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肇始于何时？“五四”？晚清？抑或更早？对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判断与设定又揭示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怎样的体悟、对“现代文学”之“现代”又有怎样的理解。季剑青博士检视与梳理了从民国时期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多次争论与变动，并进一步开掘这些论争与变化背后所携带的历史视野与历史观的分歧，以及对“现代文学”之“现代”观念的历史认识脉络。海螺社区一连五期刊登此文，此为第二部分，敬请继续关注。

二

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

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界着手纠正一度以社会主义文学为标准来评价现代文学的倾向，恢复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1]但随着反思的深入和意识形态的松动，新民主主义论对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地位也不再稳固，首先就表现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设定上。这一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虽仍然坚持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但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点时，则采用“五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前夕”等较为模糊的描述，不再以1919年为统一的标准。徐源和周音的论文，更是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开端重新设置在1917年，表现出摆脱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框架的趋向。[12]在整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了以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意见。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不再能够垄断现代文学的阐释权，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这个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开始被提了出来。1985年，汪晖向唐弢请教如何解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或“现代性”的问题，唐弢回答说很复杂，很难一言敝之。[13]按照他的理解，现代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还包含着某种时代的内涵，“现代文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但何谓“现代意义”，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14]

80年代确有一些学者把“现代”当作一个时间的观念，主张将这一阶段的各种文学形态都纳入到现代文学中。严家炎这样表达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名为‘现代文学’，实际上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15]，黄修己也认为“‘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虽然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流。[16]贾植芳在给《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写的序言中持同样的看法，主张区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后者还包括旧派文学和通俗文学。[17]

唐弢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强调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不应纳入旧体诗词和鸳鸯蝴蝶派。[18]王瑶的立场与唐弢接近，也反对将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列入现代文学。[19]问题在于，如果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不能完全支撑对“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理解，又不愿意把“现代”当作单纯的时间概念，那么就需要为阐释“现代”寻找新的框架。在80年代，现代化叙事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986年，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提出将“文学现代化”作为评价现代文学的尺度，认为这一尺度较之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有助于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20]王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开端：“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而文学革命的精神扼要地讲来，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文）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愿望（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就是要求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21]，这段话解释了他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

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取代革命史叙事，成为重构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概念的新内涵，被研究者普遍接受。然而文学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观念，不像新民主主义论有那么强烈的规定性，它会溢出既定的现代文学的边界。例如严家炎和黄修己虽然主张将扩大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但同样接受文学现代化的尺度。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通俗文学也可以是现代化的文学。在时段的限定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严家炎、黄修己、唐弢、王瑶在是否容纳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都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同样是在文学现代化的框架下，有的学者则主张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邢铁华就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晚清就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发端不在五四，而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22]宋剑华也对以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动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过程，而‘现代’的含义不能只看文学形式的演变，主要是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更新。白话文学固然大张在五四时代，但它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都是产生于本世纪初”，于是将从清末“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1917年这一时段都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期”。[23]

80年代后期，围绕包括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在内的文学史分期问题，曾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1986年，王瑶撰文专门讨论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他驳斥了邢铁华将现代文学起点提至1894年的主张，指出晚清的文学改革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并没有承继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萎缩、退化和偃旗息鼓之后，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姿态，要求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文学运动”，是现代文学当然的起点。[24]1986年9月，专门召开了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会上王瑶、曾庆瑞、樊骏、许志英、郭延礼、朱金顺等老一代学者都坚持“五四”起点说，反对将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并，但也有人提出接近邢铁华、宋剑华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文学改良。[25]

文学史分期和断代问题引起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对自身研究格局的某种不满。虽然现代文学的起点被设置在1917年，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束缚，但1917年仍然属于五四时期，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端，仍旧不可避免地要纠缠于关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领导阶级这一类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论辩。对新一代的研究者来说，这表明现代文学研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隶属于革命史的地位。据钱理群回忆，1983年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产生争议，官方曾试图压制不同的声音，这成了他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动机之一，即通过把时间从“五四”提前，消解这一类政治问题，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确立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主性。[26]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7]，为此提出者特别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完整性，抽绎出走向“世界”文学、艺术思维的现代化等命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然而不难看出，这些特征性的描述，仍然是以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为依据的。正如龚鹏程所注意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摆脱庸俗社会学倾向的同时，又采用了现代化的历史解释模型，文学自身的自主性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28]虽然革命史范式被有意屏蔽，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却内在地支配了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29]

更有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图景中，“五四”所占据的颇为暧昧的位置。提出者一方面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从19世纪末开始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和完成的进程。[30]完整性和过程性两者之间充满了张力，表征之一便是对“五四”的叙述。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被上溯到1898年，但是这个进程同时包含了与古代文学的断裂，断裂不是发生在1898年这个作为上限的节点，而是一直持续到“五四”文学革命才告终。此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31]显然，提出者既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往前追溯，又不愿意完全放弃“五四”的某种中心地位，于是在一个完整的文学史阶段中，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断裂期”，“五四”被摆在了一个突兀而又有些尴尬的位置上，这事实上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景内在的断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没有正面涉及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甚至有意回避“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1898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与“五四”作为与古代文学断裂的结束这两种叙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暴露出提出者对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问题的某种犹疑不决的态度。这牵涉到对“五四”的理解。事实上，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性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尺度的，像“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就明显带有“五四”启蒙主义论述的色彩。启蒙主义是80年代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框架，在摆脱革命史范式的限制这一点上，它和现代化叙事具有某种同构性，这也是两者能够共存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的前提。但它们也有微妙的差异，较之启蒙主义，现代化叙事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这种错位是造成“五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暧昧位置的内在原因，也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五四”的处理引起了争议。从启蒙主义的视角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基点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本价值框架与理论预设系统”之中[32]，但放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文学现代化的发端置于晚清，就构成了对“五四”的消解。[33]

文学现代化虽然为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提供了新的内涵，然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中，“五四”作为现代文学之起点的地位却开始显得岌岌可危，长时段的视野使得晚清的意义逐渐凸现出来，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学新的开端。相比之下，80年代初期研究者在“五四”内部所作的1917年和1919年的分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摆脱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期然地造成了与“五四”的疏离，这从反面提示我们，使得“五四”具有起源性意义的，可能恰恰是它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

同样，在主导80年代的“五四”观的启蒙主义论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一面，它诉诸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从而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的一面，也同样被遮蔽了。事实上，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奠基的意义，已经被削弱了。从这个角度反观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和构想，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种外部理论，但却敏锐地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34]，进而确立了“五四”在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原点性的地位。

注释：[11]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王瑶、樊骏、赵园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2] 徐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 期；周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丹东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3] 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4] 唐弢：《序》，严家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序第4页。

[15] 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1页。

[16]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6页。

[17] 贾植芳：《序》，《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序第1-2页。

[18] 唐弢：《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文艺报》1983年第8期。

[19]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第10-11页。

[20]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王瑶、樊骏、赵园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第6页。

[21] 王瑶：《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第20页。

[22] 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论发端》，《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3] 宋剑华：《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76页。

[24]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81页。

[25] 李葆琰、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6]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答来访者问》《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89页。

[27]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28] 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转引自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95页。

[29] 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4-313页。

[30]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11页。

[31]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14-15页。

[32] 吴晓东：《直面新的文化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第90页。

[33] 在1986年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座谈会上，孙玉石就表示“不能忽略五四在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用”，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97-98页。

[34] 参见汪晖：《中国的“五四观”：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前提》，《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作者季剑青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作者授权海螺独家发表未删节版。本期编辑陶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