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王元化

五、改变理论的偏识现象

◆:我注意到您最近侧重于对民主概念本身的演变进行分析，这与过去强调社会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教训是否有所不同？不知我这种印象对不对？这是不是证明您前面所强调的学术与思想相结合的一种努力？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我在九十年代前没有专门谈到民主问题，顶多只是略略涉及而已。九十年代以后在文章中谈到民主问题的，也只有一两篇。我不懂你从哪里得来的这种印象。我认为思想和学术是不可硬分开来的。谈论民主问题，如果不涉及社会性，又离开历史过程中的教训，还成什么学术性的研究，岂不是变成了戏论？反过来，如果不利用前人民主学说和理论中所涉及的社会意义的分析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难道每个问题都要单枪匹马、一个人从头做起吗？试问，有这种可能吗？纵使是概念的探讨也是有针对性的，同样不能和社会性无关，和历史教训无关。倘说，不准利用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科研成果，只准谈自己的，不准谈前人的，那么，这样的思想岂不变得苍白而贫乏？我曾说，不能将民主研究仅仅变成表态，变成一种只是代表自己意图伦理的空洞口号，就是指此而言。前几年理论界有“学术出台，思想淡化”的说法,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已写了不少文字，我不打算再重复那些意见。我只是补充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太缺乏理论的钻研了，只满足一种朦胧的感觉（即我说的，谈论了半天，还只留在口号式的层面上）。我说的理论钻研，包括对前人学和理论的探索，也包括对新问题的揭示和新的观点的提出。有对原理的思考，也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联系和检讨。

我觉得“五四”后长期以来理论钻研上特别显得贫乏的，是对前人的学说和理论注意不够。不要说研究，就是介绍也很少。过去我个人就是在这方面吃了亏。与民主问题关系密切的国家学说，过去我们往往只知道一家之言，这就是卢梭的社约论。我们不知道与他同时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的学说与他有什么不同，更不知道英国的经验主义，如洛克的政府论又和他有什么不同。至于国内尚未被介绍的苏格兰启蒙学派的理论是怎样，就更加茫茫然了。我们对这些一概不知不晓，只知道一种卢梭的民主学说，而且就是对这一种也还是一知半解，甚至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试问，以后要建设我们的民主，又用什么去建设呢？我曾戏言，如果给我们每人发一张纸，让大家写出“你对民主概念是怎样理解的？”“你认为应在中国建立怎样一个民主社会？”我相信，收到的答案将是千奇百怪的。自然，对民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般知识和重要原则上，应该具有一定常识，假使连这也没有，那么不仅可悲，而且也是一件使人不得不担忧的事了。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发表的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文章中，提出了“理论工作准备不足”，这是一句危言，但确实是根据过去的惨痛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对民主一知半解或茫茫然无知，而仅仅靠喊口号,民主是无法建设起来的。这就是我九十年代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把它岔到什么学术与思想问题上，恕我直言,这是一种使真正的问题离坦途而入荆棘的舆论误导。

◆：您曾说到在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往往根据一种政治信念，在民主理论上只取一家之言，形成偏识的现象，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当然不是少数人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因为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厉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我那篇为《杜亚泉文集》做的长序，曾谈到 1919 年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时，蒋廷敝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时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提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我曾询问一些友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义可否用一句话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须继续“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 1920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当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谦、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

◆:要改变偏识，据您看，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否就是多了解，多思考，减少绝对化？

●:最近大陆介绍哈耶克的著作蔚然成风，我尚未仔细读他的书。友人曾赠送几本给我，还没有来得及读，就被另一位年轻友人借走了，至今未还。我因精力日衰，读书不多已成为我最大的遗憾。友人曾向我指出，你的某些意见与某某著述相合，你应该去读读他的书。但我总不能从日常急需做的事中抽出身来，这使我很苦恼。但不久前，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为纪念《天演论》发表一百周年写的文章，发现其中有些看法与我上述意见暗合，而且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承认人的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品性。我们总希望自己能知道一切，重视断言和肯定，却未必能够理解怀疑的意义，不愿像苏格拉底那样说“我知我之不知”。相反，一旦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致，就会很容易宣称终极已经达到，那么剩下可做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对异已的讨伐了。(大意)作者在另一地方说到这种人“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余地，从而无形地压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这些话说得多么好！一切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改造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扬言白话文的问题不许讨论。我是拥护白话文的，自己也是用白话文写作的，但我要问：“为什么不许讨论？”这难道和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学术民主是一致的吗？真理不怕辩，自由讨论至少可以从传统的语言文字获得更多的借鉴，在建立白话文和废除汉字（钱玄同甚至一度主张废汉字而用拼音文字来代替），以及以后对大众语、拼音化、简体方案等等讨论（如郭绍虞晚年的研究所显示），将得到好处。我是把上述那种独断态度称作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的。可惜，在当时可称为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未能识别它的偏颇。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陈独秀的不许讨论，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了十年。是的，陈的强制办法，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实现了。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似乎也应考虑一下，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的放弃或斫伤，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纵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不会有得有失，甚至是得不偿失呢？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的启蒙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六、激进主义之忧

◆:我看到您在《文化中国》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以及它们对后来的影响，包括对1957年反Y和“WG”的影响。你把ZZ上的激进主义作为贯穿这个世纪的一个很大课题来考察,而且有所批评。海外也有一些对“五四”进行反思的文章,认为“五四”与“WG”在某些方面是有联系的。你觉得他们的说法与您是相同的吗？

●:你提这问题，可能是受到某些论调的影响。我不同意简单地把“五四”比拟为“WG”。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WG”反过来，是按指挥刀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WG”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yu用的GM。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最近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一个名为《大学生》的刊物，曾以“WG”为题，对大学生进行测验调查。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WG”的底细，有的甚至说希望再来一次让他们看看。倘这情况再继续下去，恐怕不知道“五四”与“WG”区别的人，倒不是海外某些学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准史书记载元人的残暴，这是推行yumin政策，而其结果却并不见得好。

那么“五四”与“WG”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呢？我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在立场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立场观点迥然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却是一模一样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文章中揭示构成文化传统的四个要素（参见《思辨随笔》第一篇）以来，多年过去了，我所提到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问题，从未引起论者瞩目。直到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主编张亦工先生来信，才提到这一向题，并表示了赞同，使我感到欣慰。信中也提到我对“五四”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反省，发人深思”。这里说的四个方面，我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看待的。进化论本是一种学说，是有特定的内涵，但我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由它所引出的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即新的总比旧的好，所以说它是庸俗化了的进化论。功利主义在这里也指的是一种思维模式。“五四”的一些代表人物多以功利主义自居，比如钱玄同就称自己“始终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上面曾引胡适日记对陈DX说在白话文问题上不许讨论所表示的态度，这种态度，同样是一种功利主义。陈DX本人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1919年，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下台，由钱智修替代。钱撰《功利主义与学术》一文，认为功利主义使学术失去了一种独立地位，指出传统观念中所谓“《禹贡》治水，《春秋》折狱，三百篇当谏书，即此派思想”。他鉴于当时人以功利主义蔑弃高深之学，借了“儒家必有微言而后有大义，佛家必有菩萨乘而后有声闻乘”之说，来说明高深之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以阐明高深之学不可废。陈DX对钱的批评不满，举释迦的自觉觉他，孔子的言礼立教，yesu之杀身救世，以及那些申张民权自由的人物为例，说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这一反驳已缺乏理据，辩到后来更显出了强词夺理，意气用事。他斥问道：“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乎？敢问。”这已不是讲道理而变成意气之争了。

◆:您是不是因为强调反对激进主义，才对五四时期以来的一些问题和历史人物重新思考和评价？

●:正是如你所说的。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续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北大校庆七十周年时，报上刊载了不少号召继承“五四”的文章。有的文章企图造成一种声势，引用了所谓“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这是一句名言，但我不喜欢它那种带有威吓的口吻，况且潮流也不是都趋向光明和进步的。倘使任何一种潮流，不问正和反，是和非，由于害怕“逆之者亡”，就顺着它走，试问：你又如何保持你那不肯曲学阿世的DL人格和自由精神呢？

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爱国者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陈DX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曾有过一个比喻。他说：“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鲁迅早年撰写《随感录》，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要在一个黑屋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房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口窗户来。(大意)因此，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土，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莫不靡然景从，其原因即在此。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的人如刘师培，他在当时竟成了传播无ZF主义的急先锋，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ZF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太虚法师。1910年，他的思想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ZF主义，曾与吕大任办《良心月刊》，鼓吹无ZF主义。

◆:巴金曾是二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无ZF主义代表人物。在研究巴金时，我曾看了不少关于“五四”前后的无ZF主义的资料。我发现，当时不少主张革命的人，虽然后来发展道路各不一样，但最初都声称受到过无ZF主义思想的影响。

●: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于无ZF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他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这种激忿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freedom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也是在日记中记载了他曾劝告青年，在无ZF主义蔚然成风时，不要去赶时髦。这是胡适使人敬佩处。我最为服膺的是他对自己生平为人所说过的这几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不过,无ZF主义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后来把“WG”的“打za抢”说成是无ZF主义，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但无ZF主义的激进思想对“五四”人物发生了巨大影响。我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的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而要求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并废掉，索性采用外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指思想家、艺术家所创造的精英文化）。自然当时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如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中，根据“趣味不会平等，艺术不能统一”的原则，提出：“我们平常不承认什么正宗或统一，但是，无形中总不免还有这样的思想，近来讲到文艺，必定反对贵族的，而提倡平民的，便是一个明证。”

我所说的“五四”的激进情绪是有特定内涵的。一般将这个词限定在ZZ领域内，如某些国家曾有所谓“激进SH党”之类。但我不是把“Z”的称为激进，Y的称为保守。有些习惯称为极Y的政党，如法西斯等，照我的说法也是激进的。因为我说的激进是指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bao力，趋向极端。这也是就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而言的。人的立场不同，观点两样，在道德品质上也可以截然相反，但在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也都是类似，甚至是一样的。我反对对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与社会过于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很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往往能启迪后人。我尊敬他们，愿意像巴尔扎克在《一个无神论者的Mass》中所写的主人公德斯普蓝医生一样，为那个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灵去祈祷去祝福。但我并不会因此改变我对激进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本文节选自李辉、应红编著的《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书中，王元化先生的《“五四”再认识——关于历史反思的思维模式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