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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通过深挖个人生命史探寻社会变迁的隐秘

作者 | 刘亚秋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原文 |

拙文《口述史研究的人文性及其难解之题》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1期，非常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与匿名评审老师的建设性意见。这篇文章基于我以往的研究困惑和思考而写成，现以手记形式呈现这些思考，其中尚有不足之处，恳请朋友们多多海涵。

口述史研究更多是一种实践。广义的口述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狭义的学科口述史来自美国史学界，而且，它还带着一种价值观，就是关注精英人士之外的普通人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口述史本身没有涉及太多高深的理论，只要去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也碰到一些难题，比如，有人问过我，它和社会学的深度访谈到底有什么区别？社会学的口述史和历史学的口述史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口述史经常会面临一些质疑。因为口述得来的资料有时经不起史实的检验，这是口述史在方法论上的难题。口述史作为一种专业的方法论，自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发起以来，尽管实践上非常热闹，影响了很多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但是一直面临质疑。

刘亚秋：《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在口述史学界，存在历史学取向的口述史研究和社会学取向的口述史研究，二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历史学取向的研究是以“历史真实”为衡量标准，社会学的口述史中出现了“情感真实”的考虑维度。在口述史中，有时会出现一种口述主体的情感是真实的，但在“历史真实”上有出入的矛盾情况。一个经典的案例是阿莱达·阿斯曼转述的亲历1944年10月奥斯维辛起义事件的一位年近70岁女士的口述史。在整个讲述过程中，她的语气和表情都是苍白无力的，但在讲述爆炸事件时，她的声音出现了色彩和强度，“我们看见四个烟囱着了火，爆炸了。火焰冲上天，人们四散奔逃。真是不可思议”。后来历史学家证实当时只有一个烟囱爆炸，也因为这个数字错误，她的口述资料没有被采用。

在传统科学观下，这是被摒弃的资料。但在社会学的口述史中，这类资料有独特的价值，其在研究方面不仅讲求方法的科学性，而且追求某种社会理论的发现或“发明”，在我看来，后一种努力，不仅将理论提升作为动力，更在于对人之生命本身的关怀和执着。我在这个基础上，区分了人文取向的口述史和科学取向的口述史，也算是部分回应了上述提及的“情感真实但史实有纰漏”的矛盾情况。

这一立场并非不去追求“客观的真实”或认为它不重要，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多方求证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力图无限逼近史实。但事实上，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为讲述者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导致的讲述偏差时常发生，例如，即便亲历某场战役的某个士兵也很难回忆起战役的整体情况，因为他的视野是有限的，可能他只记得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实，而且这样的回忆往往带着情感。这种“局限”在口述史中比比皆是，研究者们注意到了其中的“主观的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而对“主观的真实”的考察，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是记忆研究，就是去考察其如此讲述的社会条件，即记忆的社会建构性。

情感真实的维度在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在中国的社会学传统中，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形象。社会学范式依然强调涂尔干以来对社会事实的客观研究，它专注于人性的社会性维度，而较少将人性的其他维度作为研究主题。在传统范式下，人性的丰富性似乎不应该是社会学的主题，但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人的行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而不仅仅是社会形塑个人。我认为口述史的人文性给予人的情感以极大的尊重，那些“情感真实但史实有纰漏”的矛盾情况，并不意味着人的错误；在情感真诚的情况下，这是个人建构其人生意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它也是影响社会行动的内在动力。一个美好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对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探索。我想人文取向的口述史研究就应该回应这样的问题。

人的生命性是人文口述史的重要主题。它强调回到人的生命本身，重新评估历史。生命性在根本上是一种人之存在本身，甚至无关政治、法律、道德伦理，但构成了政治、法律、道德伦理不可或缺的补充。人文口述史研究力图赋予生命的琐碎以意义，这些意义甚至无关历史事件，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生命样态。但对这些“琐碎”的表达有助于人们建构起自身的生命意义，从而推进人与社会的安所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