执行者，他们本身就有多元的工作动机，包括政治和道德因素、工作认同感、权力、威望、物质福利等，拥有完成工作任务以提升个人地位、获得职业回报的强力激励，体现出了“能动者”（agency）的相关特征。

二、缺失的生产视角与企业史的作用

有研究者指出，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集中资源刺激经济增长，使后发国家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改变贫穷落后局面。国营企业用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社会生产量多、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生产职能一直是国营企业的基础使命，需要通过计划制定、劳动动员、任务攻关等方式提升劳动生产率。

如何才能将国营企业的生产功能在研究中加以揭示与呈现？我们需要调整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认为，企业史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作用贡献，帮助我们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组织的运作过程与方式机制；还能够将国营企业研究与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形成历史的延续性，避免单位研究过于强调单位制度特殊性的弊端。

我们认为，前30年的国营企业，需要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进行生产，并为此进行经营管理和成本核算，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企业”加以讨论。企业史是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分，涉及的是“在历史情景下个体企业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关于企业经营和一般利益的研究”。企业史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研究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如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等过程的历史演变，亦包括对企业决策者即企业家的研究以及可能影响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的外部因素的研究”。既有从经济史、企业史的角度研究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的成果相对较少。根据学者巫云仙的不完全统计，在主流经济史刊物《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刊登的300余篇企业史的论文之中，55%以上都是关于近代中国企业相关问题，相比之下，涉及1949年后当代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论文约有46篇，集中在1949—1978年时段的成果不足10篇，以宏观制度变迁过程为主，包括产业布局、产权改革、治理结构、工资制度、干部任用等，涉及企业内部微观制度设计和实践的论文很少，“这与当代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的现状不太相称”。

从企业史的角度研究国营企业，可以获得以下方面的新视角。

首先，企业史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国营企业在生产管理方面的作用，放大企业的生产职能。按原价计算，与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企业成员的劳动生产率也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至1978年11130元，增长了近3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已基本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9%。这些成就都与国营企业的作用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需要从企业生产经营的角度，深入讨论组织决策、投入产出、成本控制、激励约束、劳动力管理、技术创新相关的议题。

其次，企业史的视角能够拓展研究视野，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典型案例的细致分析，规避单位研究过于注重通则性、抽象性的问题。有历史学家指出，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具有经验上的明显差别。对于企业而言，由于所处地区、行业、部门、功能、劳动力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在经营过程中必然出现显著差异，即使是在同质性较强的国营企业之中，这种差异也是存在的，需要在研究中加以识别。同时，对企业进行针对性的案例分析，能够给研究者带来接近事实的有效反馈，有助于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企业管理特征。目前，已有一些关于国营企业较为成功的案例研究，如北京电子管厂、鞍钢、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三线工厂等代表企业，工人作家、劳动模范、技术干部、青年工人等职业群体，以及职工福利、工资改革、劳动竞赛、劳动保护等。当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也应当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小见大，“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

其三，企业史的视角有助于将1949年后的企业研究与成果丰富的近代企业史发生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近代企业史逐渐成为学界重点研究领域。既有微观视角下的企业个案研究；也有对商会行会、商人社团、企业家群体的深入关注；还有从企业内部结构与治理机制、产权制度变迁、政企关系等视角研究近代企业的成果。这些成果基本将研究时段的下限置于1949年之前，也有部分研究跨越1949年，将两个阶段的企业经营制度加以勾连，如高超群关注近代企业兴起的科学管理改革，认为这一改革对中国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塑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1949年之后企业激励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总之，1949年之后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受到之前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不受时段限制，把握中国企业管理制度演变过程的整体脉络。

三、走进企业内部：议题与资料

从企业史的视角进入国营企业，可以大大拓展研究视野，开拓资料来源，吸引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者共襄盛举。这种学科之间的并行“大有好处，可互补互促，共臻繁荣”。进行中国特色的企业史研究，就应当充分发展本土经验的企业史研究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企业治理的关系、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历史传承等，同时也要实现“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的融合交汇，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于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将会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几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略加说明。

首先，从政府—企业关系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推进对产业政策、条块治理等宏大议题的深度研究。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企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中央多次调整企业的管理权限，国营企业的隶属关系、利润分成、物资分配、人事管理、计划指标等内容在央地之间几经周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能够从相对微观的视角，自下而上地讨论条块分割、央地分权对企业制定计划和经营活动的具体影响。已有一些个案研究，或讨论部委、地方党委、企业党委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企业通过与上级“讨价还价”来化解“条块”带给企业的实际影响；或论述在不同层级行政机构的互动中，央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问题。

其次，从企业管理制度的微观视角出发，能够深入了解企业层面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与发展特征。有学者表示，已有关于中国经济故事的讲述，几乎不涉及企业的生产活动，缺乏管理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导致不少研究成果陷入抽象的理论争论之中，因此需要更深层地进入企业内部。例如对企业管理的党政关系问题加以关注，分析党组织嵌入企业管理、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方式，充分认识党组织与企业决策、经营主体功能领域的差异边界。从企业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途径。

又如企业生产的激励机制问题。既有关于国营企业激励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国营企业在外部资源匮乏的制约下，管理人员用“上下齐心”的思想动员，充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以激励制度为视角，寻找破解企业激励难题的“钥匙”，探寻国企成长变革的内在动力机制，既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具体的发展实践也具有借鉴价值。

此外，从企业理论的国别比较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特征的认识。企业史研究的重要学者钱德勒指出，比较研究是企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要比对单个企业全部历史的研究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解释和更有意义的结论”。鉴于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设计在最初阶段借鉴苏联经验，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不少调整改造，尤其是在成本核算和生产激励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将中国国营企业与苏联（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对比，比较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方式的异同点及其效果，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要深化国营企业的研究，需要借助大量资料的支撑。近年来呈现井喷状态的一些议题和领域，正是借助对海量资料的发掘整理才得以推进。例如，目前学界对于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000种，这与三线建设相关的企业档案、口述资料不断推出有关。通过资料搜集和人物访谈，研究者深入田野，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式观察，使三线建设研究展现出细节饱满、论述生动的特征，尤其是在企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企业史研究所需的资料，一般分为企业档案和个人资料。目前研究者常用的企业档案多分布在各地档案馆，尤以上海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最为丰富。同时，一些较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也以摘编的方式出版发行。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收录、节录、摘录了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共出版了31卷，约3500万字，“为研究建国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学术资料”。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编纂了大量的厂史厂志，由各企业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编写，将本单位零散量大的资料进行系统搜罗整理，进行归类汇编，呈现企业整体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成就业绩、重大事件及主要人物等内容。这些资料具有原始、真实的史料价值，颇受企业史研究者的青睐。

上述提及的企业档案，仅为档案资料总数的冰山一角。总体而言，存留至今的国有企业一般较少将其内部资料公之于众，改制的企业档案或是归档到上级部门，或是破损散佚，难以使用或识读，不利于研究者的使用。目前，不少研究机构建设企业史研究中心，努力收集企业档案，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企业档案作为尚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宝库，将会为企业史研究的未来提供资料支撑。

同时，企业史研究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关注对企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领导人物、技术精英和骨干分子，也要关注默默无闻的普通职工、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更要对不同群体有所侧重，如外地移民、转业职工、农转非家属等。群体及个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文化娱乐、家庭生活、生产消费等内容，都可以成为企业史的研究对象，使企业研究真正鲜活起来。这些研究需要更多“目光向下”的个体资料，如通过口述访谈或回忆书写的方式，使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站到幕前。当然，如何保证口述及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回忆而被唤醒的记忆，容易出现无意识的变形或者差错，必须进行史学方法的细致考证，才能将其作为资料来使用。此外，日记、书信等“非公共写作”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这些资料“多真率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深藏于心的行为动机，从中大到可以找寻历史事件的线索，小到可以领略人物的性格和脾气”，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广为收集1949年以后的各种民间资料、口述实录、档案文献等，尤其是50万封书信资料与4000多本日记与工作笔记，为研究企业史和“企业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总之，跳出单位研究的“窠臼”，从企业史的角度重新进入国营企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成就与创新，跨越企业研究的时段障碍，呈现前后贯通、内容饱满的国企发展历程，对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理论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