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末以来对宋史研究进行整体的学术史回顾的论文已不下 20 篇，对国内外宋史研究作了系统总结，特别是包伟民对21世纪以来的南宋史研究，李华瑞、田晓忠等对宋代经济史研究作了整体或年度回顾，包括了对南宋经济史研究的系统梳理，显示出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交通等经济重要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南宋经济的发展状况，改变了南宋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总结现有南宋经济史研究体现的三个重要问题: 南宋经济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中展开? 南宋经济表现出何种样态和特点? 南宋经济研究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希望有助于推动南宋经济史研究。

一、南宋经济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中展开

南宋偏安一隅，一方面，在西起秦岭，东至淮河的漫长边境上与金对峙，最后数十年又与蒙元对抗，加之内部政策在“恢复”与议和间反复变动，使其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面临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南宋占据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面向海洋，有便利的交通，拥有发展经济的劳力、技术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良好条件。南宋面对与北宋不同的立国形势和经济发展环境，对北宋经济的基本制度和发展路径有因有革，构成了南宋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阐释。

张邦炜提出，南宋时期的大局就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救亡图存是认识南宋历史的“牛鼻子”，牵动和制约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变法图强展开争论。南宋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战、守展开争论。南宋经济出现逼向海洋、片面发展、大发纸币、捐税极重、人身依附加强等特点（《战时状态: 南宋历史的大局》，《光明日报》2013 年 9 月 9 日; 《体系意识: 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史学集刊》2017 年第 3 期）。与“战时状态”大局相关的另一方面就是南宋长期面临军事威胁和军费压力，深刻地影响着财政制度和其他经济制度的设计。汪圣铎认为宋代商业政策改变、商税增长、禁榷加强、多发纸币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募兵制导致的国家财政压力，从而导致统治者改变政策和观念，南宋时期纸币更是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手段（《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南宋财政体制设计比北宋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军事财政特点。南宋从川陕到淮河，加上行在临安，形成五大军事防御区。各路赋税被分别划归五大防御区就近供军，由户部和四大总领所负责，各有相对独立收支划分。南宋财政供给和赋税征收必须在这一供军体制下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认识（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 年。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经济重心南移构成南宋经济发展的另一背景。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自张家驹提出后，相关研究十分丰富，对经济重心南移何时完成有不同观点，但共同之处是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程民生提出，北宋时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处于南移过程之中，尚未完成（《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郑学檬则指出，经济重心的南移在北宋后期已有体现，到南宋则完全实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 年）。经济重心南移对南宋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一是人口增长，南宋南方人口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超过北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力; 二是促进了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率有很大提高，水稻精耕细作技术和稻麦连作进一步发展; 三是习俗变化，北方移民大量进入南方，带来北方习俗，推动了南方小麦种植和牧羊业的发展（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文津出版社，1993 年; 《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 四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经济重心南移、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推动宋代，特别是南宋，海上贸易的空前发展（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租佃契约制和土地买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南宋经济的基本背景。梁庚尧将租佃契约，包括借贷关系视为南宋农村社会的协调机制，南宋农村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盛行和商业逐步发达，从而出现耕地不足、土地集中、贫富差异增大等导致农村不安和冲突的因素，租佃制、借贷关系、家族互助等又构成平衡农村冲突和不安的力量，使南宋150 年冲突和不安没有走向尖锐化，从未发生大规模变乱（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 年）。宋代，土地权利和土地买卖都出现多种样态和形式，首次出现了永佃权和田底田面权，典权关系日趋成熟，为土地流通、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开辟了新的途径，特别是南宋，出现独立的田面权，产生了永佃权，宋代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权能普遍分离，事实上的“一田两主制”与国家征税需要的一田一主制，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土地和商品经济的流通，激发产权权能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历史研究》2011年第 6 期; 《从佃户到田面主: 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二、南宋经济表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北宋和南宋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都表现出重大差异。与北宋相比，南宋经济也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揭示这些变化是认识南宋经济发展特点和历史地位的重要基础。

对南宋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的认识有经济革命、全面衰退和片面发展三种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宋代发生了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经济革命”，核心是江南农业革命( Mark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Californi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3; 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经济》，收于松丸道雄等合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第 3卷，山川出版社，1997 年) 。所谓“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而“农业革命”主要就南宋而论（张邦炜《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西北师大学报》2014 年第 1期）。李伯重认为“宋代经济革命”并非事实，而是“选精”“集粹”研究方法导致的“虚像”（《“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何忠礼虽不主张经济革命，但认为南宋社会经济繁荣，农业生产获得了迅猛增长，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同时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河北学刊》2006 年第5 期）。

程民生则认为对南宋经济不宜估计过高，不能认为是持续发展的，与北宋发达的经济相比，南宋经济出现了全面的衰退，呈现江河日下的趋势，直至出现濒于崩溃的危机，并认为南宋经济衰退预示着封建社会由顶峰开始走向衰落（《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张邦炜以“片面发展”概括之，认为北宋经济发展较为全面，南宋则比较片面: 矿冶业低迷，但农业迅猛发展; 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 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葛金芳指出了南宋手工业的不均衡发展，认为一方面南宋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实绩，商品经济及国际贸易发展、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等因素使南宋经济具有其他朝代所不具备的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战争环境、赋税过重等因素又使经济发展潜力表现出局限性。他将南宋手工业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概括为低迷徘徊的矿冶业，世界领先的造船业，持续发展的丝麻织业，初步兴起的棉纺织业，认为南宋手工业多数行业制造中心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轻工业发展超过重工业的“超轻结构”。农业的发展则突出表现在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商品经济也有新的发展，表现在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等（《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南宋经济再评价》，《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16 年第 3 期; 《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 中文版) 》2009 年第 3 期）。

海洋经济空前发展也是南宋经济的一大特点。南宋立国江南，面向大海，海上贸易政策较北宋更为积极，海上贸易的发展规模和财政影响也超过北宋。葛金芳认为，南宋海外贸易的兴盛为汉唐和北宋所不及，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下，东南沿海地区逐步崛起开放型市场经济，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的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宋以前“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开始向南宋“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海陆型国家转变（《南宋手工业史》《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张邦炜认为葛金芳的概括虽不无道理，但不尽周全，他认为南宋经济的海洋发展倾向是“逼向海洋”，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以及因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而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只能勉强称之为“半海洋帝国”（《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大发纸币是南宋经济的又一大特点。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南宋发行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多种纸币，初期还较为谨慎，随着战争费用增加，开始滥发纸币，并陷入依赖发行纸币应付不断上升的军费需求的恶性循环。滥发纸币对南宋财政、赋税、市场、物价等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刘森《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

三、南宋经济研究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学术话语和学术议题逐步转换，理论建构日渐多元，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议题的探索上取得了突出成就。1980 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会的学术讨论已经显示了研究话语和研究议题承前启后的转折特点。该会议提交的 42 篇论文中有经济史论文19篇，经济史仍是最被关注的领域。这些论文体现了强烈的实证取向，不少论文不再囿于阶级分析和社会性质等视角的藩篱，关注货币、商税、香药贸易等具体问题的实证。但大部分论文，特别是研讨交流中关注的焦点还是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等 1949 年以后史学研究的基本议题，引起讨论的主要研究议题和对话逻辑仍是人身依附关系、阶级矛盾、剥削方式、第二次农奴化、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人物评价的进步性和落后性等，体现出中国内地宋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议题的继承和转换（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曾维华《宋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侧记》，《历史教学问题》1981 年第 1 期。梁人《宋史研究会学术讨论述要》，《学术月刊》1980 年第12 期）。

葛金芳提出农商社会理论，其主要落脚点就是南宋经济，通过《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农商社会”视野下南宋商品性农业述论》（与柳平生合著，《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南宋经济再评价》等多篇讨论南宋经济发展的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其主要观点，认为南宋江南社会与华北社会表现出诸多区别，华北地区较多地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南方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发展速率，开始由古代农业社会步入“农商社会”，南宋可视为农商社会的形成期。林文勋提出的富民社会理论也特别关注南宋经济，认为南宋社会中的富民阶层以“富而好儒”作为立家根基和必然选择，在发展家庭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乡村社会的乡党之学，倡导践行耕读传家的新文化趋向，成为乡村社会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推动力量（林文勋、黎志刚《南宋富民与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11 年第 4 期）。这些理论探索拓展了南宋史研究的视野，揭示了南宋时经济发展的新面相。

王瑞来提出的宋元变革论和李治安提出的中古以来南北两条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论都肯定了南宋在中国历史传承和演变中的重要意义。王瑞来指出，唐宋变革揭示了由唐入宋的变化，而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可以用宋元变革来阐释，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宋元变革论通过对时( 南宋) 、地 ( 江南) 、人 ( 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 年第 4 期) 。李治安认为，南北朝至唐前期存在“南朝”“北朝”两条并行的发展线索或两种制度体系，从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角度强调了南宋的历史作用，认为10—13 世纪北方民族政权强化了北制因素，江南经济仍沿着唐宋变革的模式发展繁荣，元明南方沿袭南宋的经济体制 ( 《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 年第 6 期) 。

作为南宋史研究基础的南宋存世资料数量和类型也与北宋不同，因而南宋史在研究方法上也需有相适应的路径。张邦炜所主张的北宋与南宋研究不能“一锅煮”，既指不能忽视南宋相对于北宋的变化，也包含着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各有特点。包伟民谈到南宋史研究资料时指出，南宋，尤其是其后期，存世资料过少，对学术研究有不利影响，但所谓存世资料过少是相比较而言的，学界对于处理隋唐以前印刷术未普及时期的历史资料的方法，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认真参照、借鉴，更精心、深入地研读存世文本，南宋史研究状况会有所改观。另一方面南宋史存世史料与北宋相比也有其特点，南宋后期文集、地志、笔记、考古材料等有些还明显多于北宋与南宋前期，已经有学者运用文集、方志等资料作出了明确的示范。相比于资料更为丰富的那些时期，讨论南宋中后期历史要求研究者更多智力与毅力的投入（《新世纪南宋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唐宋历史评论》第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近四十年南宋史研究的议题既有对此前已有关注的土地制度、财政问题、商品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继续深化，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这里以土地问题研究和“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土地制度长期在人身依附、剥削方式、阶级关系的话语下被学界讨论，从地主阶级贪婪本性的逻辑出发，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在南宋被阐释为土地兼并的持续增长。近年来关注重心则转向辨析“田制不立”涵义，检讨宋代土地制度研究的话语体系，以及“不抑兼并”是否可视为宋朝基本国策，探讨土地集中与分散趋势如何并存和交互，关注产权形态、经济关系的生成及其对维持农村社会秩序运行和国家统治实施的作用。“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南宋经济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议题，南宋农业生产力(特别是亩产量) 、稻麦复种制等问题的讨论多以“江南”为案例。“江南”的研究一方面意在揭示南宋经济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被赋予探索南宋如何影响后世的意义。南宋江南农业生产力、土地开发、水利组织、社会体系、城市经济等都有了深入研究。

上举王瑞来、李治安、何忠礼等的研究都指出，以江南为代表的南宋经济对后世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包伟民提出，元明清对南宋文化的继承主要是在南方地区( 以江南为主) ，明清特别是清时期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不可能没有南宋文化的影响，但“南宋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相比于简单、孤立地强调南宋对后代的历史影响，不如将这种影响落实到具体论证明代中叶以后的南北整合与最终走向“江南体制”，这既可能跨越南宋史意义的旧认识，也是从前后联系观察南宋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径（《宋代经济: 历史观察的时代背景》，《光明日报》2017 年 1 月 2 日）。

四、余论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学术研究常作常新，永无止境。现有研究为南宋经济史研究的继续前行提供了重要借鉴，有助于此后南宋经济史研究发现问题，明确方向。概括而言，现有成果可以给继续推进南宋经济史研究四个方面的启发。一是树立学术研究的整体意识，明确南宋经济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展开，具有什么样的总体特征，可以使具体问题的研究有更清晰的定位，更好地揭示具体研究的整体意义。二是树立更明确的变化意识，既要认识到北宋与南宋经济发展的传承与变化，避免对两宋经济研究，包括其他历史问题研究的“一锅煮”，也要关注南宋经济制度、经济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不同区域的差异，避免对南宋经济的一言以蔽之。三是树立长时期考察的意识，更深入地探讨南宋经济对后世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南宋经济影响元明清的因素、方式、程度和范围，更清晰地认识南宋经济在中国历史长期演进中的地位。四是树立理论意识，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从更丰富的视角阐释南宋经济，充分发掘南宋史料的历史信息，探索切合南宋史料状况的研究方法。只有如此，才能在南宋经济史研究中实现如张邦炜、包伟民、寺地遵等学者所提倡的既深研问题，又建构体系，避免停留于现象描述和迷失于“局部的详细研究”，“从平面走向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