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对新中国70年的世界史研究做出细致回顾与理性展望,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指出仍然存在的不足:偏重实证研究,对提高理论素养和改进研究方法重视不够;偏重微观研究,对宏观思辨着力不够;偏重发达国家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严重不足。她建议，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新阶段中，以审慎的批判性思维借鉴域外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以开放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世界,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观照现实的智库功能。

华东师范大学沐涛首先概括了非洲史研究从无到有的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以1978年为界)，在肯定中国70年非洲史研究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体量总体较小”、“成果少，论文发表平台较窄”、“大学非洲史课程较少，缺乏后备人才”、“基础性理论研究薄弱，史料发掘有待加强”四大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非洲史学科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首都师范大学梁占军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呈现了世 界史学科的现状与不足，指出世界史学科创新势在必行。梁占军指出，世界史学科的不足在于:学科基础覆盖面不够全面、相关研究不均衡，国别和区域研究深度与广度差别大;研究队伍规模不足，体量小而散,掌握语种相对单一;世界史与外国语言学科的横向交叉和协同既是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增长点，也将是引领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新时代的世界历史研究需要因应现实需要的导 向,积极开展学科创新,夯实学科基础,突破语言壁垒，并在此基础上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拓新的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南开大学陈志强重点围绕“世界史学科扩大规模的突破点”进行阐述。他认为, 扩大世界史学科规模是当务之急,而且需要所有单位共同努力，其突破难点在于:一、首先要突破思想观念上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科作为中国史学科的陪衬和附属学科，师资和研究人员规模一直比例较小，只有1 :3—1 :5。这种普遍思想观念下形成的惯性思维，与我国和平发展、日益崛起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世界发达国家和重要国家研究本国史的人员远比研究他国的人员少，大体比例是1: 3,与我国形成鲜明反差。思想观念上的突破才能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扩大规模。二、突 破体制限制。各单位应该按照世界史学科5 个建议二级学科方向(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 史、地区国别史、世界史理论和史学史、全球史和专门史)，结合各自特色增设机构，为容纳更多世界 史人才创造条件，并设立“世界史学系”。三、突破进人标准的一刀切。根据外语要求高、研究理论方 法复杂多样的学科特点,确立独特的进人标准,减少本学科师资规模扩大的阻力。（邢媛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历史研究——2019世界史研究高峰论坛综述，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文章提出了一个每一个区域国别史研究者都面临且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以中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中国学者，如何来界定针对中国以外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与主义”？针对另一个时空环境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我们该如何确定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文章还梳理了国别区域研究中四种常见的研究路径：情况说明型、政策注解和阐释型、推陈出新型和悖论反证型。文章还引证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的倡议，对高质量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充满了殷切期待。（张昕：读懂中国的同时，也读懂世界，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近三十年的耕耘，冷战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学术风格。其中，立足于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注重历史过程的细节呈现，从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折射宏观历史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一种普遍的写作范式。如果说，历史叙事可分为“大历史”和“小历史”两种类型，那么，由于冷战历史与现实的近距离( 当代史) ，也许更需要、也更有条件( 档案史料的丰富) 采用“小历史”的微观呈现方式，以提供尽可能具体的过程性历史场景。冷战史当然需要“大历史”的宏观呈现方式，即鸟瞰冷战的全过程，探讨冷战起源、转型和终结的规律性因素，总结冷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大历史”的写作必须以“小历史”研究为基础，这是不言自明的。同时，“小历史”的写作本身也需要“大历史”境界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如果把两者有机结合，以小见大，将会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以过程性分析见长的研究成果。

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冷冰冰的制度和政策层面，作为“人”的活动场景，关键人物在重要事件中的行为应该成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在这个领域，过程性分析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主持人语冷战史研究）

感谢 @行吟詩人但丁 补充了法国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