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内在的发展逻辑，要理解当代的趋势，需要了解历史学过去走过的历程。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略抒己见，条理不足，见谅。

在过去二三十年，对中国历史学界影响比较大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就算是年鉴学派了。今天，《年鉴》杂志的影响已大不如前，布罗代尔的那些认识，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被他的继承者们超越了。我一直觉得，中国学界容易接受布所代表的年鉴学派，是因为那种重结构分析、讲深层浅层之类的思路，跟马克思主义很是相近。它们都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表现。但在今天的西方学界，这种路径看来已经式微了。当然，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它们曾经对克服19世纪的历史学的三大偶像（叙事、英雄人物、政治）起过重大作用。

从目前来看，西方史学界有两股比较明显的潮流。一是超越或淡化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二是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

何谓超越或淡化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因为从19世纪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历史书写，通常是以民族、国家、政权为基本单位的，或者说，它主导者历史读者的思维。比如我们说，中国如何，某个朝代如何，某个外国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是这种历史叙事的一个必然推论。

当然，这种历史书写的出现也有它的历史原因。但是现在，人们试图从别的角度去书写。可以说有两种路径。一是跨民族历史，所谓的transnational history，或者国内某些人炒得很热的world history，global history（一些西方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学者热衷于这种大历史）。比方说，可以根据土豆的传播撰写一部跨民族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有关马或者食物的世界历史。这类物质文明或物种本身并无国界和民族属性。

另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办法，在我看来更为根本，那是从内部解构这种叙事。前些年法国很时兴记忆研究（可能与美国等地兴起的关于大屠杀的记忆研究所有区别），出了好几大卷的《记忆的场所》，里面介绍如贞德、三色旗之类的事物是如何为法国人铭记并赋予各种意义的。但是，贞德、三色旗仍然是构建民族身份的参照，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族历史的叙事。记忆研究兴起之时并非这样，它是想揭示，一些边缘的群体、地区和族群的记忆，实际上被国家主导的民族-历史叙事压抑了、消声了。例如，在某些乡村，村民们对两次世界大战、大革命拿破仑之类的事情记得并不清晰，然而是这些事情、而不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主导着通常的历史叙事。

最近英国和法国两位学者写了本书，讲1758年的圣加斯特战役的记忆。这一记忆主要盛行在布列塔尼地方，但它突出的不是法国人的爱国情操和英勇精神，而是布列塔尼人特有的反英情绪，他们与威尔士人的“凯尔特兄弟情谊”，以及对雅各宾式的、革命的法国中央权力的反感。这就意味着，布列塔尼地方也有它独特的身份认同，它跟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不是完全合一，而是充满矛盾的。这些东西是以前的历史学几乎不去涉及，或刻意去回避。

这就扯到福柯等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权力。历史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是一种权力。历史学对各种边缘群体的关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传统历史权力的反动。这类理论和实践今天已经渗透到诸多研究领域。比如，一些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认为，社会契约的前提是“性契约”，现代民主革命是以对妇女的系统排斥和奴役为前提的，这些研究者在努力论证18世纪革命话语和行为中的男性霸权等“隐性意义”，而在过去，这种意义在男权主义的视角下是很难被发觉的。

接着是另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历史和历史现象的意义不是给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建构和表述（representation）出来的东西。这是客观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求真”理想的衰落。贞德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典型。她在人们记忆中、在历史文献的表述中的形象不是始终如一的，当今法国人的圣女，在伏尔泰笔下曾被大肆嘲讽，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时期，贞德几乎快要被人忘记了。贞德形象的复苏，是因为具体政治和思想形势的需要。贞德是在被不断想象和表述的，相比之下，她的故事究竟怎样，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对它的表述和利用。

在几十年前，史学家很流行用origin作为著作的标题，而现在，invention很时髦。探索起源，便预设着一种客观的秩序，并且对历史学的方法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研究者能找出历史事件的起源。这种认识今天当然还存在。但是另一些人关心的另外层次的问题，即历表象象是如何形成、如何被赋予意义。正如贞德并非一直是民族主义的圣女，所谓的“传统”也不如人们设想的那么悠久，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被发明出来的。甚至勃朗峰的形象也是被“发明”出来的，对大海、对某些气味的感知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历程……

大概这一切都可以视为新文化史的一个反映。很多研究者不太关心理论和方法，但这类理论和方法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的研究中。这些现象，从大的思想背景上说，可能都是相通的。解构主义、语言转向、宏大叙事的衰落、历史学的碎化和叙事的复兴（过去一度很推崇分析），都应该有联系。

我想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和福柯的一些著作，对于理解新文化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至于其他流派，如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德国的日常生活史，英国人长期坚持的政治思想史，历史概念分析，等等，指向比较明确。

P.S. 一些敏锐的历史学家在作研究时，可能不太顾虑什么流派、主义的问题。历史学要形成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解释，自然要对各种理论持开放态度。E.P.汤普森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绝不是经济决定论者；M.布洛克是经济史教授，可他公开讲，历史中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之类的理想类型是不存在的。人是至为复杂的东西，任何的理论简化都存在风险。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也正在这里。

同样地，历史研究中的流派，在我看来往往各执大道之一端，不必回避，也不必过分追捧。

推荐参阅Donald R. Kelly, Frontierof History: Historical Inqui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