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有关节日文化的调查报告中，都是强调节日民俗对于认识某一民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的意义，却未能说明某一民族节日文化的地方差异性和多样的表现，因此也就很难揭示出节日文化所反映出来的该民族或地方社会与外部世界发生交往关系的历史。这种仅注重民族性而不注重地方性的认识，其实是为了采取一种比较省事的民俗志的叙事策略，但对于深入认识节日民俗来说则是一种妨碍。对于节日的认识是否可以忽略其地方性的各种表现而仅注意其民族性？为什么要强调节日文化的地方性？这种强调对于目前实施保护民族节日文化乃至其他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具有怎样的意义？这都是本文所提出和关注的问题。

传统的节日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所设置的节日，一般是根据地方社会为巩固其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秩序而建立和延续的。无论在哪里，人们均需要在亲属集团和地域社会中建立密切交往的规范和秩序，也需要与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达成精神交往的畅通渠道。节日民俗最突出的文化意义，正是在于实际地满足了与象征性地表达了一定地方社会对内和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在节日生活中，无论是既神圣又欢乐的空间场景，还是人人遵从的行为规范、特殊语言和仪式的运用，都集中反映出一个群体内部的对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秩序的认同，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认同。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集中表现，节日生活也在族群和地域社会之间搭起了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桥梁，因为它最直白和生动地表达了一地方群体的集体意志和反映出他们的集体性格。因此，研究节日民俗就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地方社会集体生活方式及其所处地理历史位置的认知，也就是离不开对于节日文化地方性的考察。不妨通过对于一个地方节日文化个案的理解来说明这一道理。

对于节日的研究固然应该与全部的地方生活相联系，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一个地方的节日体系问题，即各个节日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关联的意义。在贵州台江县清水江流域，苗族同胞每年都有“讨姊妹饭”和“划龙船”这两个节日，以往的研究中尚没有特别注意二者间在社会结构关系上的意义。虽然是经过不多时间的调查，但我发现这两个节日刚好构成了对于当地姻亲社会中完整的交往关系的文化表征。特别是这两个节日都分别与人生仪礼的文化表演相联系，让村寨中的“姊妹”和作为龙船主人的男性老人均成为节日“戏剧”的主要角色，彰显了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村寨的风光。台江家族村寨的社会再生产的历史经由这一组节日而得到文化的表达与认同，也得到强化和延续。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日，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的施洞镇地区，住在清水江边的苗族同胞要度过一个叫做“搂嘎良”的节日。“搂嘎良”一般被翻译成“吃姊妹饭”，是这个节日的标志性活动，指未离娘家的姊妹们结伙聚餐和联欢，她们在宴席上还要接待远道而来的后生（男青年）们。在这几天，出嫁的女儿不论有多远都要回娘家，每个家庭都要接待外来的亲戚，整个苗寨就都欢腾了。

姊妹节上不举行任何气氛凝重的祭祀性活动，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礼仪交往将苗家社会的亲情与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各家各户纷纷走亲访友和接待客人，使每一个苗家人都沉浸在人间的温暖当中。后生们来到姊妹们的家“讨姊妹饭”并受到接待，青年人以此形式进行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获得了选择意中人的机遇。

节日到来之前的几天，姊妹们就忙碌起来。她们结伴上山采集一种叫“姊妹花”的黄花和绿叶，回家后用它们作为颜料把糯米饭染成黄色和黑色，加上米饭的白色，还有用其他植物染成的红色和绿色，就作好了五彩的“姊妹饭”。现在由于后两种天然颜料不好找到，苗家人又不太愿意用化学颜料，所以经常见到的是三色的姊妹饭。为招待客人，姑娘家还要到田间捕渔捞虾，据说以前不论是哪家的田鱼都可以随便捞。

过节期间的姊妹饭并不是只送给年轻的后生们，各家的主人特别是老妈妈只要是见有人来到门口停留，不管是不是陌生，都立即端过姊妹饭，热情地请人品尝。但是，如果把姊妹饭送给从外村前来正式做客的后生，意义就大不一样。在接待客人的晚餐席上，男女对歌，尽情饮酒，直至夜深。晚上，在村寨固定的“游方坪”，一般是村旁的井边、河边等处，后生们还会与姊妹们对唱情歌。经过一番交往，当后生们要回家的时候，姊妹们用新竹蓝或新手帕盛好姊妹饭，送给后生们作为礼物。有时会在饭篮里藏上一些表达心思的标记物，如：藏松枝代表针线，藏竹钩暗示将来须用伞来酬谢，放香椿芽或芫荽表示姑娘愿与后生成婚。如果在篮上挂活鸭，是希望日后回赠一只小猪给姑娘饲养。放辣椒或大蒜便暗示不愿今后来往。

节日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活动是“踩鼓”。姊妹们要身着盛装到江边的广场上跳舞，而后生们只能站在边上观看。白天里，响亮而节奏鲜明的鼓声不断，以每一位击鼓的妇女为中心，姊妹们围成一个个圆圈，跳起步伐稳重而灵活的舞蹈。舞蹈的套路会不断变换，最基本的是“四方步”和“六方步”。来到江边观看的和作买卖的人非常多，形同汉族地区熙熙攘攘的庙会。事实上，踩鼓活动集中于施洞附近的几个村寨绝非偶然，与这些村寨作为渡口和集市的地点有着很大关系。

姑娘们穿戴着色泽鲜艳的绣花服装，从头顶上到衣衫上都佩带着光亮耀眼的银饰。银饰的名目极多，如：银冠、银羽、银花、银簪；头围、靠领、项圈；银衣、银披肩、围腰裢；耳环、手镯等。她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真正成为了节日的主角。每一个作父母的人，只有看到女儿穿戴得如此漂亮和体面的时候，才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幸福。女儿在这个时候就是自己一家的“形象大使”，代表着家庭的骄傲。前来参加踩鼓的姑娘不都是本村的，也有很多是来自外村的。有的姑娘由母亲陪伴着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还有其他女伴挑着担子或跨着篮子，里面装的是分量很重的银饰。当走到舞蹈场地附近时，姑娘才开始着装打扮，细心的母亲总要反复的检查，不肯出现一点点疏漏。

既喧腾而又温馨的节日一共连续三天，特别是伴有苗家男女青年的自由择偶习俗 ━ “游方”，使得姊妹节成为苗家青年的爱情节。我们发现，姊妹节只所以重视苗家姑娘和所有青年的角色地位，是与维护苗家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和增强民族地域文化认同的意义分不开的。清水江流域的苗族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 “划龙船”，可以用来与姊妹节进行对比。

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的前后四天，各村寨都有龙船下水，龙船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作为村寨代表的龙船主，一般由男性老人担当，每一年由群众公议选出。苗家的龙船竞渡，主要不是比赛速度，而是比那一条龙船得到的礼物最多，而礼物一般是由老人的女婿们送的。一条龙船实际是由一只大船和两只小船栓牢在一起组成的。船手可以多达三、四十人，站在两侧的小船上划桨。老人的孙子穿上女孩子的服装和银饰，坐在船头敲锣。这些情景是饶有意味的。姊妹节仿佛是一个村寨向外村隆重地展示了自家女儿的风采，从此开始了村寨间和家族间的联姻活动；而划龙船节就象是得到了来自女婿家的汇报，使得姻亲之间的情分达到了高潮。由此可见苗家人十分重视结合在姻亲关系的制度来创设了自己的节日文化。这虽然只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但是对于我们理解各个民族的节日文化，难道不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吗？

举这个例子，只是为说明研究民族传统节日有必要结合一定地域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来给予理解，当然不应该排除对于节日文化中所包含的一般民族性精神和信仰观念等作出理解。关于节日文化的地方性，还包含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讨论。但总的来说，节日民俗的地方差异现象尽管表现得可能非常细微，但是如果结合地方社会历史的各异情况来给予观察，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因而也是必须给予尊重的。当前在注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工作中，对于节日民俗的调查和理解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将节日仅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图式来给予统一解释，忽略了地方社会中实际传承节日文化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动力。再展开一步来说，由于节日民俗的认识最容易简单地按民族的区隔所限定，往往忽略在各个地方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意义，我们甚至曾因此为韩国一地方的“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文化遗产而不悦。所以，如果将节日的地方性表现都能给于认真对待的话，那么尊重其他民俗文化的地方性表现就更不在话下了。

作者简介：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