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中国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

陈卫平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的重要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这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都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坚定的人民立场紧密地、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诞生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经过曲折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联成一体。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中国近代

作者简介：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目录概览

一 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

二 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

三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与“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及新飞跃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内涵。上述论断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后者的生长以前者的实践为基础，而前者的推进以后者的构建为使命。这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入了近代，它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此后中国被卷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在这样的世界文明格局中，西方因强盛而霸道和中国因贫弱而挨打，对比鲜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不得不谋求引导西方走向强盛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取决于中国具体而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传统，因而中国必须探寻适合如此条件和传统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的过程是对传统的瓦解，但现代化的大厦又无法在一片民族传统的废墟上建造起来，对于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尤其如此，因此，中国现代化必须回答如何与自身的传统文明的转型同频共振，使其以新的形态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的体系的问题；中国现代化是以学习西方起步的，但是，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结果“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于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 不思考什么是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文明形态。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样的寻求和思考的历史逻辑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做鸟瞰式的考察，可以从距今160年前开始。

一 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

起步于“自强”“求富”的现代化与“中体西用”的纲领。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以自强、 求富为目标，拉开了创建现代工商业的序幕，这是“近代化一小步”，即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脚步，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办洋务”“制洋器”。此后，富强成为中国现代化追求的重要价值。在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时，魏源就提出以“师夷长技”来实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不过，直到洋务运动才真正将此意愿施为实务，而“‘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基本意思如冯桂芬所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的洋务人物用不同的言辞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核心精神是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技术层面的形下之器，而以中国维护封建专制的名教纲常为形上之道，希冀用前者扶持后者于不倒。

洋务运动以此为纲领，将“体”“用”作构架，一方面试图在已经腐朽的封建旧制度下吸取西方现代工业成果，以官督商办的形式走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勾画了用纲常名教的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现代工业成果相结合的文明新形态。今日的史学家认为，前一方面在当时不失是对移植西方现代工业“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后一方面则是设想了“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在当时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以坚船利炮出现的强势冲击，“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就是说，中体西用是顾及了当时中国实际的，其不中不西的构想，有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意味。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及其纲领的破产。看似符合实际的东西，却被实际否定了。这是历史的诡谲，但它挑明了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就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而言，中体西用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前提下的现代化之路走不通了，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为合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打开通道呢？就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体西用’一方面采纳西学，是进步的，却带来了崇洋的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体’，是保守的，却又依托于民族性”。那么，如何在现代化中生长出摆脱进步与保守、崇洋和民族性互相纠缠的文明新形态呢？

中国现代化“驾乎欧美之上”的可能与防止“欧美日本伪文明推行于中国”。维新派在批判“中体西用”中前进，其代表人物严复说，中体西用犹如“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般荒谬。维新派以及继之而起的革命派，都以为只有变革封建专制(变法或革命)才能使现代化走上坦途。他们的变法或革命大体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蓝本。不过，他们同时看到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弊病，最为突出的是贫富悬殊。严复说：“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因为西方现代产业为少数人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对于“贫富之差，则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孙中山有相同的看法：“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欧美已 陷于“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悬绝之惨境”。与此相应，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病态百出。严复指出西方“民风不竞”、“奢侈过深”、私生子满街、贿赂盛行等，“西洋教化不异唐花” ，犹如经不起风霜的花朵。孙中山认为“欧美各国”的文明善果恶果并存，而“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 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

因此，革命派试图为中国找到“驾乎欧美之上”即后来居上的现代化道路，防止“欧美日本伪文明推行于中国”而建设真文明。这是维新派思想中没有的。孙中山以为虽然中国现代化是后发的， “然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如果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就能杜绝欧美现代化产生的流弊尤其是贫富悬殊，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因而他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同时，他认为对于建设超越西方伪文明的新文明来说，社会主义是不可或缺的，“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当然，孙中山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主观社会主义，无法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既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伪文明，两者是矛盾的，而这矛盾预示了历史正酝酿着大转折，即近代中国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目光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域，将从西方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二 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

“走俄国人的路”与“第三新文明崛起”。这样的转折，随着俄国十月革命造就了社会主义成为事实上的存在而发生了，“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启蒙为中国现代化清除障碍，而这是与“欧化”相联系的。如陈独秀“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即民主和赛先生即科学—引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就是因为“西洋人”是由“德、赛两先生才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此文发表仅过去一年多，陈独秀就转向了。他指出中国不必如“西欧”那样“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因为“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中国应当以此为实例，“创设社会的工业”“造成多数幸福”。李大钊用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之实业”的发展实绩，表明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物力、人力的优势，“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并指出“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因此，“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走俄国人的路”另一重含义，是看到了在俄罗斯诞生的社会主义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曙光。陈独秀曾写有《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将法兰西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典型。后来他将18世纪法国革命和十月革命并提，认为“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以为十月革命在法国革命之后，开启了新文明。李大钊则明确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的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认为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有可能造就对于中国传统“主静的文明”和西方现代 “主动的文明”双重超越的人类“第三新文明”；而中国传统文明可以在这新文明崛起中“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超越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出新之处，在于它表现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个性的活动”相统一。同时，李大钊说，社会主义者“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地“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这些观点显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可见，“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有了初步的联系。“走俄国人的路”，表现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急迫。因此，一方面是立即应用于“实境”，一方面是缺乏从容而深入的理论准备，这两方面的叠加，决定了需要经过长期摸索，才能真正把握上述联系的内在环节。

以“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奠基与“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五四”之后，把握这些联系的内在环节的长期摸索，就是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变为走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踩成的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样的使命。毛泽东在回顾中国近代历史时说：“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认为没有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命运多舛。如何进行这场革命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走“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道路的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这个革命的成功是走向现代化的前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他还阐发了中国共产党以此为使命是基于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追求：“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就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上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具有建立文明新形态的意义，其目的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新文化也是新文明的基本内涵：民族的即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科学的即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现代文明成果，大众的即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它之所以“新”，在于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也因其“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而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但又不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可见，它是走向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的过渡阶段。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没有“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 而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将新文化和个性解放并提，并以后者为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为此毛泽东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予以阐发。这实际上是把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作为文明形态之新旧的本质区别。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坚定的人民立场紧密地、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喻为整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上篇是“中国式”，意味着下篇也要以“中国式”相接续。然而，如同上篇的“中国式”经历了艰苦的摸索，下篇的“中国式”也非一蹴而就。

三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与“第二次结合”的曲折及新飞跃

试图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与文化上“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写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下篇文章，成功走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多次用不同的语句表达了如下的要求和目标：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而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说的，所谓的 “别人”既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无疑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区别。然而，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的是破除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迷信，“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就是要开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其中关键是要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并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情出发，毛泽东阐述“中国工业化道路”最多、最集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开辟这个新道路的同时，毛泽东1956年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而“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这实际上提出了创造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问题，其中有四个要素：一、应当具有 “社会主义的内容”；二、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把它“变成中国的”；三、“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把老传统丢掉”，应该根植民族传统；四、“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如鲁迅的小说那样，“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这样的文明形态，在精神领域表现为精神生产展示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勃勃生机；在政治领域要“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错误，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被迟滞，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被扭曲。历史走了弯路。但因其仍在这条路上，所以也有正面的成绩，如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而又因其“弯”，所以需要拨乱反正，如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成功开创“中国式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手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完成了毛泽东想要完成但未能完成的“第二次结合”，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的重要标志是成功开创了毛泽东想走通而未能走通的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中国式”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这条道路以中国特殊国情即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依据，由此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战略。其次，这条道路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再版。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再次， 这条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邓小平在会见西方发达国家客人时，多次强调：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就有此含义。这具有两方面的意蕴：一是就普遍性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二是从具体对象来说，它是针对当时被称为第三种工业文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有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邓小平对此深以为然。因为所谓第三种工业文明仍旧从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范围，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这之外另辟的新路。

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必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从解决温饱的小康走向富裕丰盛的全面小康。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初表述是：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为根本任务。以后“四有”提升为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这意味着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它具有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方面意义：首先，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能否超越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发展物质文明的速度上比西方快 得多，而且在遏制和克服类似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上富有成效，显示了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文明新形态的意义。其次，回答了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文明相容的问题。一般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人们必定匍匐于资本、金钱的脚下。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否定了把市场交换原则推行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此外，市场经济体制培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缺乏的竞争、效率等现代意识。这就创造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融合为一的文明新形态。再次，回答了社会主义是否依然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的问题。社会主义尤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崛起，使社会主义成为有吸引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在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之后，这个新形态黯然失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的充沛活力和巨大能量，使社会主义这个文明新形态再次在世界上放射光芒。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是将这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联成一体。这四位一体标志着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总结，而总结又是新的时代的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绚丽篇章。回望来路，可以认识到“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上述探索历程的延续，因而这里的“成功”和“创造”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基因，反映了高度的历史自觉，体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更是对以往探索的历史总结：深刻、正确地回答了以往试图解决但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推进、拓展了以往回答这些问题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