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好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恐怕很难引起有意义的讨论。如果能够更好地廓清，就会有一些实证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

比如，教育心理学家Samuel S. Wineburg会这样提问：

一个热爱历史的高中学生，或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本科非历史系学生，他们会如何阅读历史呢？他们对历史的阅读方式，和专业历史学者——也即大学的历史教师、研究者——有什么不同的？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1991年他在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美国教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专文：On the Reading of Historical Texts: Notes on the Breach Between School and Academy（《论阅读历史文本：学校与学界的差异》）。过去二十年来，该文被认为是历史教育学的奠基性作品。他的研究，对于现下的问题或许可以有一些参考。

Wineburg的方法是这样的：他找了几种历史文本，有亲历者的回忆，也有当时的报纸杂志；同时，也有历史教科书、通俗历史读物，甚至历史小说，内容都是和美国独立战争有关的。然后，他观察两个不同人群的表现。其一是大学里的历史学者，他们的专长各有不同，有专攻殖民地时期美国史的，也有做欧洲中世纪的，甚至还有日本史的。其二是高中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打算考大学，并都已经完成了SAT（美国入学考试之一种），成绩各不相同但都还不错。

由此，Wineburg就可以这样提问：面对这些文本的时候，这些“好学生”和专业历史学者有什么不同呢？

他其中的一个观察是这样的。好学生们喜欢流畅的历史讲述，历史小说的讲述风格让他们喜欢，但他们尤其认可教科书上对历史事实的陈述——甚至，他们觉得这是最可靠的史料，“就像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相反，专业历史学者，无论他们研究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了。对于这些非常流畅的讲述，他们都会提起足够的警惕。他们尤其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握作者的立场。比如，当叙事者不经意地说，“英国人开枪了”的时候，专业的历史学者就会立刻意识到，这书希望告诉读者：“是英国人先开枪的，他们是坏人；我们殖民地的爱国者是好人，我们就站在那里。”一行看似寻常的讲述，其实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政治意图：美国人的揭竿而起是正义的……

简单说，从一段教科书的讲述中，好学生组提取了时间、地点、人物，然后他们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历史学者组同样能提取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但他们能从措辞中提出合理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意味着历史学者组时时刻刻在否定他们所读的文本，认为它们毫无价值——恰恰相反，他们不断地从中攫取新的价值。

更深一层说，好学生组相信有些事情是纯然客观的，就是这样的——总有一些文本会把这些客观事实讲出来。他们很难意识到这些文本，它们也是特定环境下、出于特定原因的产物。同时，他们还认为，在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客观的事实之后，每个读者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些想法又是纯主观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感受。

我想，Wineburg的这一观察，对很多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适用的。他们首先希望轻松、过瘾地听一个故事。如果讲者有一些头衔或者得到一些赞许，他们非常愿意相信自己读到了许多客观史实。比如，当他们读到陈寅恪讲武则天打压关陇集团的时候，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而不会意识到地域集团是一种认识历史的取径，这种取径本身有其学术史的脉络。在这基础上，历史爱好者注重对历史人物的鉴赏，比如此一帝王、彼一名臣，手段如何，心境几许。在他们看来，这是想法感受，是纯主观的，这反应了阅读者的阅历、器宇或是格局。在一些爱好者看来，这是无法从书本中习得的，只有历事渐深，兼以悟性，才能洞见迭出，汇成一家之言。

今天，那些能够流畅讲述历史事实，形成深刻主观见解的人，很多时候是大家心目中的优秀历史爱好者。

Wineburg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指出了专业的历史学者认识历史的方式与许多其他人是全然不同的。专业历史学者知道任何一种讲述背后都有一种立场，但任何一种立场中也可以提取出有意义的历史信息来。对他们而言，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地剖开表层的信息，去挖掘更深层意义的过程。更加通俗地讲，他们不会幼稚地觉得有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放在那里，他们只要背出来就可以了；但反过来，他们也不会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历史了——我们可以的，但这是一种技艺，是不断地以更好的方式去阐释史料。某种意义上，一种更好的阐释，就是对于纷繁复杂的过往的一次暂时的胜利。

就这篇论文的本意，Wineburg是希望说明大学历史教学的困难点，即学生和老师其实在两个频道上。但某种意义上，他的研究也说明了历史普及为何如此困难，以及通俗历史为何经久不衰——专业的历史学者和普通读者其实也在两个频道上。

当然，今天，许多不以历史为业的人，甚至没有历史学有关学位的人，可能也具备Wineburg意义上专业历史学者的素养；同时，至少在中国，也许一些高校的历史教师，反而会像Wineburg研究中的高中生那样阅读和理解历史，成为一个历史的说书人。这样的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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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以上所述历史学者的认识方式不同以外，还有两点值得展开。一是

@姜源

、

@mike liu

等回答中已经提到的，现代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学术共同体之中，有着学术机构的支持。这意味着他们更熟悉学术史的脉络与当下学界的思路、取径；由此，他们更加明确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或如何可以做出贡献。很多时候，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无论是人脉还是史料。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相比历史爱好者而言，他们投入了多得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一个正经的专业历史学者为自己学科投入的时间以及在生活其他维度付出的牺牲，恐怕是许多爱好者难以想象的。

此外，我个人依稀感到，相比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者往往也有不同的认识方式。经常，一个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会带着自己的问题或模型来请教历史学家，希望获得一些数据或史料支撑，历史学家往往会感到许多隔膜。有时历史学者会觉得这种模型要提供的认识显而易见，有时，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数据或史料。当然，很多时候，历史学家的研究对于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而言，就过于琐碎，毫无意义。换而言之，不仅历史爱好者（或Wineburg意义上的好学生）有自己认识历史的方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可能（各自）也有自己理解历史的方式、偏好或习惯。社会科学内部认识方式的不同，或许是可以在经验上加以廓清的。这本身会是一个有趣的题目，长期来讲，或许还可以提高各学科间合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