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2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一

点评专家：王炳林（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共党史研究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需要扎实的史料基础和严谨的学理探讨；同时，它又是具有极强政治性的学科，一些概念和提法不能随意改变，对一些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的评价要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因此，学习、宣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需要有权威著作提供指导和借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正是这样一部集权威性、准确性、完整性、针对性于一体的正史著作。

这部著作的权威性体现在它是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党史著作。编写工作始终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的编写作出重要指示、给予重要指导，为编写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8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征求意见稿，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建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书稿进行全面修改，并再次征求有关部门和学界专家意见，对反馈的意见建议逐条认真研究，充分予以吸收，集中体现了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部著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体现在它是依据权威文献、运用第一手史料、经过反复核校、确保准确无误的科学著作。全书借鉴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为基础，修订原书稿，增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部分。全书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卷，共86万字，图片455幅，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权威党史著作中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正史著作。

这部著作的针对性体现在它回应和解决了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过程中关心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坚持正确党史观，记述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彰显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反映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光辉历程，有针对性地澄清了涉及党史的谬误，有力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

这部著作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迪。它书写的是历史、探索的是规律、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蕴藏着资政育人的丰厚滋养。阅读这部著作，能够更加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勇毅前行。

二

点评专家：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是第一部集成式、系统性的近代思想通史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书写，经历了从以思想家为主的个案叙事，到社会思潮演变的宏观考察，再到观念（概念）史的细致寻绎的探索过程。作为一部最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鸿篇巨制，这部著作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依循问题—思想—传播—实践的新路径，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政治史有机结合起来，力图以新视角反映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和外在表现，整体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系统性是这部著作的自觉追求。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变革、思想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为解决社会危机、寻求国家富强、探索民族前途，产生了各种思想主张、社会思潮、理论学说。这部著作不是随意、片段地表现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变，而是力图深度展现中国近代社会历史问题与思想之间的互动，对那些谋求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并富有创意的思想、思潮、学说、理论作出合乎事实与逻辑的全面解析。

思想史的“述学”对象是思想。这部著作把握住“思想”的特性，即进入思想史视野的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大众的、普通的思想，而是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创新意义的系统性思想主张或理论学说，并按照这一标准来爬梳浩如烟海的史料，从中提炼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素材。这部著作重新阐释近代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如晚清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戊戌维新思想、辛亥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尊儒的保守主义等，并挖掘不同思想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对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论争，如中西文化的论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革命与改良的论争，都提出了平实而富有说服力的见解。

思想通史必定讲求贯通。中国近代思想作为上承古代、下启当代的中间环节，具有过渡的特性，这部著作注意到这一特性，在进入“正篇”以先特别设置“篇前”，探讨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中国思想界的演变；根据1840—1949年这一百多年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分为八卷，在有重点地纵向把握各时期主要思想、凸显问题意识的同时，也从横截面探讨各大思潮的互动，立体反映近代思想演进的全光谱。

三

点评专家：方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该书对“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较好地反映了断代工程的实施与研究过程、取得成果和相关研究最新进展。

断代工程第一个目标“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是其他目标的基础，因此“西周年代学研究”和“武王克商年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焦点。该书指出，断代工程为合理构建金文历谱做了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对西周历法的基本规则进行研究，二是对有关青铜器按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其中第二项工作，通过对西周时期铭文历日四要素（年、月、月相、纪日干支）俱全的青铜器进行类型学研究，综合考察其发展谱系，为金文历谱编排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基础。而西周历法的推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为此，断代工程设立关于春秋历法专题，认为周代历法建正并无一定之规，西周历法的实际建正应在建子到建寅间，可能摆动到建亥。该书认为，西周历法是阴阳合历，并采用四分说解释西周金文月相。据此，该书验证宣王年代并推定厉王以至成王、康王年代，认为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在公元前1020年。该书增加了断代工程验收后新见铭文历日四要素俱全青铜器研究成果，并将其排入西周金文历谱，同时介绍了学界不同意见。关于“武王克商年研究”，该书通过解读利簋和《武成》《世俘》《国语》等文献，推定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并对西周建正为建亥而非建子作了补充说明。当然，该书作者也清楚认识到，若新出土铭文历日四要素齐全器物，还可能导致“西周金文历谱”作出调整。该书的另一项成果，是将西周金文历谱显示的西周王年与14C测年数据相互比对。该书公布的琉璃河燕国墓地、居址和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及14C测年数据，为西周王年在位年数提供参考。

断代工程第二个具体目标是对“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历代文献所记商代后期商王在位年数多有不同，甚至相差很大，只能作为参考，而以考古实物为主的器物编年，即使借助14C测年数也难以判断商王在位年数。该书依据殷墟甲骨文所见武丁时期日月食记录的干支日，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其发生年代，推排商王武丁年代；根据商末甲骨文、金文所见周祭制度和系统，推排帝辛、帝乙在位年数，并参考文献所载商王在位年数推定商代晚期年代。当然，上述结论建立在武王灭商为公元前1046年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取信清代版本《史记·殷本纪》“正义”所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说法，将盘庚迁殷定在公元前1300年，与一般依据“二百七十三年”之说有异。

断代工程第三、四个具体目标分别是对“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和“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该书通过对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商前期都城迁徙和考古学文化分期与测年分析，将商代的始年推定为公元前1600年，并提出“以小双桥为仲丁之隞、洹北商城为河亶甲之相”的假说。关于夏代年代学，该书从文献所见夏代积年入手，取《汲冢纪年》所载471年之说。该书通过对二里头文化陶器编年和14C测年数据分析，认为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太康建都的斟鄩，而早于太康的夏代诸王建都之地应重点考察河南龙山文化遗存。该书据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遗址，建立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陶器编年，并借助14C测年数据建构绝对年代框架，将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同时，该书考证了文献中“禹都阳城”、“禹都阳翟”地望。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也比较支持上述结论，文献所载“禹时五星聚”为公元前1953年2月发生的一次天文现象，正好在所推定的夏代年代范围内。

正如该书引言指出的，“作为一个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大规模的联合攻关已经告一段落，但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一定会在各个方面继续下去”。可以看到，由断代工程推动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引向深入的利器，这是断代工程更重要的贡献。

四

点评专家：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近年来，国际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把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放到全球史的框架中进行研究。16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经济近代化历史的一部分。白银在明代形成了完全的货币形态，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产物，大量外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向近代转型，同时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该书对这个重要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该书运用翔实的中外史料，对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进行系统、细致的实证分析，深刻揭示了其一系列内在关系与世界市场演进的因果联系，刻画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轨迹和主要特征。该书提出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起源与两阶段论的结论，丰富了中国近代化理论，充实了近代化研究的分析方法，为研究中国早期近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作者以其20多年关于明代中国白银问题和货币经济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明代中国与世界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其全过程，关注白银货币在整个社会、国家财政，乃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形成明代中国货币—市场经济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作者通过发掘第一手文献资料，努力解读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从明代中国的实例中寻求、论证了货币—市场经济之影响至为重大。这一结论跳出套用西方大航海理论的窠臼，指出了一个基本史实——从市场兴起的白银，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近代转型同世界的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以此相连接。这是明代中外关系史乃至明史研究的重要推进，彰显了明代中国对于全球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作者在整理与研究《万历会计录》取得关键性突破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转型的观点，坐实明代中国国家与社会早期近代化转型的论点。作者还把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与明代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结合起来探讨，重新审视明代内生源发型动力，并进一步对明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开展研究，从而从社会与文化方面凸显中国对于全球化的重要贡献。

总之，该书坚持从中国史出发看全球史，又从全球史视野回看中国的双重视角，具有方法和理论的创新性，提出了独到见解，是我国史学界近年来的一本重要成果。

五

点评专家：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该书探讨了甲午战争至辛亥清亡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搭便车”、实施“合作政策”，以及推行“门户开放”三个主要阶段，弥补了既有研究的缺失。

该书共分12章，以专题方式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互动和交涉，揭示和澄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如美国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本的袒护及其原因，美国政府对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清末新政、光宣朝政和辛亥革命的观察和影响，以及中美在商约谈判和商务往来、币制改革、路矿政策、知识产权保护、退款兴学、禁烟运动、军事改革等方面的合作、分歧和矛盾等，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论从史出，对中美双方进行双向考察，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如认为在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偏袒日本，其原因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深化了我们对晚清政治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认识。

作者注重史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不仅广泛搜集了中美两国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而且进行比较和辨析，尤其是已刊史料与未刊档案的比对，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与彼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深入认识晚清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新时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无疑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