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史的角度重看五四运动

——余凯思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之一）

文汇学人 2014.5.5

Klaus Mühlhahn（余凯思）德国汉学家，现为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首席讲座教授，德国国家卓越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他曾先后执教于芬兰土尔库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及历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西交流和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其专著《中国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 -AHistory）获200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

当代世界是巨变与革新的产物，而范围又多是全球性的。为了系统考察“世界的变革”(如Jürgen Osterhammel所言)，我们需以全球视角来思考1800年以来的改革和革命，包括其起因、主要推动者、改革方案和后果影响。社会变革改写了政治与社会图景：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19世纪末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及墨西哥、中国和古巴革命，到1968年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革，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变局。这些社会动荡与变革背后固然有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因素，而导火索却是国际话语体系或国际事件。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全球时刻”的一部分，或者“一部在世界体系内互相影响的历史”。因此，这些起义与革命，应该置于国际世界中重新考察。

若想超越国家的视角，“全球史”是比较适用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大致有四个特点：第一，它考察的为更宽泛的全球范围的重大事件。前人研究一般忽视这点，而偏重区域内或国家范围内的个案研究。第二，全球史学家采用扎实的历史学或近乎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接受哲学或主观臆测，而后者是建立在早前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普世历史学”基础之上的。第三，放弃了从兰克开始流行的、优先以民族国家作为史学思想基本单位的想法。第四，欧洲中心论曲解了全球历史，因此全球史方法强调比较与跨文化分析，即整合知识与地区性的研究，借以辨别欧洲中心的解释框架。总而言之，以往的史学研究往往将欧洲与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性的标准，其余世界处于次要与被动地位，而全球史方法与这种史学传统背道而驰。

全球史方法在五四运动研究上的运用

我想以五四运动为例，探讨一下全球史方法的实践与应用。中国历史学家常将五四运动看作20世纪中国政治、文学与思想运动的转折点。这种诠释大多是以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在中国史的研究框架下来考察的。从过去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可知，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倾向于凸显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因军事挫败、外敌入侵和国耻所造成的难堪与失败，也可服务于民族国家再生的叙事。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所说，这样的“权威叙事”将各民族国家看作一个政治共同体或“想象的共同体”。“叙事”里往往需要包括一部共通的屈辱史、需捍卫的领土权，以及为之奋斗的历史终极目标。民族主义具有限定性和排他性，它既要突出独特性又要强调共同遗产之间的紧密关联。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全球现象。作为政治观念，它从19世纪开始在全球蔓延，被各国新精英阶层有意识地翻译和移植。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全球传播的话语体系，必须隐藏它的全球性起源，才更能为地方广泛接受。下面我就尝试挖掘一下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背后所隐藏的全球关系。这里的“五四运动”是广义的，包括1915-1925年间各种政治、社会及文化运动。对于陈独秀而言，这些运动中所提倡的破旧立新中的“新”就是想象中叫作“西方”的东西。“新”字在当代著述中达至无可撼动的地位。陈独秀在《1916年》中写道：“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文明”一词很快与“东方”和“西方”组合，成为五四运动中二元对立或对比的新名词。

很自然，教授们和学生们开始勾画新文明的图景。陈独秀强调法国在重建新文明中的作用，因为它是人权理论、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等当代最重要思想的发源地。这些外来思想在五四期间的抗议、集会、游行和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五四研究多数将运动的起源归于西方的影响，实际上，却有更大的范畴，即全球性的。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想到1919年的历史：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示威游行，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者切磋思想、交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