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的定期爆发。这种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最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使生产水平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例如，1929- 1933年的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了44%，大约倒退到1908-1909 年的水平。

其中，法国的工业产量降低了32. 9%，大约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美国降低了46.2%，大约倒退到1905-1906 年的水平；德国降低了40. 6%，大约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英国降低了23. 8%，大约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

从个别部门来看，生产水平倒退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1929-1933 年的危机使美国的采煤量倒退28年，生铁产量倒退36年，钢产量倒退31年；使英国的采煤量倒退35年，生铁产量倒退76年，钢产量倒退23年。同时，危机还使社会的物质财富遭到严重的破坏。例如，在1929-1933 年的危机中，美国毁坏了92座高炉，英国毁坏了72座，德国毁坏了28座，法国毁坏了10座。1933 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坏，有640万头猪被杀死抛入密西西比河，还有大量的小麦被投人锅炉烧毁。巴西也有2200万袋咖啡被扔到海里。

在危机期间，在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遭到破坏的同时，广大的劳动人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劳动人民正是因为生产了“太多的”东西，才不得不忍受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这种情况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历史局限性。斯大林说过:“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自己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末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危机不仅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而且还会进一步加深这些矛盾， 使之更加尖锐起来。

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危机期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大量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往往经受不住危机的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而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少数最大的企业，因为经济力量雄厚，并且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大力支持，因而在危机中破产倒闭的数量要比中小企业少得多。不但如此，大企业在危机期间还乘机大肆掠夺和吞并那些破产倒闭的或经济困难的企业。这就大大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

例如，美国在战后第五次危机中，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11月共倒闭了12 201家企业，第六次危机中，从1973年12月至1975年3月则倒闭了13786家，其中主要是非垄断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倒闭以后被垄断资本集团大量吞并，因而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

危机加速资本集中的后果是：一方面， 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更加提高，生产过程更加具有社会性质；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愈益集中到人数更少的大资本家手里。这样，就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经济危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危机首先打击的是工人阶级，给他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在危机期间，工人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失业时间也比平时大大延长。工人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失去了工作，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及其家属的生存权利。他们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有些人甚至被迫走上自杀或犯罪的道路。

危机也使得在业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利用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进一步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这首先表现为工人工资的普遍降低。例如，在1929-1933年的危机中，美国加工工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38. 8%，而工资总额却降低了57.7%。

工资降低，必然使在业工人的饮食、居住条件恶化。其次，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劳动条件更加恶化。最后，与失业增加、开工不足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资本家尽力延长工作日。

关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这样写道:“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

危机也严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广大劳动农民，加速他们的贫困和破产。

在危机期间，由于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由于许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停工减产或破产倒闭，因而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大大减少，这就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大量过剩，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的猛烈下跌和农民收入的急剧减少。这种情况在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互相交织的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例如，在1929-1933 年危机期间，美国的谷物价格下降了2/3，退回到19世纪最低的谷物价格水平；农业收入从1929年的68亿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24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的农业自1948年以来一直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状态，农业净收入不断降低，据统计，从1948年到1970年，美国农业净收入就从177.9亿美元减少到138亿美元，即约减少了1/4。

尽管农民的收入大大降低了，但是，农民缴纳的捐税、借款利息和租金等固定支出，却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还会有所提高，这就使得农民负债增加，处境更加艰难。例如，美国农民的负债总额，从1960年的248亿美元猛增到1977年的1018亿美元，即约增加3.1倍。在危机的沉重打击下，大批的中小农户纷纷破产。仅在1959-1977年的18年内，美国农场就从370.4万个减少到275万个，即约减少1/3，几乎每六分钟就有一个农场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许多破产的农民因为在农村中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人城市，加入城市的失业队伍。

然而，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减轻资本家在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总是要设法把这种损失尽量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国家从预算中拨出大批资金来补贴资本家，而这些资金归根结底要由劳动人民来负担。同时，资产阶级国家还利用暴力和强制机关帮助资本家降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一切就使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化。

危机使工人阶级、劳动农民、手工业者同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丧失了经过多年斗争而贏得的成果。危机以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工人阶级，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使自己摆脱失业和贫困的厄运，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危机也有助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觉悟，促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共同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一切都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起来。

经济危机不仅会使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而且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尖锐化。在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必然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除了竭力把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转嫁到本国劳动人民的身上之外，总是竭力向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输出危机”，把危机的损失转嫁到这些国家人民的身上。

例如，他们在“援助” 的幌子下，加紧向经济落后国家输出过剩资本，倾销工业品和剩余农产品，压低经济落后国家出口的原料价格，等等。这就使经济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的打击，使它们的农业日趋衰落，使那里广大的小生产者纷纷破产，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更加增大。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此国家的人民更加贫困。其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促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转嫁危机，竭力要把自己的势力打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夺取对方的市场，必然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美国和日本、西欧“共同市场”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争夺市场的斗争不断激化。

由此可见，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而且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予盾；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尖锐化，而且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尖锐化。每次危机都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加速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为频繁爆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益临近不可避免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