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绪武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全文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丰碑。

诞生背景

●为粉碎民主党派关于“中间道路”的幻想，澄清党内的模糊认识，纠正党内错误倾向，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和时代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规律，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应运而生

《新民主主义论》诞生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这是党过去百年征程中极为艰难的时段。这一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亟需共产党人科学认识和顺应变化而提出相应的战略和策略。

从国际上来说，欧洲国家为了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水东移，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国家采取“绥靖主义”，伙同美国一方面加大对华援助以使中国有能力对抗日本，另一方面牺牲中国利益以缓和同日本的矛盾，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

从国内来看，日本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破产后，战争的巨大消耗导致其国内危机日益加深，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抗战局面也令日军进退两难。日本侵华战略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政治上，从对国民党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本借助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拉拢蒋介石，意图诱导蒋介石降日反共；军事上，将敌后战场作为主要打击目标，以解除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其占领区统治的威胁；文化上，在占领区实行奴化教育，强制推行日文。

从国共关系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对日军事压力减轻的国民党政府，将工作重点由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把军事重点放在解放区战场，各地反共活动愈演愈烈，反共宣传也变本加厉，最终以三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党内部分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味迁就国民党，忽略了国共两党原则性的分歧，右倾主义错误思想开始滋长蔓延，最终发展成为投降主义倾向。此外，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民主党派，仍然期望国民党在坚持抗战的同时能够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企图走出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期望建立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面对形势的复杂变化，为粉碎民主党派关于“中间道路”的幻想，澄清党内的模糊认识，纠正党内错误倾向，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和时代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与规律，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应运而生。

美好蓝图

●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形成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

第一，政治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决定了其能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我们革命联合的一部分，但妥协性的一面，则决定了其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承担。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是中国革命联合的对象，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因为其领导力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根本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这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形态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的政体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毛泽东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体和政体的阐释，谋划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勾画了蓝图，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经济纲领。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所谓“节制资本”，一方面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允许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比较特殊的内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作出的正确判断。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谓“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没收封建土地为农民所有，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而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对富农经济采取保存和限制的办法。毛泽东认为，要容许农村的富农经济存在。因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稳定富裕中农以得到富农的支持，容许富农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其实，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阐述中曾多次提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言论，这实际上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契合之点，从而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社会影响，并赢得革命民主派更广泛的认同。同时，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吸收和借鉴。

第三，文化纲领。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两种旧的文化形态，指出旧的文化要破除，但破的同时也要立新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因为后者不愿意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文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虽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以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也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因此，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因而是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因而是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而是大众的。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三大基本纲领的阐述，毛泽东科学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美好蓝图，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前景充满希望的光明道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时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论》的完成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正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是毛泽东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外部因素。而此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理论原则，为这一理论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基本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提供的新的历史条件和经验，最终促成了这一理论的形成、完善和成熟。《新民主主义论》的完成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正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清晰而有力地回答了社会各阶级最为关切的前途问题，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描绘了一幅崭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美好蓝图，宣告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制度将要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核心，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和独特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为成功的理论范例之一，不仅从理论上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也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党长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过程中始终不渝的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某种程度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也都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