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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强国梦──洋务运动的故事(之一)

风雨飘摇强国梦──洋务运动的故事(之一)但是,正当中国近代化事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的时候,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后果,李鸿章等洋务派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百多年来饱受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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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近代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史称洋务运动时期。一百多年来,对洋务运动史学界历来评价不一、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一场失败了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运动甚至斥之为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但如果我们超越单纯的阶级观点,从历史发展的演进过程来看,应该对洋务运动予以更为客观的评价。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一批有识有志之士奋起救亡图存,他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学习外国为手段,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近代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洋务运动为其后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

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建设了近代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铁矿;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电线和铁路;建立了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开办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养出第一代科技和管理人才。

但是,正当中国近代化事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的时候,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后果,李鸿章等洋务派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百多年来饱受骂名。实际上,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改革不彻底尤其是政治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改革派固然有责任,但封建制度的腐朽,最高统治者的昏庸、顽固派(史学上把反对和阻碍洋务运动的封建官僚称为顽固派)是决定性因素。现在,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对洋务运动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奕 等洋务派人士的是非功过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也应对这一时期的实际当政者慈禧太后的态度和作用进行分析,还会对忧国而无奈的光绪皇帝,勇猛而有见识的刘铭传,正直而迂腐的翁同 等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人物做一些介绍。本刊从这期开始发表系列文章,为了便于读者轻松阅读,我们采取讲故事的形式,以人说事,以史论理,希望读者喜欢。

李鸿章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

铁路建设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今天已经进入高速铁路时代,但我们不能忘记130多年前中国铁路建设的艰难历程。

把铁轨扔到海里去

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是外国人修的。英、法等国的商人深知铁路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早在1865年起就提出在中国修铁路,但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1875年,英国商人在地方官员的庇护下擅自在上海修了一条沪淞铁路,清廷知道后严厉制止,经过两国交涉,中国用28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购买后拆毁,把铁轨扔到海里。

中国最早认识到铁路建设重要性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他认为过去不让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是对的,但自己应该抓紧兴办铁路事业。1872年李鸿章就提出修铁路的主张,因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而作罢。1874年,李鸿章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修铁路的建议,但恭亲王奕(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告诉他“此事重大,恐无人主持”,实际上是说反对者太多,朝廷不会同意,结果就搁置下来,这一放就是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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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 , 李鸿章成为 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 行环球访问的人。访 英期间 , 李鸿章与英 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 尔兹伯里 ( 左 )、英国 外交副大臣寇松 ( 右 ) 合影

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为什么叫“马路”?

到了1880年,很有见识的刘铭传(是台湾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上奏朝廷力主修建铁路,他说:“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且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者,皆因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一旦下造铁路之诏,显露自强之机,则气势立振。彼族闻之,必先震聋,不独俄约易成,日本窥伺之心亦可从此潜消矣。”刘铭传立意高远,不但说明铁路“裕国便民”的作用,还把铁路与伸张国势、震慑俄日联系起来。不料事情刚一提起就受到强烈反对,顽固派内阁大学士张家骧抱病上疏,力陈开造铁路有三弊:“恐洋人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恐民不乐从,徒滋纷扰;恐虚糜帑项,赔累无穷。”李鸿章针锋相对,写了一份4000多字的奏章《筹建铁路以图自强折》,力言修建铁路的9条好处,尤其从“自强要策”的高度论述了铁路建设的重要性,认为铁路建设是“国家远大之图,御外固本之术”。而顽固派也毫不退让,纷纷上书反对,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说什么:“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一口气给修铁路列出25条罪状,其中有一条竟荒唐地说修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龙王之宫,河伯之宅”。由于顽固派群起反对,朝廷打了退堂鼓,慈禧太后通过光绪皇帝下诏说:“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无庸议。”对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感到忍无可忍,一改过去循规蹈矩的惯例,破天荒地自行其是,于1880年擅自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用于开平煤矿的煤炭外运,建成通车后才上奏朝廷,还不便明言,只好把铁路说成“马路”。有趣的是:这时没有机车牵引,而用马拉行走,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马路”,第二年才改为蒸汽机车牵引,机车是开平煤矿用一台旧锅炉改造的,倒算是国产,只是马力很小,只能牵引百吨。火车刚一启用就遭到顽固派的攻击,说什么“震动东陵、惊扰祖宗”,机车一度被迫停驶,后经李鸿章多方协调,几经波折,朝廷才同意恢复机车牵引。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完整意义上的铁路。1887年,经朝廷正式批准修建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从提出动议到正式批准修建铁路竟经历了16年的漫长岁月,可见中国近代化事业之艰难。

中南海里开火车!

津沽铁路建成后,李鸿章又提出修建天津至通县的铁路,受到顽固派更强烈的反对。这次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50多名京官一起上阵,齐声鼓噪,有的竟然昏 地说什么修铁路会破坏风水、惊动皇陵,“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由于反对的力量太强,朝廷又退缩了,否定了津通铁路的修建。但很快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1888年,北京的中南海里竟然修了一条铁路,并且开起了火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鸿章深感朝廷的态度至关重要,为了改变慈禧太后对修铁路迟疑不决的态度,以祝贺光绪皇帝大婚为理由,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北修了一条1500米长的窄轨轻便铁路。还从法国订购了六节豪华车厢,这些车厢做工精良、陈设华美。一切就绪后,李鸿章请慈禧太后“御览”,慈禧太后乘坐后颇有兴致,这才改变了对火车的看法,觉得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可怕,从此对修铁路采取了较为支持的态度。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这个看似喜剧的故事却令人心酸,当时干点正事如此之难,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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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第一辆 机车“中国火箭号

从那时起,我们和日本拉开了距离

就这样,中国早期铁路事业在坎坷中艰难前行,和后起的日本相比大为逊色。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1年修建的东京至横滨铁路。当时明治政府成立只有两年,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人力物力都很紧张,但明治政府对修铁路等基础建设十分重视,认为刻不容缓,困难再大也要早上、快上。时任大藏少辅的伊藤博文(后任内阁总理,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动、指挥者之一)受命办理此事,他当机立断向英国借款100万英镑,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建成通车。这条铁路比中国的唐胥铁路长两倍。由于日本认识明确,上下同心,铁路建设起步较早,发展也快,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铁路通车里程已达3400公里,而中国只有425公里,仅为日本的八分之一。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艰难曲折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阻力之大,改革派处境之困难。轻易不说朝廷二话的李鸿章曾感叹道:“振奋之本在朝廷,岂疏远所能为力?虽欲变法自强,无人主持,亦奈何矣。”他还把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说:“日本盖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财与才胜而不穷。中国则一二外臣主之,朝设夕迁,早作晚辍,故不敢求其终极也。”这些话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李鸿章的无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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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人物》杂志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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