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历史研究》从创刊伊始，就迅速对中国古代史问题组织了不同观点的讨论。从1954年第1期到1955年第6期，共发表7篇有关文章。1956年从双月刊改为月刊，当年发表有关文章19篇。这些文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涉及的年代从商周到秦汉；第二，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和秦汉封建论的观点基本上都已提出；第三，文章的作者既有已负盛名的史学家，也有初学历史的青年；第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范文澜和主张战国封建论的郭沫若虽然没有发表有关的文章，但多数文章讨论的焦点却都涉及他们的分期主张；第五，魏晋封建论先前声音很小，在讨论中逐渐扩大了影响。1956年，我应《人民日报》理论部之约，写一篇介绍古代史分期讨论情况的报导。西周封建论的观点，举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战国封建论的观点，举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的观点，举侯外庐为代表。这些都没有问题。魏晋封建论的观点举谁呢？我颇费斟酌。当时王仲荦在《文史哲》曾连续三期刊载一篇有关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形成的长文，应该说是对魏晋封建论比较系统的论述。但我知道，在此之前，尚钺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的讲课，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都显示了他是魏晋封建论者，而且他还因此受到一些史学界同仁的批评。何兹全在解放前《食货》杂志上，也发表过比较系统的魏晋封建论的观点，只是由于他曾一度跟随陶希圣工作，解放后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歧视，这使他一度不愿意重申他旧日的学术观点。我考虑再三，决定把他们三人有关的观点综合加以介绍。

除了推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之外，《历史研究》在创刊初期，还陆续推出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和中国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后来有所谓“五朵金花”的说法，这句话的发明人是向达。他当时是历史二所的副所长，也是《历史研究》的编委。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希望史学界不要把研究工作都集中在历史分期等“五朵金花”问题上，要开拓研究视野。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历史研究》在创刊初期也发表了不少具体问题的实证性论文。向达并没有贬低“五朵金花”课题重要性的意思。但这句话后来在一些人那里，却成了嘲讽“五朵金花”没有学术含量的说辞，这就根本不是向达的本意。向达对《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是很关心也很支持的。《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表两篇有关南诏历史的文章，一篇是向达的《南诏史略论》，另一篇是刘尧汉的《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两篇的论点不同，分歧在于蒙氏到底属于什么族。向文认为属于氐羌，刘文则认为是彝族。刘文是经向达最后审稿同意发表的，他并代编辑部写了一个 “编者按”，称刘文“给南诏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材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又说“论文的结论我们认为还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即作为定论”。向达对于刘尧汉的结论显然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刘的文章，而是主张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这应该说也是一种主张“百家争鸣”的态度。但没有想到，这期《历史研究》发行后，《人民日报》编辑部有位同志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来，说有读者向《人民日报》反映，对《历史研究》的“编者按”有意见，问“不能作为定论”的意思是不是反对作者的观点？是不是没有加编者按的文章都是编辑部支持的？一个“编者按”竟然会在读者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这实在出乎我们编辑部同志的意料。来访的记者是我接待的，我只好对他解释，编辑部绝没有那个意思，是我们考虑不够周全，用语不够恰当。这件事对我们这些编辑人员来说是一次教育，让我们在处理不同学术观点的稿件时更加慎重，注意避免让作者或读者感到编辑部有门户之见。这件事也说明，《历史研究》“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已经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影响并受到重视。

《历史研究》创刊初期，不少编委积极投稿。我翻检1954年至1956年的刊物目录，发现下列编委都有一篇乃至两篇以上的文章发表：郭沫若、白寿彝、向达、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寅恪、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不是编委而投稿发表的老专家和中年专家有：周谷城、杨树达、罗尔纲、岑仲勉、贺昌群、唐长孺、邓广铭、王崇武、胡厚宣、尚钺、王毓铨、陈直、陈梦家、周一良、韩国磐、任继愈、荣孟源、黎澍、邵循正、孙毓棠、千家驹、王玉哲、赵光贤、杨向奎、浦江清、冯家昇、朱德熙、范宁、束世澂、李埏、邓拓、齐思和、陈述、金兆梓、杨宽、金毓黻、张维华、马非百、童书业、日知、万国鼎、林耀华、石峻等。上引编委和非编委的一长串作者名单，既说明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的支持，也说明《历史研究》对史学界研究工作的开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几期《历史研究》的目录上，已出现好几位当时尚属青年、后来都成为史学界骨干的作者，如戴逸、金冲及、田余庆、蔡美彪、余绳武、李学勤、李泽厚、黄盛璋、胡如雷、孙祚民、王思治等。

1954年《历史研究》刚创刊时，尚无固定的办公地点，编辑部暂时挂靠在东厂胡同近代史研究所，借用所里的一间阅报室办公。最初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刘坤一，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这时病愈，参加工作；另外一位是胡柏立，负责收发和保管稿件、信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务。我们三人先前都没有做过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亏得中国科学院有一个编译局，刘大年当时兼任这个局的副局长，他请《科学通报》编辑部的许良英同志帮我们联系印刷厂以及其他一些出版事务。刘大年还让我拜访当时国内唯一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社，向他们取经。《学习》编辑部当时在中南海，接待我的是陈翰伯同志，他大概是编辑部的一位负责人，很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些办刊物的经验。近代史所的谢琏造、钱宏等同志为《历史研究》的出版也帮了不少忙。初期的来稿都送请编委审阅并提出是否采用的意见。郭沫若自己就看过不少稿子。记得杨向奎最初的一篇来稿是探讨《周礼》真伪问题，郭老看了以后不满意，编辑部也就没有采用。后来杨向奎再送来一篇《释“不玄冥”》，郭老看了很满意，认为“可成定论”，建议登《历史研究》，并提出了一点补充意见。又如贺昌群的《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郭老看得十分仔细，写了“大小意见十八条”，请贺昌群修改后再刊用。编辑部当时没有必需的图书，需要查对史料时，只能到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借用。翦伯赞和吴晗的两篇稿子，引文很多，在校对清样时，两人叫我干脆到他们的家里，按照他们抄录的卡片校对引文。记得吴晗书房里一面墙整齐摆满了卡片柜，我当时很震撼，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像他这样做研究啊！吴晗和他的夫人袁震还热情地留我吃了午饭。

1956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搬到东四头条1号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有了正式的办公室，人员也增加至五六人。张云非同志担任编辑部的组长，他是一位很负责任，也非常朴实的老同志，原先在徐特立同志身边帮助做文字工作。不久，尹达又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张书生、郝镇华、邹如山三位俄文和英文翻译，成立了一个《史学译丛》组，附设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史学译丛》不定期出版，在五六十年代颇受史学界欢迎。

《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员虽然有所增加，而且有许多稿件依靠编委审稿，但随着来稿增多，迫切需要加强编审力量。为此，经主编、副主编提议和编委会同意，以编委会的名义聘请北京和外地的一些知名学者作为刊物的“特约编辑”。我记得历史一、二所的杨向奎、胡厚宣、王毓铨，历史三所的荣孟源，北京大学的张政烺、周一良，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等人都曾经被聘请为“特约编辑”，帮助审阅某些来稿。为了加强与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联系，编辑部还邀请若干高校的历史系成立通讯小组，报道该校与中国历史研究相关的动态。

1957年以后，我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但工作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历史一所。郭沫若兼任历史所所长，尹达任副所长，杨向奎任所的学术秘书。我的任务是当杨向奎的助手，同时兼任秦汉史研究室副主任，协助主任贺昌群工作。1960年以后，历史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副所长尹达、侯外庐、熊德基。《历史研究》编辑部仍然附设在历史研究所，主编、副主编仍是尹达、刘大年。我完全脱离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但我始终牢记在编辑部工作的那段日子，牢记编委会、主编、副主编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牢记编辑部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正是那几年的工作和学习，使我终身受益。我虽然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1948年考入厦门大学时，选的也是历史系，但历史专业的知识其实知道得很少，而在1949年4月我就离开学校了。正是《历史研究》创刊之后在编辑部的工作经历，让我真正踏入了史学之门。我感谢《历史研究》，并为它的茁壮成长和影响力不断扩大而祝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