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历史学及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那时刊物刚满一周岁，最近的文章是2005年第4期发表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前后整整50年。这在刊物作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在经历了土改、思想改造、院校调整之后，新中国历史学刚刚起步、真正起步的时候，《历史研究》于1954年创刊了。为创办《历史研究》，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新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胡绳、侯外庐、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文，也在第一、二期连续发表声称“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给学者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那是1955年。过完24岁生日的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金冲及注意到《历史研究》在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又在第6期发表了东北师大孙守任的商榷文章。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学术平等的氛围鼓舞激励了刚刚教授中国近代史一年半的金冲及，他利用春节放假写就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文章对胡绳和孙守任的观点不完全赞成，胡、孙纠缠的是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金文认为，历史时期，应该用社会经济的标准与阶级斗争的标准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历史研究》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没有做什么修改，只删掉了“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几个字。可能是尹达主编、刘大年副主编觉得，既然是学术讨论，就不要讲“前辈”了。50年以后，金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并由衷称道《历史研究》给予了“牛犊”与“虎”平等言说的权利：“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这种对待青年作者的态度被继承和发扬下来。新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着力培养青年作者仍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一页。这些青年作者在老编辑左步青、章鸣九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叶晓青。

叶晓青原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职员。

1980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姜铎的文章《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重点是强调洋务运动负面的作用。姜文发表以后，编辑部收到了叶晓青寄来的文章，与姜铎商榷，洋洋洒洒，有两万多字。责任编辑章鸣九一看就估计到作者是个年轻人，整篇文章尚未达到发表的水准，但他发现其中有一段是谈科技的，讲洋务运动中引进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观点比较新，于是回了一封长信，建议作者专就科技问题展开讨论。叶晓青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撰写了《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又改了两三遍，发表在《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后来叶晓青又送来她的第二篇文章《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编辑部将这篇文章打印出来，分别寄给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李侃、陈旭麓、夏东元、胡滨、唐振常等等十几位近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请他们提意见。这十几个人都回信了，对文章予以肯定，也都提出了意见。叶晓青根据这些意见作了修改，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1期，反映甚佳。这两篇文章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人生轨迹，叶晓青从一位银行职员变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专业研究人员。二十年后，笔者采访就职澳洲某大学的叶晓青，她说：

是《历史研究》帮助我把研究历史变成一种职业。在这之前，研究历史在我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职业且不说，发不发表都不要紧。由于我和《历史研究》这段关系，使我走上可以以此谋生的道路。《历史研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没有《历史研究》，没有《历史研究》发表几篇文章，社科院怎么可能调我呢，因为我是没有学历的。我一直对这个过程感到惊讶，这种惊讶现在还没有克服。

“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史学家李埏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的经过：

解放初期那几年，运动不断，根本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我们都要参加思想改造，自己骂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后来《历史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几位先生的文章，感觉到《历史研究》还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定，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文章写好后我就投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到北京，开教学大纲的会议。

到北京后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二所即现在的历史所，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侯先生平时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到后赶忙说，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结果就迟到了。这篇文章我们要用。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历史研究》编辑部知道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很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很多意见，希望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编辑问，你怎么改得那么快?我说，我自己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辑问，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这个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意见很好，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我只好三年以后再把文章寄过来。编辑说，不行不行，可不能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要是现在登，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吧。编辑说，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不过你是后辈，应该虚心一点。

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意见，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1956年第8期)。

李先生这篇成名之作的意义不仅仅在学术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家庭生活状况。文章发表后，《历史研究》编辑部支付了460元稿费，《新华月报》、《社会科学战线》又支付了400多元的转摘费。

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下子收到800多元，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债还掉以后，我又带着小孩到商店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自己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一件。儿子说，穿大衣真暖和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历史研究》这笔钱后，生活大为改善了。《历史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意外的。那时《历史研究》稿费分为12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等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沈元风波”

回望五十年《历史研究》，并非都是如此阳光灿烂的故事，也有令人心悸的往事，其中最甚者莫过于“沈元风波”。

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7岁，后来下放劳改，回来后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时任《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沈元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顾颉刚1962年7月2日日记云：“近代史所沈元同志前年毕业北大历史系，年二十余，而学问根柢已好，予所作《大诰今译摘要》付《历史研究》，得其细读，指出若干不妥处，乃得修改—‘过，可爱也!”能得顾颉刚先生的赞赏，看来确非等闲之辈。黎澍爱其才情，怜其命运，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过沈元四篇文章：《(急就篇)研究》，1962年第3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1963年第1期；这一年第3期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中国历代尺度概述》，1964年第3期。其中三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一个史坛无名之辈，更重要的是一个曾戴过右派帽子的青年一连四登龙门，不啻巨石投海，引起轩然大波。有写文章批驳沈元的，有到学部状告《历史研究》重视右派的。中宣部通知学部和编辑部：以后要注意影响，少发表沈元的文章。

1960年代初，黎澍受到毛泽东应该鼓励青年上进讲话的启发，撰写著名的《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此文打磨数年，反复推敲斟酌，可谓字字珠玑，于1964年3月2日在《光明日报》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对这样一篇颇受好评的文章也有人说三道四，指摘黎文反对政治挂帅、鼓吹“白专道路”。联系到所谓沈元问题，黎澍再一次遭到学部、中宣部的批评。文革期间，黎澍挨斗时，沈元陪斗。

1970年，沈元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枪毙了。顾颉刚先生1970年5月3日日记写道：“今日在医院看布告，知沈元以扮黑人期逃出国，日前枪决，年32。”寥寥数语，布满悲凉。一个年轻而睿智的大脑就这样停止了思想。

“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

如果就发行量和“影响”而言，五十年《历史研究》最“辉煌”的岁月恐怕应该是“文革”期间了。30万份的发行数量，今天全国历史学专业期刊发行量的总和也难以望其项背。“文革”期间的《历史研究》是一本书的题目，这里只想讲一讲它在“文革”“有幸”复刊的历史。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及“史绍宾”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矛头直指《历史研究》和黎澍：“《历史研究》从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后，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实际上已经宣判了刊物的“死刑”。《历史研究》在完全失去生存空间的形势下，被迫于1966年第4期停刊。这一“死”就是八年。

1973年5月19日，驻学部军宣队传达《毛主席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听了传达，黎澍马上准备复刊工作。1973年6月5日，黎澍拟就了《杂志概况和复刊计划》。“计划”中说：“在听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的传达以后，我们立即对《历史研究》杂志复刊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虑。”这份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情况，二是复刊的条件，三是复刊计划，四是对上级提出的要求。复刊时间定在1974年1月，仍为双月刊。1974年3月黎澍再次提出《关于杂志复刊问题的报告》。6月18日学部发出《关于恢复等刊物(给国务院科教组并请转报中央)的请示报告》。未见批复。

与此同时，国务院科教组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复刊事宜了。也就是说，复刊与《历史研究》原来的主办者学部无关，除了学部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这个重要因素外，也不排除含有不信任的成分。1974年8月1日，科教组将《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请示报告》送给姚文元，8月18日，姚批示同意。8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74)科教办字220号文件《关于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的通知》。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对这份《通知》作了若干批注。这里将《通知》及黎澍批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适应批林批孔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队伍的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史学阵地，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

黎：下面应加一句：“兹将编辑出版计划通知如下”。

开口便是小偷的语气。“中央领导同志”，是少数还是多数?是个人意见还是代表中央意见?非常含糊。是偷梁换柱手法。

一、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

黎：是二是一?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黎：头二句重复，文理不通。

“破字当头”。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唯心史观。

黎：没有讲研究历史，破与立缺乏联系。

开门办刊物。大力组织工农兵写稿，提倡专业理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

黎：不真实。

文章力求准确、鲜明、生动。

黎：没有做到。

二、任务和主要内容

黎：何者为任务，何者为内容?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总结历史研究，肃清修正主义路线在史学领域的影响。

黎：还有资封是否也要肃清?

(二)批判林彪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评注法家著作，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

黎：如果仅仅为了给法家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何须如此大书特书?前面讲批判唯心史观，这里又加以提倡。一二两点暗藏篡党夺权的阴谋。

(四)开展中国历史(包括各民族史)和外国历史的专题研究，以近现代史为重点，重视家史、村史、厂史、连队史的研究。

(五)讨论重要历史问题，评论中外历史著作，介绍重要史料，报道国内外史学动态

黎：四、五是对的，但是没有实行。

《通知》的第三部分是编辑机构，要求“编辑人员从工农兵理论队伍、高等院校和历史研究部门选调，要老、中、青三结合。”第四部分是出版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印数暂定40万册。1974年10月出版试刊号，印发3000本。11月11日，科教组给姚文元写了《关于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13日姚文元批示，张春桥、江青圈阅。12月20日正式公开发行第1期。因印刷和征订原因，第1期发行255450册，到1975年第1期发行289150册。编辑部拟定了一份《全国工农兵及专业理论队伍联系单位》名单，其中重点单位12个，包括红星公社、首都钢铁公司、大连红旗造船厂、承德军分区；一般单位33个，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等“榜上有名”。这份名单还印有“密件”二字。

黎澍是原《历史研究》的主编，复刊时也征求了他的意见，但并没有让他负责。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组成新的政府，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周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在教育部，应该交回学部。1975年8月学部领导小组组长林修德正式通知：《历史研究》将交回学部，准备接收。9月4日晚，《历史研究》编辑部领导小组组长拜访黎澍说：经7个政治局委员批准，《历史研究》交学部接办。9月8日，正式向学部领导小组办理交接。就这样，刊物回到了学部。学部决定由黎澍负责。

“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

由上述可见，“文革”期间复刊的《历史研究》可以说是在“四人帮”的一手操控之下，成为“四人帮”实现乱党乱军乱国目的的舆论工具之一。我们看几篇论文的题目，大概不会怀疑这个判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1975年第1期)、《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第2期)、《道家与西汉儒法斗争》(1975年第3期)、《利用识别投降派》(1975年第5期)、《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1976年第1期)、《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1976年第3期)。此外，还有江青亲自送芒果可为物证。当年编辑部党支部书记的回忆却展示了另一个历史“现场”。

1974年8月24日，急如星火地把我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什么《历史研究》要急于恢复?背景是什么?表面一个背景，实际上有另一个背景。表面的背景是批林批孔，实际的背景主要是跟苏联辩论中苏边界问题，三北边界，东北、西北、华北，当时这个背景是不能讲的。领导同志交的底以及后来我们组稿的重点、配备的顾问，让我主抓什么，都跟这个背景有关系。

当时要我限期出刊。出刊前重头文章已经组织好了，余绳武(史宇新)的文章，讲中苏边界问题，那是重点文章，别的都是临时凑的。为了配合外交工作，必须在国庆节前出来，这是给我的任务。

当时有两条线，“四人帮”是一条线，李琦是周总理这条线，组织上针锋相对。我的顶头上司是李琦，不是迟群。另外，为了保证重点任务完成，李琦亲自出面，给我配了两个部长级顾问，一个余湛，分管苏联东欧的外交部副部长，一个罗青长，中联部副部长。我单独去见外交部的余湛，单独去见中联部的罗青长，都是讲国际斗争的事，这跟批林批孔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周总理的班子。

《历史研究》即将出刊的消息，新华社广播了，《人民日报》也做了报道：“这一期刊登的《驳谎言制造者》、《“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的见证》三篇文章，就中苏边界的一些问题，用无可辩驳的确凿史实，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苏修的种种谎言和谬论。”重点介绍了余绳武的文章。我们当时在前门饭店办公，苏联大使馆、各国家的大使馆都在找《历史研究》在什么地方，因为刊物上没有写地址。

这是跟苏联的关系，是国际斗争，不能讲。编辑部其他人不知道这个背景，只有我清楚。表面上周一良也是顾问，两个部长顾问只有我知道，李琦给我写介绍信，让我去找他们。重要的稿子表面上是我审查，实际上是送两个部长看，他们从外交口径上，从斗争策略上把关，史实问题他们不管。虽然每期稿子也送梁效大批判组审查，但梁效根本不知道这个背景。

批林批孔，要办这么个刊物干什么，到处都在批林批孔，除了《人民日报》，各地方大报小刊都在批林批孔，还要《历史研究》干什么，而且不惜重金，住在和平宾馆(开始住在前门饭店)，四菜一汤，集中了一批教授。李琦是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如果是批林批孔不会让李琦来抓。再看看那时候的《历史研究》，批林批孔也很热闹，但没有什么重头文章，没有什么特色，都是大路货。没有人交代应该批什么，不要批什么。急于在1974年底恢复《历史研究》，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反修斗争。表面上也搞批林批孔，所以我说有点“两面政权”的味道。

上述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材料来佐证，也没有任何当事人做出旁证。换句话说，这个回忆目前还是一个孤证。但其中不乏逻辑的合理性。

这一出历史剧，落幕不过三十载。两个历史场景，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笔者力所不逮，一时无法判断。个中所展示的历史复杂性，大概也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吧。辨清这一历史真相的任务也许有待后人来完成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题目新颖、思想深邃、理论缜密、文字清新的文章，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在历史学界及其他领域的罪行，许多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其影响早已溢出史学的边界。编辑们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人奉为上宾，设法从其口中打探理论动态。人们是把《历史研究》当作政治刊物来读的。就在很多编辑部成员陶醉在这“无限风光”的时候，时任社科院院长的XXX指示：到了一定阶段，应该把政治色彩淡化，不能老靠批四人帮立足，应该搞学术问题。无论今人后人如何评价政治生活中的这位院长，我们不能不说他的指示，是一个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共产党理论家的卓见。揭批“四人帮”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使命，《历史研究》在出色完成这个使命以后，很快将办刊重心转向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讨论。

300期刊物连缀了《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她是新中国历史学发展演进的一个表征；而这些文本背后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告诉人们，《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是如何写成的，以及她何以呈现如此的样态。这些“故事”与《历史研究》的文本历史“骨肉相连”，也与无数历史学者的治学生涯息息相关；可以说，《历史研究》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背后的“故事”。

《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