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述学（Assyriology）是一门通过发掘和解读楔形文字（cuneiform）文献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Mesopotamia）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学科。楔形符号（苏美尔语为gag、gu—

或santak，阿卡德语为sikkatu、

或santakku）是古代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使用了3000余年的书写符号，成为该区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楔形文字文献是以古代两河流域为核心的西亚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释读楔形符号书写的文献是亚述学研究最重要的手段。

楔形书写符号的盛衰

苏美尔人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在公元前4千纪末发明了楔形书写符号，还在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公元前3千纪，伊朗西南部的埃兰（Elam）人和地中海岸边的埃卜拉（Ebla）人也使用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公元前24世纪，阿卡德王国（Akkadian Kingdom）征服了苏美尔城邦，阿卡德人采用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阿卡德语。公元前21世纪，乌尔第三王朝（Ur III）控制了两河流域及周边的大片区域，苏美尔语重新成为通用语言。

公元前2千纪前期，阿摩利人入主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伊辛（Isin）、拉尔萨（Larsa）、埃什嫩那（Eshnnuna）和巴比伦王国等政权，北部建立了阿淑尔（Assur）城邦和上美索不达米亚王国（Upper Mesopotamia Kingdom）。阿摩利人没有发明文字，于是沿用阿卡德语文字，两河流域南部形成了巴比伦语，两河流域北部形成了亚述语，赫梯（Hittite）和乌伽里特（Ugarit）等周边民族也使用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

公元前2千纪后期，两河流域南部的加喜特王朝（Kassite Dynasty）、伊辛第二王朝等政权和两河流域中北部的米坦尼王国（Mitanni Kingdom）继续使用巴比伦语，北部建立的中亚述王国继续使用亚述语。公元前14世纪，古代埃及、赫梯、米坦尼王国、中亚述王国和加喜特王朝交流频繁，阿卡德语是各国交流的通用语言，楔形符号也传到了地中海东岸地区，楔形书写符号成为该地区重要的书写符号之一。

公元前1千纪前期，亚述帝国征服了西亚大部和埃及北部，乌拉尔图（Urartu）人采用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但是，随着阿拉米人的流散，简便易用的阿拉米字母文字逐渐在西亚地区流行起来，楔形书写符号面临挑战。

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崛起，尽管波斯人采用楔形书写符号书写自己的语言，但是，阿拉米语是这个庞大帝国的通用语言，楔形符号的使用范围进一步萎缩。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人和罗马人先后入主西亚地区，两河流域文化趋于泯灭，楔形书写符号也无人识读。

楔形书写符号的解读与亚述学的诞生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消亡后，希伯来圣经和希腊罗马史家的著作零星地保存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吸引欧洲人文主义学者探索东方。1160—1173年，西班牙的犹太拉比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游历西亚地区，开启了欧洲人探索东方的热潮，但楔形文字铭文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1602年，果阿学院神学教授德·古维阿（Antonion de Geuvea）出使波斯，首次向欧洲提及楔形文字。1616—1621年，意大利古董商兼学者彼得罗·德莱·瓦罗（Pietro della Valle）游历西亚地区，在信中首次向欧洲展示楔形文字符号。1700年，牛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海德（Thomas Hyde）首次将楔形符号称为“楔形”（cuneiform），但并未意识到它是一种书写符号。1765年，丹麦探险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准确完整地临摹了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助推了楔形符号的破译。

1802年，德国哥廷根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eorg Grotefed）成功释读部分古波斯语楔形符号。1835—1837年，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Henry C. Rawlinson）临摹了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成功地释读了古波斯语楔形符号。1844—1845年，丹麦学者韦斯特伽德（N. L. Westergaard）成功释读20余个埃兰语楔形符号。19世纪40年代起，英法两国考古队在亚述帝国的都城遗址霍尔萨巴德、尼木鲁德和库云基克等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大量带有楔形符号的石雕和泥板文书。

1845—1848年，爱尔兰牧师兴克斯（Edward Hincks）在破解古波斯语楔形符号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851年，罗林森发表贝希斯敦铭文译文，基本释读阿卡德语楔形符号。1857年，英国数学家塔勒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翻译了一篇刚刚发现的亚述棱柱铭文，他建议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邀请罗林森和兴克斯独自翻译上述铭文，在伦敦的法国语言学家奥波尔（Jules Oppert）也受邀参加铭文的翻译。1857年5月25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组织的鉴定表明上述学者的译文基本一致，有关学者破解楔形书写符号的努力获得了认可，标志着亚述学的诞生。

由于早期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发掘的楔形文字文献出土于亚述帝国遗址，它们的语言被称为“亚述语”，因此这门科学被称为亚述学，不过，其研究的范畴如今已囊括出土楔形文字文献的西亚和北非地区。19世纪末，苏美尔城邦遗址和苏美尔语楔形文字文献被发现，在释读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基础上，亚述学产生了一个重要分支——苏美尔学。20世纪以来，随着赫梯语、埃卜拉语和乌伽里特语等楔形符号的成功释读，亚述学又出现了赫梯学、埃卜拉学和乌伽里特学等分支。

楔形文字文献的整理与亚述学研究

随着波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赫梯语等多种语言楔形符号的解读，西方学者再掀西亚考古的高潮，大量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数以十万计的楔形文字文献充斥欧美国家的博物馆。1861—1884年，罗林森等英国亚述学家整理出版5卷本的《西亚楔形文字铭文》（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1896—1990年，大英博物馆整理出版《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58卷。1910—1967年，法国学者整理出版《卢浮宫楔形文字文献》（Textes Cuneiformes Museum du Louvre）31卷。除此之外，中小规模的楔形文字文献汇编不胜枚举。大量楔形文字文献汇编的出版为亚述学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推动了亚述学的发展。

楔形文字文献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后，亚述学家开始编纂工具书。1956—2010年，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编纂21卷本的《芝加哥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5—1981年，德国亚述学家编纂3卷本的《阿卡德语词典》（Akkadisches Handw?觟rterbuch）。1974—200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编纂《宾夕法尼亚苏美尔词典》（Pennsyl-vania Sumerian Dictionary），现以在线词典的形式供各国亚述学学者使用。此外，欧美亚述学家还编纂了多部小型的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词典及其增补。

早期的亚述学家对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的理解普遍不够准确，相关的楔形文字拉丁化（音译）、翻译和注释需要校勘，20世纪80年代起启动了重新整理和翻译楔形文字铭文的项目。从1987年起，芬兰亚述学家联合欧美亚述学同行整理翻译《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至今已出版22卷。从1987年起，加拿大亚述学家等国学者整理翻译《两河流域王铭》（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至今已出版19卷。另外，与上述两部楔形文字文献集类似的文献整理和翻译项目不胜枚举。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亚述学家开始将楔形文字文献数字化。其中，影响和规模最大的研究项目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亚述学者支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楔形文字数字化图书馆先导计划”（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170年来陆续发布的约四十万件泥板文书被编号登记和拉丁化，三分之二有原文的临摹件和扫描的图片。西班牙马德里高等科学研究院的“新苏美尔语文献数据库”（The Database of Neo-Sumerian Texts），汇集了大约12万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牛津大学支持的“苏美尔文学电子文本集成”（Electronic Text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项目已发表350余部苏美尔语文学作品。其他的楔形文字文献数字化项目数以十计。

依据发表的楔形文字文献，借助编纂的工具书，国际亚述学研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涉及语言、政治、经济、文学、宗教、建筑、艺术、科技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两河流域考古遗址最初主要是由欧美发达国家发掘的，所获得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收藏在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在独立后才有意识地保护国家文物，开始收藏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等文物。欧美学者享有掌握楔形文字文献的便利条件，亚述学研究水平较高，而西亚诸国和其他地区的亚述学研究起步晚，研究水平相对较低。

1984年，根据林志纯、周谷城和吴于廑等学者的倡议，经教育部批准，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是重点学科之一，一批优秀的亚述学学生进入欧美著名亚述学研究机构深造。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亚述学人才的成长和海外留学人员的回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陆续开展亚述学教学与研究，中国亚述学学者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日渐增多，我国的亚述学研究方兴未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