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塾、官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的学生们手里是不存在“教科书”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近代西化的产物。

具体的时间，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

一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

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

其中，小学阶段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9年，中学阶段教育5年，共计14年，均需设置“历史课”，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学习内容为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

可以说，伴随着清政府积极地学习普鲁士式的基础教育模式，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带来了普遍性的教科书需求。

然而，与我们习惯的国家统一规定和编撰教科书不同，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日本翻译而来，为啥？

没有。

在上述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到：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

也就是说，“新学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书”，国内可能根本没有能够拿来做“教科书”的旧作，那就“凑活着用”现成的外国成书译本吧。

不过，相对于一直“空置”的科学而言，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各类史书，同样没有一本“符合近代标准”的“教科书”，已经够尴尬了，更尴尬的是，“科学”书还可以有英文本、法文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只有日文本……

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只能无奈表示：

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这种情景， 堪称凄凉，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积极翻译相关著作，如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当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不过翻译虽多，真正经过清政府学部审定通过的只有五本：

一本是市村瓒次郎撰写的《支那史要》，这本书原本是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为了作为日本的教科书使用，缩写成二卷本，变成了“史要”，并于1902年被国人翻译为中文，而六卷本也于次年被翻译成中文，均被采用为中国学堂的历史教科书，而在今天，哪怕只看这书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连翻译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在中国影响极大，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均为同书异名。

另外两本分别为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最后一本是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是比较特殊的，即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经过增删之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属于一个标准教科书体例的“教科书”。

这个“普通学书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亚泉学馆”，是由近代名士杜亚泉私人创办的，1903年才并入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继续负责编辑教科书。

不过，上述官方审定的教科书虽然广泛应用，却并无“强制性”，各地的学堂仍可自主选择教科书，所以，除了上述5种日本教科书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选择版本”：

增田贡的《清史揽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译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三岛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

注意，历史教科书虽然使用广泛，却并非历史学专著，其专业性、系统性均有限，但哪怕只是这个层级的“冲击”，对于当时的饱学之士，已可称振聋发聩，比如王国维为《东洋史要》作序时就写道：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二

更讽刺的是，日本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甚至有直接用中文写作的，比如那珂通世所作的《支那通史》（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所作的《最近支那史》（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即同属此类。

可见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发力之深，而能够用中文汉字写中国通史的那珂通世在读到另外一本日本撰写的中国史教科书时，却为之赞叹：

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

中国史学大师王国维则评价该书：

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

这本书就是日本东洋史泰斗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于1899年由东文学社翻译印行，问世之后，即“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乃至于清朝学部在将其审定为历史教科书的同时，盛赞此书：

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

而所谓“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即其分期的方式：

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

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

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

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这种分期的方式，在1903年之后，中国人开始自行编撰教科书的情况下，仍旧影响深远。

陈庆年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年）即以《东洋史要》为蓝本进行改编，在增删补正之后，沿用了桑原氏的分期方式：

一是由太古至秦统一的上古期：

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之时代。

二是由秦统一至唐亡的中古期：

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颉颃，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世时代。

三是自五代至明亡的近古期：

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命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

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

（欧洲势力极盛并扩张）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正因为前后的分期基本沿袭，其视角其实均为“东洋史”的视角，即并不仅限于中华大地的历史变迁，而是将其置于整个亚洲大格局的变动之中，但又以“中国”为表述的核心。所以，前者符合讲求“进化论”的西化知识分子的脾胃；后者则适应近代中国勃发的民族主义的思潮。

与此同时，又兼顾了西方与东方贸易、扩张的大格局，即以“清初”即公元17世纪前半叶，与西人东渐的大背景挂钩。

在1913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叶维善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提到：

自元时跨有欧亚，东西交通，欧罗巴人慕中国之富饶，渐思东来。后来由于欧亚陆路通道受阻，于是欧人注意别辟新航路，而欧亚交通起矣。

换句话说，元代的扩张，为中西“通商”和“交往”之张本，而西人东来，带来的就是“近世”，也就是说，其分期划界的基准线之一，即为新的历史参与者的“来到”。

这种将“交流”和“变化”视为先进和正确的思维方式，直白点讲，即承认自身为“未开化”之族，而由新的刺激而带来“开化”，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玉森《（新著）本国史》中，其实一样延续了这种思维方式，盛赞了“正式交涉”：

我们与欧洲列国正式之交涉，自清初之中俄交涉始。俄见黑龙江富饶，趁清兵入关时侵占雅克萨，筑城驻兵。圣祖毁雅克萨城。中俄和议，订尼布楚条约。我们交涉史上最荣誉之条约也。

另外一本影响深远的日本人著作《支那史要》，为市村瓒次郎所著，其分期方法别有意趣：

卷一、总论；

卷二、古代史，自开辟至秦之并吞六国时；

卷三、上世史，自秦并吞六国至隋一统南北时；

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统一南北时至宋之灭亡时；

卷五、近世史，自元统一海内至清宣宗之世；

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湾及伊犁之纷议。

其核心着眼点在于制度沿革与对外政策，所以，其母本《支那史》，早在1903年就被笔名为“支那少年”的译者编译，改称《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由支那翻译会社出版发行。

其要旨，即明言：

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

直白地说，就是摒弃朝代史观，甚至政治史的轴心，而以与“文明之进步者”相关的“开化”故事匹配。

类似的思路也见于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这本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编写的教科书，在“凡例”中即强调：

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

具体而言，即以类似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使用的文明形态分析的手法，对于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界定，所以，基本抛弃了朝代史的叙事，而代之以三大时代：

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

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

自秦以后至今（清末）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

以上的分期，如果观察其着眼点，基本上均以“开化”，即西方化、世界化作为所谓优胜的标准，在思维方式上，极为类似于日本人对于近代化的着眼点，即“被迫的近代化”、“被迫的开放”也一样是好事。

大体上，我们可以总结为所谓的“开化史观”，也可以作为中国知识界曾经如饥似渴地寻求“开放”与“近代化”的一种证明。

三

除了之前引述的一系列历史教科书之外，夏曾佑所著的《中国古代史》（1904－1906）则是基于中国本身历史，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的观念进行分期的经典之作：

他指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

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

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

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

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

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

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

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

晋至隋的中衰时代；

唐为复盛时代；

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

清为更化时代。

这是一种以中华文明本身为叙述母体的“盛衰”史论，非常有文化主体性，这种特点，也是之后历史教科书的“分期”逻辑变化的主轴之一，不过其占据绝对上风，仍需时日。

另一派的观点，至少在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之前，仍非常常见。

比如1924年出版的赵玉森《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卷）中指出：

所分时期，与东西洋史时期，互相参校，翼归一律，俾免学生将来讲授东西史时，因分划之过差而生误会，引起教授上之困难，按历史普通分期之法：上古止于西罗马亡；中古止于东罗马亡。日本人所著东洋史，于中国时期，上古于战国，秦汉以下即为中古。夫西罗马之亡在南朝宋苍梧之时，上距六国之灭亡已六百数十年。东西相差之距如此，易致误会，而生错谬。

总结一下，即是说世界史的上古、中古分期在西罗马、东罗马灭亡时，而日本学者所写的东洋史，上古断代则在战国、秦汉，也就意味着学生在学习历史时，同一个“上古史”，对应两个时间段，容易造成思维误会。

这种说法，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绝对不算错误。1926年印水心推出《国史读本》的时候，也是参考了这种思路，在分期时，就以西方的分期来对应中国的分期。

然而，到了1928年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学科标准调整，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直接的干预。

所以，在193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中，你仍可以看到两种普遍性的说法区别，即“近世史”有两个开端：

1，元朝初年；

2，明末清初。

元朝初年之说，根源来自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明末清初之说，根源则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可以说，都能找得到“根儿”，还是日本“根儿”。

不过，在1930年代之后，文化主体性要求的加强，尤其是对革命合理化的解释需求，民国的教科书统一了分期的断代：

上古：秦统一之前；

中古：秦统一到清初；

近世：清；

现代：民国。

这个界定的标准，实际上是略近似于《普通新历史》中以秦统一为封建时代与郡县时代界限，即将近2000年的历史全部塞进了“中古”，而以其最明显的制度文明特征为分辨的标准。

而“近世”=清代的划分方式，则是与其历史教育目的息息相关，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6年6月修正）中，国民政府明确提出：

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

《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6年6月修正）中说法大同小异：

注重历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之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

在进行分期之后，“中古时代”的荣光和“清前期”的“强盛”、“清后期”的失败，其实也就形成了对比，则在民族自豪感的塑造，以及反帝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发扬上，有非常大的益处。

综合起来说，这个时代的历史教科书的“分期”所体现的已经是强烈的“民族主体性”，即着眼点收束为中华文化和国家实体在古代、近世、现代的变革之中的盛衰变幻，而不以与世界的交流和近代化、西化程度为标准。

从结果来看，国民政府时代对比民国（北洋时代）和清末新政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已经非常强调“政治经济问题”，极度关注“侵略与失败”，虽然在程度上，仍旧被1930年代之后历史研究者中盛行的左翼思潮落下很远，其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构史观，面对“五阶段论”为代表的经济结构史观，仍旧显得过于“国粹”和“保守”，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被彻底的抛弃，并不单纯是政治上失败导致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必然”的失败，而其本身的内容特性，更是早早即在为后来者“驱鱼”。

参考资料：

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刘超：《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6月号。

舒习龙：《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袁咏红：《近代中日学术交流中的批评交锋》，《光明日报》2010年6月4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