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巴蜀文化的形成、特征及发展演变的历史，或是关于巴蜀地区考古器物与巴蜀文化某一阶段的研究，或是巴蜀地区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或是从整体上对巴蜀历史文化名人作大致勾勒。尽管有学者已关注了巴蜀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情况，且多是从三星堆考古发掘与外来文明谈起，但一直没有专门讨论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研究的专著问世。四川师范大学汤洪教授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正是紧密结合现实，研究如何弘扬古代优秀巴蜀文化，并力求贯通中外、经世致用的典范力作。

《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一书中的物质文化编，分别从丝绸、邛杖、井盐谈古代巴蜀物产的外销，从西南地区尤其是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出土物品象牙、海贝、琥珀讨论了南亚与古代巴蜀的商贸往来及其交流，同时将巴蜀茶的南传之路与印度茉莉的完美邂逅相统一，认为茉莉花茶是巴蜀文化邂逅印度茉莉的完美转型；宗教文化编依次论述了峨眉与早期佛教、道教南传与流播，围绕着巴蜀地区佛、道的产生与发展，指出峨眉山是南丝路上早期佛教传播的重要驿站，并详细阐述了道教南传越南、密教流播印度的观点，从宗教层面讨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语言文学艺术编则尝试探究彝文与印度婆罗米文字的时空关联，通过对彝文与古蜀文字亲缘关系的文献、考古印证，大胆蠡测了印度婆罗米文字与彝文的渊源关系。此外，全书还结合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名号以及其诗中“长啸”“明月”“金”等独特的意象和意象群，分析李白受印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及其诗作对印度文化符号的吸收与接受。

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即有“蜀身毒道”的文献记载。身毒国是古印度的别译，从张骞通西域所得见闻可知，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与南亚间交往的历史极为悠久。汤洪教授的专著以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的互动融合为独特的研究视角，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更宽阔的视野，理解和研究三星堆等遗址中考古发掘出的巴蜀文化器物。作者将“古代巴蜀文化”与“南亚的文明”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为基础，落脚在以“互动融合”为目标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意义深远。一方面，论述古代巴蜀文化在南丝路的传播，书中有专章内容讨论了《史书所见早期蜀物外贸：蜀布与邛竹杖》，描绘了早期物产交流与外贸的历史场景和真实面貌；论述南亚的物产，则紧密结合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出土物品，《来自南亚的远客：象牙和海贝的奇幻之旅》以象牙和海贝为主要关注对象，构拟了古代巴蜀文明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图景。更为可贵的是，无论是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互动交融的物质载体，还是宗教文化（佛教道教），作者都结合历史地理学知识，对其传播的路线分别予以详细梳理和解析。学者段渝曾撰文指出，“正如经由印巴次大陆传入巴蜀地区的青铜雕像和金杖等文化因素，也未在云南境内留下任何痕迹，而是直接达于成都平原一样。这种现象，文化人类学上称之为‘文化飞地’。”汤洪教授对此观点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也正是在这种宏阔视野的观照下，我们才得以更深入地认识古代巴蜀与南亚之间密切的往来和交流。自2018年起，南亚廊道申遗的工作全面开启，南亚廊道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联系南亚诸国、中西亚地区的重要通道。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对巴蜀地区所存的金牛道等古道，已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梳理，为南亚廊道的申遗准备工作提供了广泛而重要的学术支撑。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申遗工作正当其时，从这一层面来讲，该著作是极具前瞻性的。

史料丰富、文献翔实，是一部学术专著该有的特点。审慎的态度和理论的系统性，是一个学者必要的素质。该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古代巴蜀文献与南方丝绸之路文献的大量搜集与梳理。这些文献，主要分为历代古籍涉巴蜀文献、中外交流类文献、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文化研究文献、近现代学者巴蜀文化研究著作等，内容纵贯古今，版本有易见书籍，也有珍稀馆藏，更有来自德、美、英、日等国的域外文献。将整个南亚地区与巴蜀相关的文献纳入了搜集与考查的范围，不遗余力，为后学提供了继续深研细琢的大量文献，具有奠基之功。

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历来不乏珍稀文献及其汉籍版本，尤其是涉及古代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各类文献，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域外汉学的研究，着重关注巴蜀文献及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和流布情况。开展域外汉籍、汉学研究，就必须要求我们将整个南亚地区的汉籍情况作个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所做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也意味着在古代巴蜀文化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持一种更为宏阔、开放的视野，继续拓展巴蜀文化研究中尚为薄弱的环节。尽管书中并未直接讨论南亚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情况及其态度，但第三编语言文学艺术中深入分析了李白蕴藏的印度文化情节。汤洪教授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充分论证了印传佛教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一诗，并真切地体会到李白“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背后的深刻含义。通过作者具体而微的例证，“中印合璧：李白蕴藏的印度文化情结”即可不言自明。

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用于描述汉代时期的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线。此后，丝绸之路沿线不断有考古新发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重点以中国西南交通与南方丝绸之路为主线，以古代巴蜀与南亚文明的互动交融为目标，以多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进行了理论架构。遥远的先秦时期，渴望与外界交流且具有开拓精神的巴蜀古老先民，即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广大地区发生着多层次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本书图文并茂，是对古代巴蜀与南亚文化互动交流文献的首次全面梳理。

《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在具体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趋势，对当代巴蜀文化研究与丝路文明互鉴交流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