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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素以名家辈出、积淀丰厚著称。史料的限制与近代以降标的颇高的研究积累，使这一断代素有“题无剩意”之称，也对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构成了挑战。21世纪以来，在理论方法更新与新材料发现的助力下，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已有的进展与现存的瓶颈也驱使学者思考未来工作的方向。近年陈怀宇与魏斌等学者的笔谈已对扩充史料，突破断代、学科与国别划分以及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提出了思考，本文则以专题的形式对2020—2022年发表的研究论著择要加以梳理与评述。

作者：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庄麦，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曾磊，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 10 期。

目次

一、史源考索与历史书写

二、传统研究领域的持续推进

三、新方向的热与冷

四、出土文献与“发现”之学

五、代表性论著评介

六、小结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素以名家辈出、积淀丰厚著称。史料的限制与近代以降标的颇高的研究积累，使这一断代素有“题无剩意”之称，也对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构成了挑战。21世纪以来，在理论方法更新与新材料发现的助力下，涌现出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已有的进展与现存的瓶颈也驱使学者思考未来工作的方向。近年陈怀宇与魏斌等学者的笔谈已对扩充史料，突破断代、学科与国别划分以及反思近代以来形成的研究范式等方面提出了思考，本文则以专题的形式对2020—2022年发表的研究论著择要加以梳理与评述。

一、史源考索与历史书写

近年来，随着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开展，正史编撰与史源研究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史源研究落实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在方法上有受文献学、书籍史等影响的一面，在具体实践中侧重分拆典籍编纂过程中的文献层次，比定现存文献依据的“中间文本”，进而揭示不同的史料来源与信度，对史源的考察渐成年轻一代学人利用文献前的基本意识。《文献》2020年第3期推出“史源学与历史书写”专栏，陈爽在导言《漫说史源调查》中认为目前的“史源学”与近代学者话语中的“史源”有所参差，其形成不仅源于史料数量限制带来的深耘传世史料的现实需要，更有后现代主义“史料批判”意识的推动，以及数据化时代电子检索提供的巨大便利。《中国中古史研究》第8卷“‘文’与‘物’的生成”专号、《唐研究》第25卷“中古史书的文本源流：编纂与传布”专栏多篇文章也与此主题有关。

苗润博《〈辽史〉探源》与他关于契丹早期历史记忆的系列论文，大约是基于这一方法最成功的实践，揭示了《辽史》纪传尤其是各志不同的史料来源，有力推动了契丹早期史、斡鲁朵、四时捺钵等历来聚讼不已问题的讨论，其中《〈魏书·契丹传〉的文本来源与叙述策略》《从误解到常识：史源学视野下的唐代大贺氏契丹问题》两文上溯中古史籍中契丹记载的史源。李南晖对唐修国史研究的学术史做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了唐代国史的修撰和流传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新旧《唐书》纪传志史源的一系列个案研究，仇鹿鸣通过比定《大唐创业起居注》与《册府元龟》引实录、《旧唐书》三者间的因袭、增删与改动，揭示太宗时编修实录改纂的手法。孟楷卓、于子轩认为室点密形象经历了入唐突厥人、《新唐书·西突厥传》修撰者和当代学者的三次重构，只有西摩卡塔《历史》转述的“泥利国书”中记载的室点密形象相对可靠。胡康指出韦述《国史·突厥传》记载止于开元末，《旧唐书》和《新唐书》分别参考颜真卿《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柳芳《唐历》补入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后者的史料价值高于前者。闻惟比勘后指出《旧唐书·职官志一》“永泰二年官品”实是唐纪传体《国史》中韦述、柳芳、于休烈等递相增补的官品表，《志二》《志三》则由五代史臣简单删并《六典》及前后《会要》而成。唐雯通过对比《旧唐书》部分列传和《顺宗实录》、传世唐人传记，指出与传统认识不同，五代史臣编修《旧唐书》时曾注意利用国史和实录以外的材料（如集序）、做了较多文本上的整合。邢云结合支谟墓志和段文楚墓志，系统清理所谓“沙陀系史料”的源流，厘清唐末史书对沙陀反叛前大同军防御使人选和反叛中唐廷、李国昌交涉过程的矛盾记载。

由于魏晋南北朝史史料的局限，较难如新旧《唐书》那样找到相对可靠的“中间文本”，学者研究侧重对史书编纂、传播的讨论。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以《史记》至唐修《晋书》诸史为中心，考索官修史制度的成立与相关政务运作，对魏晋南北朝正史的编纂过程与文献层次做了更细密的分疏。曲柄睿对《后汉书》《三国志》列传的编次、史源与人物形象塑造有所讨论。于溯认为写本时代书籍不易获取，大量出现的“记诵”故事提示文献存在物质之外借助记忆传播的“记忆本”，作者又将中古文献中的书写格套称为“模块化书写”，指出在中古时期的观念中，“模块化”只是一种写作技术，未必与史料的真实性相关。

同时，学者也继续关注政治权力或知识传统在典籍编纂中的影响，徐冲《观书辨音》立足“献帝三书”、《续汉书·百官志》与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这三组文献，分别对应史学、制度与民族层面的问题，通过考察其形成过程，复原部分文本状况，在此基础上思考这些文本形成的原因与环境，由此描摹出魏晋精英借助历史书写构建的政治文化图景。黄桢多篇论文考察东汉末至南北朝，职官类书籍编纂传统的形成。胡鸿从《后汉书》《宋书》对盘瓠蛮、癝君蛮分布区域记载的差异入手，指出这种差异并非“迁徙论”所能弥缝，分析《宋书》对蛮分布记载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及后世对这一新分类的接受。孙正军、楼劲注意到官制文献的题名与书写方式变化反映的汉唐间官制的变化。游自勇对汉唐间几种正史《五行志》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由若干种性质不同的文本拼合而成，其中对事件与灾异关系的构建可见史家的政治诉求。

二、传统研究领域的持续推进

近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传统政治史（特别是政治事件的研究）与经济史相对缺少集中的议题，制度、礼仪、宗教等领域则有持续的推进。

在政治史领域，北魏华夏化过程中的张力与反复往往能激发北朝史研究中精彩的篇章。潘敦推测在孝文帝立后前，北魏一直存在可敦制度，明元帝改制将可敦原有职能一分为三，生育储君的职能转嫁给皇后、抚育储君的职能托付给保母、可敦保留原有的政治符号作用。刘莹从文成帝南巡宴会活动的场景复原出发，考察这一时期北魏对自身传统与华夏文化的态度。黄桢将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二月计划外北返平城，至七月北巡六镇，十月方经河北回到洛阳中的一系列巡行、征伐、宴饮、立碑等活动视为互有关联政治活动，将北魏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刻加以“深描”。胡鸿、黄桢分别借助“牝马”与“龙舟”两个颇具象征性的符号，观察北魏的文化转型。薛海波认为六镇豪帅有“良家豪帅”“胡族豪帅”之分，六镇暴动性质为胡族豪帅为生存而反抗军镇和良家豪帅压迫的抗暴斗争，反思既往胡汉对立或阶级斗争的二元视角，重新考察了“良家豪帅”“胡族豪帅”两类六镇豪帅从北魏末至隋的活动。

在唐代前期，武则天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孟宪实《武则天研究》、李永《武则天与长安关系新探》皆聚焦于此。以安史之乱与藩镇问题为代表的中晚唐史近年来取得明显推进，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与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皆是多年来研究的结集，前者注重对具体事件的考订，后者侧重利用碑志材料讨论河北地域的社会流动。胡康关注安史之乱引发的蕃部移动与唐北边防线的调整，提供了安史之乱研究的外部视角。吴明浩梳理了唐前期支度使的发展历程，指出财务监管权的下放是唐后期藩镇拥有独立财政权的起源。周鼎考察藩镇回图务的组织形式，指出经营回图务的商人多带军职，与军将阶层混合。李佳、高正亮从具体的地域出发，考察运输物流等因素在中晚唐军事行动中关键作用。以上多篇论文将经济问题嵌入中晚唐制度革新、朝藩互动等实际政治运作中加以探讨，或是激发沉寂多年经济史研究活力的重要取径。既往中晚唐研究多以时间线索展开，作为唐代国家转型的横截面，代、德两朝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的调整也值得进一步关注。王孙盈政关注安史之乱后、宪宗朝前唐廷在旧的三省体制和新的中书门下体制间摇摆不定的窘境。张照阳对德宗后期禁军将领的更替、宦官与神策军关系“制度化”过程中的反复做了细腻的考察。

制度史方面，周文俊在阎步克、张旭华研究的基础上，把“官资”界定为资位、资次、资格、资历四层含义，并将其作为研究魏晋南朝职官迁升的核心概念，广泛辨析魏晋南朝的官品类材料，从制度运作的实际层面出发，厘清了官品与官资这两种制度各自的脉络及其运作秩序。庞博对这一领域也颇有关注，分别涉及西晋以降品位的叙资、带禄功能，免官制度的实际运行及其与品位间的关系。此外，随着汉魏洛阳城考古工作的推进，宫禁中的空间关系成为制度研究的重要视角。陈苏镇结合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对魏晋洛阳宫中建筑与行政机构位置进行考订，以此为基础理解东汉至魏晋少府、光禄勋、中军制度变迁中逐渐加强的殿中宿卫力量，以及行政机构与皇帝决策空间的距离变化带来的汉魏宰相制度演变。刘啸为隋制单独立论，认为三省制在隋代并未建立，进一步勾勒出隋唐百余年间所谓标准三省制的演化定型痕迹。张雨利用文书材料系统讨论唐代中央和地方司法行政机制的运作及其转变。

在礼制史方面，张焕君以情的伸张解释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的变化，冯茜聚焦唐宋之际思想家对礼的规范性来源和人性论基础的重新阐释，勾勒出礼的规范性基础由经典逐渐转向制度与礼义的线索。赵永磊对北魏理解、继承魏晋以来礼制的情况颇有关注，发表多篇论文，同时也以蜡祭为例探讨了北周对西魏礼制的承续与利用。辛康指出北朝射礼并非直接因袭魏晋，而是融入了草原礼俗，这些要素也被唐代射礼继承。

宗教史大约是目前中古史中最有活力的研究分支，年轻学人也形成紧密连接的学术共同体。刘屹尝试绾合义理与宗教社会史研究，一方面指出佛教原典和既往研究对“末法”的误解，说明“末法”不等于“法灭”或“末日”，另一方面梳理房山石经的刻经史，表明不同时代、信仰参差的各界僧俗按照不同的信仰需求，自发构成了一个信仰实践共同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学者长期关注的话题，孙英刚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代月光童子将出中土成为转轮王的观念，李猛接续此前的工作，对武德九年废省佛教的过程及政治背景有进一步的考证，吕博再次讨论升仙太子碑，进而分析武后晚年利用多种宗教、祈愿长生的一系列活动。雷闻以唐格中聚众之禁的条文入手，讨论国家对宗教活动的戒备与管制。以文献工作为基石的宗教史研究近年来渐成风气，《中外论坛》2022年第3期出版“佛教文献”专号，李猛从文献考订入手，对齐梁佛教与思想变迁、文学创作的关系皆有深入的考辨。陈志远对傅大士相关文献的层次进行了辨析，考察了这些文献在傅大士弟子经说传承、徐陵等人碑文书写、中唐流传扩散等传播环节中的变迁，石青考订《真诰》中保存的文献与唐宋类书中的引文，试图还原茅君传记的早期面貌。另一方面则目光向下，关注日常的宗教实践，武绍卫从敦煌文书《梵网经》的校勘痕迹和后记入手，揭示了敦煌乃至整个中古时期僧人抄经、校经、读经等一整套围绕佛教经典展开的日常修行活动。余欣以对宗教实践中幢伞和经巾两种器物的考证入手，倡导超越“二重证据”与“图像证史”，将仪式性器物视为物象原境、文本记录、宗教体验、情感记忆和文化镜像的“统一场”。

三、新方向的热与冷

严格来说，地域社会史并不是属于全新的研究方向，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内部的地域差别早为研究者瞩目。1980年代以来，学界多有倡导地域社会史者，既往研究仍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不免有分省版断代史之嫌。事实上，地域社会并不等同某一政区，也未必能够或需要勾勒出“准确”的边界，而是通过人群移动、商业活动、社会风俗、物质文化等要素被“感知”到。近年来，学者以石刻等材料为基础，在更小的空间与时间尺度上展现某一地域内人群在民族、阶层、信仰等面向的张力，统治者与民众间的互动。《唐研究》第26卷组织了“唐帝国的地域传统”专栏，魏斌主编《新史学》第14卷亦以“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地域”为主题。

魏斌以石刻材料为基础，勾勒东汉元氏地方信仰与官民互动。蒋晓亮从政务运作切入，关注的是地方社会中人际网络的形成与运作。夏炎从治水的角度，探讨唐代地方治理中的官民互动，路锦昱、陈烨轩、岳思彤等人的研究虽然在议题上与传统藩镇研究接近，更注意利用石刻材料复原藩镇内部的军政结构，观察使府与地方社会的联系。周鼎勾勒出中唐以降江南社会中活跃的“邑客”这一拥有京城社会背景的侨寓士人群，他们虽然寄居他乡，但拥有相对封闭的交游圈、通婚圈乃至以州县摄官等方式出仕的独特门路，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较为疏离。蔡帆引入日本学者创制的“土豪”概念，分析唐后期的江淮社会。靳亚娟关注比编户齐民更边缘的“山棚”群体，指出这个群体的特性是山林游猎的生计方式，与异族、盗贼等没有必然联系。

城市尤其都城是传统意义上最受关注的空间，《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4期发表一组唐代长安的论文。近年学者更关注城市与外围空间之间的联系，徐畅《长安未远》开拓了对京畿社会的讨论，张学峰主编《“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研究文集》引入“都市圈”这一概念对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及其周边的空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陆帅、魏斌从城市景观与互动的视角考察了建业、夏口的风貌。

记忆近年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新方向，魏斌从晚期史料中北魏皇帝巡行并肆的传说入手，揭示这一地区魏晋以来匈奴、鲜卑与汉人多族群混杂与农牧交错的生活环境。姜虎愚梳理了佛图澄传说在太行山两侧辉县、武乡兴起、流行到沉默、断裂的过程。魏斌也考察了东晋士人在南北隔绝时对故国的认知与想象，当晋末平蜀、北伐等军事行动打破这种封闭时，传入的新知与旧闻之间的互动。

三年来在疫情笼罩下，医疗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但在中古史领域并没有激起更多的回响，或也暗示了材料局限对于新方法引入、研究论域深化的制约。其中陈昊《疾之成殇》和于赓哲《从疾病到人心》展现出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不同趣味。前者尝试探索疾病实体和罹患疾病的个体如何被塑造，后者试图以医疗与疾病为窗口，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

四、出土文献与“发现”之学

近三年走马楼吴简的研究成果颇多。郭伟涛着眼走马楼吴简特殊的出土状况，认为其性质是官府档案的集中清理。凌文超主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9卷为吴简专号，全面反映了最新研究动向。基于吴简材料，学界对租税征收、文书行政、基层治理等皆有新的推进，如凌文超《孙吴田租改制考》、孙闻博《走马楼吴简自首士贼帅簿复原研究——兼论贼帅、自首士身份与孙吴建国》、徐畅《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及其论文集《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张荣强综合讨论了吴简研究中聚讼不已的“吏户”问题。

新出石刻是近年来最活跃的研究门类，客观而言，多数论著仍集中于对新见墓志的刊布与考证，处理材料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皆较为有限，不出“发现”之学的范畴。尤值一提是张忱石《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广泛勾稽材料，排比人物线索，大体复原已佚郎官石柱所载右司及所统兵、刑、工三部十二司的官员题名，尽管在细节上仍有出入，这种聚沙成塔、奠定学科研究基础劳作并未得到充分表彰。陈丽萍利用石刻材料，系统补订《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孙齐运用近三百条造像记，复原已被毁宣务山石窟的历史。

孙正军概括近年来碑志研究的三个新动向：谱系的发现及建构过程的探讨、“异刻”与历史书写研究、碑志的政治景观研究，目前而言，较具新意的研究大体不出其范围。如荣新江揭示北周至唐代粟特人墓志书写方式的变化过程，其撰者主要为当地汉人文士，到盛唐出现了由粟特裔文士撰写的汉文墓志，而胡汉双语墓志的传统始终存在。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进一步讨论了胡汉双语墓志，指出墓志胡语部分往往透露较多信息，更直接地体现了墓主宗教信仰与文化背景。范兆飞区分了中古墓志首尾改写的谱牒文献与铭序、志铭中整合的姓氏知识，认为两者都是中古谱牒的构成部分。陈鹏结合传世文献与墓志考察顿丘李氏郡望的形成。朱华重新讨论了墓志中赠官、赠谥异刻现象，认为其成因是请谥与赠官制度尚未规范下的丧家误判。此外，裴成国、仇鹿鸣皆注意到石刻材料中反映的认同问题。

碑禁与墓志的形成也有新的讨论，徐冲认为魏晋以来的“碑禁”并不是“薄葬”措施的組成部分，而是将原本门生故吏即可立碑的行为纳入到皇帝权力掌控中。张今从东晋南朝一墓多志的现象入手，通过对材质、刻写及在墓葬中的位置的分析，指出一墓多志有稿本与正本的区别，进而分疏早期墓志中“志墓”与“志人”的区别。受传统金石学“证史”取向的影响，传世文献中有记录精英人物的墓志往往更受关注，从现代史学观念而言，仅赖志石留存事迹的边缘人群，或有更高的价值。罗新《漫长的余生》以宫女王钟儿墓志串联起青齐土民、母死子贵、宫廷斗争、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线索，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有进一步推进。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组织的研究团队经过多年努力，系统整理和研究了旅顺博物馆藏日本大谷探险队收集文书，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文书也在逐渐研究与公布中。在研究取向上，年轻一代学人具备了更出色的语言能力，在汉文文书之外，展开对胡语文书、题记的释读与研究，赵莉、荣新江主编《龟兹石窟题记》系统整理刊布了龟兹石窟中婆罗谜文题记，陆离、沈琛、庆昭蓉、毕波、陈浩等则应用藏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等非汉文材料进行了研究。

五、代表性论著评介

从人文研究的特点而言，专著更能代表学者长期的思考与积累，以下选取三年来六种著作予以评价，侧重反映较新的研究方向及年轻学者的工作。徐冲《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通过一系列个案的讨论，聚焦作者所划定的“魏晋精英”借历史书写构筑自身政治文化的过程。作者承续长期关注的“历史书写”主题，以“一切文献都是政治性的，都是历史书写”为思考取径，由此本书不仅对话了前人讨论，也让旧的问题折射出全新的面相。在具体考证中，除作者熟稔的制度史外，也吸收了文本分析、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制度文献形成的脉络与背景均有精当的论述。不过对“魏晋精英”“南朝主体性”等一系列概念读者虽然能够领会作者的意思，但全书始终缺乏对这组概念更为具体的定义与解说，“魏晋精英”如何区别于东汉豪族、南朝士族，他们与皇帝权力间的关系分别有何种差异。此外，限于中古史料的体量，本书在具体论证中不乏缺少直接证据的推论，例如推考《献帝起居注》作者可能是荀彧等。

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将史源学分析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关注中古正史形成过程中的政务运转与官修史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往研究对二史八书形成的讨论稍显薄弱，本书即以这些传世文献为核心材料。作者始终有探考史源的问题意识，在官修史书内诘问其档案来源，在其外始终关注与档案、文献收集相关的制度，并以动态眼光把握这一过程。对于其中体量庞大的列传，本书对其史源类型进行了定性，确认“列国传”形态的成熟需要国家权力建立常规性收集异域材料的制度，“孝义传”的记录则主要来源于人事选举的公文奏报。而对于制度，本书将唐代国史修撰制度作为中古官修史体制发展的最终形态，在这一视角下，唐代诸如国史修撰中以行状为人物小传的蓝本、人物小传附于实录中等一系列制度，都能在魏晋南北朝觅得其渊源。

周文俊《魏晋南朝官品与官资秩序研究》将“官资”作为理解魏晋南朝职官升迁的核心概念，考察了这一时期官品与官资制度的源流与运作。“官资”这一概念已为学者使用，但缺乏具体的定义，本书对该词作出了清晰界定。纠正了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以来“官品吻合晋升顺序”的误区，并在阎步克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魏晋南朝官制视作一个具有强烈内在稳定性的自洽整体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官品、官资二者均有独立的形成脉络，前者用于配置与官员身份相应的权益，后者与官职选任迁转直接相关。本书不仅对制度本身进行了精当的考订，亦以制度作为理解观念的切口：由于秩级观念的变迁，《通典》对所引材料的改写已失本貌；甲午制争议所在更可能在于对官资的理解差异。其中对于萧梁十八班的讨论，学术史回顾中似乎缺失了对中村圭尔、岡部毅史等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另外，虽然作者在结论部分介绍了本书几乎无涉北朝官职的原因，即意在凸显魏晋南朝官制的强延续性与强稳定性，但实则从秩级剖析官品分阶面貌时，不难联想到北朝隋唐系的官品同样以五品为界限，其成因未尝不能在此处予以解答。官阶所对应的待遇问题，在书中的讨论亦稍显简单。

张雨《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及演变研究》反思传统制度史和法律史的研究范式，指出中国古代的“司法”是“政务”的一部分，并提出“司法政务”的概念，以政务运行视角研究唐宋之间司法体制的延续、发展、转型和局限。第一、二章梳理唐前期地方司法政务运行，解释地方司法政务的裁决不限于户曹和法曹，其司法体制也并无现代部门法体系下的民事、刑事二分。第三章则关注唐前期中央司法政务运行，通过对奏抄、发日敕、奏弹和奏状等公文形态的分析，澄清在唐前期“诸州”与“在京”分而治之的司法政务运行机制中大理寺和尚书刑部（主要依托刑部司）的真实定位，并对皇帝、尚书省、御史台和新出现的推事使如何参与司法政务做了说明。第四、五章展望中唐以降司法政务运行机制的演变，集中考察中晚唐财政三司的独立审断权和唐宋以后大理寺司法地位的变化。本书对御史台、大理寺和发日敕等的考察，相较前人有明显推进，不过，“司法政务”概念涵括的范围或需进一步斟酌，而反映司法政务实际运作的文书材料较少，也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吴晓丰反驳张雨的看法，利用文集等材料重新复原唐代奏弹文书与制度运作。

徐畅《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提倡走出长安，关注其周边“包括万年、长安两京县、诸畿县，乃至近辅州辖区散布的乡、里、村”的“京畿乡村”。全书共计四编十二章，对这一区域的聚落地理、社会形态、基层控制，以至当地居民的经济生业、宗教信仰、生活体验等做了全面考察，结语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京畿核心区的特质、京畿乡村的治理模式和中古城乡关系等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本书对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有较多的理论反思，在京畿地区的乡里复原、当地户口的统计和社会流动性特质的细描等方面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将长安城视为“京畿”，将县视为“京畿乡村”，具有极强特殊性的京畿地区是否适合作为中古地域社会和城乡关系的代表进行讨论，仍需要再斟酌。此外，在部分概念的使用似脱离了原来语境，如第九章对“在地有力者”概念的借用。

李南晖《唐修国史研究》围绕作为《旧唐书》基础的唐代国史形成展开讨论，探讨了制度背景、编修过程、文本形态、文献流传和取材方式等问题。第一章介绍唐代的国史概念和史馆制度。第二、三章探讨唐代纪传体国史的修撰历程和结构体制，认为吴兢国史是半公半私、“以私济公”的作品，韦述国史则纯属官修，两书应是并行而非承袭关系，并借碑志、《旧唐书》和《史通·古今正史》等复原了国史的部分传、志篇目。第四章讨论唐代国史、实录的流传与存佚。第五、六章从刘知几提出的“偏记小说”概念出发，说明唐代国史和“偏记小说”如何相互取材及其间文史观念的变化。全书对吴兢、韦述两部国史的关系，纪传体国史体例的复原和唐人热衷“补史阙”的撰述等学界讨论较多的旧问题提出新说。不过书中吴著至多为韦著参考本、裴垍为一百三十卷国史定稿等提法似过于大胆，以刘知几独创“偏记小说”概念涵盖唐人的认识，也稍显不当。此外，书中提及唐代实录、国史之双线并行修撰，也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六、小结

2022年是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发表一百周年，尽管《唐宋历史评论》第9辑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以“唐宋变革论”为主题组织了两次笔谈，或许因为这一年的动荡，并未真正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一时间节点提示我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已有了百年的积累，这一领域大约交织着三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以陈寅恪为代表从常见史料中读出前人所未见问题的发明之学，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为代表关注新材料的发现之学，在问题意识及研究视野上注重与国际接轨的预流之学。这几个传统之间并非没有紧张，但广泛利用各种材料的自觉及对不同研究方法的融汇，或可成为更年轻的学人在题无剩意之处追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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