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上海师范大学演讲稿节选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

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研究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个体生命才有意义，也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

历史学家的第二项任务，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万物的造主俯瞰着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并赋予各个历史时代同等的价值。启蒙历史观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上帝面前，各个时代的人是权利平等的。

历史学毕竟有底线，那就是求真，尽管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只能尽可能接近真实，而不能够达到绝对的真和完整的真。正因为如此，使用史料和判断史料仍旧是历史学基本的要求，舍此就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不等于文学，历史写作也不等于文学创作。

“民族国家是西方崛起的法宝，因为有了民族国家，西方才走上近代发展的路。可是当全世界都看明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试图模仿时，西方人却要告诉其他人：民族国家要不得，应当抛弃！当他们高调谈论‘人权高于主权’时，其实是在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法性，也就是否定非西方国家的主权独立身份，从而以另一种方式维护西方的霸权。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史是有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所利用的：当民族国家的历史不存在时，民族国家自身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但正直的历史学家们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

20世纪“新史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学术界已经不生疏。但有一个问题：所谓“新史学”的各流派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并不充分，一般人也很少意识到。我试图对此进行一下梳理，就必须从兰克说起，因为他是出发点。兰克对西方史学以至于全世界历史学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关于兰克，我们知道什么？很多书都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所谓“科学的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历史看成“科学”，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一样。既然是科学，就是有规律和内在逻辑的，通过科学手段可以发掘这些规律以及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层含义是从方法论角度谈论历史，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就能恢复人类历史，做好历史研究。很多人说兰克是“科学的历史”的创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兰克认为，历史有其发展方向，这一点与西方史学界的先辈们没有很大区别，西方历史学很早就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发展方向的，从而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中就存在，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必然性所限定的，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发展目标。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类历史的终极走向是天国，历史是要按上帝意志发展的。理性主义盛行后，尤其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理性主义占据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但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有固定方向的，其路径早就被设定了，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规律，人类改变不了历史规律，也改变不了历史走向。

兰克在这一点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和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历史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在西方文明中表现出来。兰克的创造在“科学地”研究历史上，由此他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在兰克之前，历史学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是用一种非常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规范其研究方式、把历史学当作一个专业，却是从兰克开始的。之前的历史学著作则比较随意，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都是这样。你不知道这些记录的来源和出处，无法判断其真实性，也不知道它们运用了哪些史料，或者根本就没有史料、而只是凭道听途说甚至想象。比如“霸王别姬”，威武悲恸、气壮山河，但后人却无法求证。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的《英国史》写到光荣革命，也是生龙活虎，但也无法验证。中世纪的西方编年史有很多是修道院修士们所写，一部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是听说的。中国古代后来编修“正史”，倒是要用《起居录》这一类文字记载，不过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兰克却提出，写历史要非常准确、完全真实。为此他制定了一套规范，要找到非常可靠的资料、文书、档案，证明是非常坚实可靠的内容，才可以当做写作素材。使用可靠史料是恢复真实历史的基本出发点，而判断史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依靠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变成科学了，通过使用科学方法而写出真实的历史。在兰克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都有类似看法，但兰克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后来很多人说，兰克之前的历史学或历史学著作都是非专业、业余的；兰克之后，历史学才成为学科，历史学家也成了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兰克不愧是一代宗师，改变了西方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史学，随着西方崛起和话语优势，西方的研究方法也传播到了整个世界。

所以兰克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政治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历史，这是兰克传统的三根支柱。兰克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他的时代，表达着他那个时代的愿望和思考。前面说过：兰克史学一出现就震动学术界，它很新，仅凭一个“新”字就能打动许多人，况且兰克史学充分表达他那个时代的追求和抱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兰克史学从形成起就有问题，三根支柱都不可靠。兰克说：只要有坚实的史料，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可是，史料真的能“坚实”吗？“科学的历史”是否能存在？一旦这样去思考，就会发现兰克传统问题很大，绝没有把历史学带到无可逾越的顶点。由此去看20世纪“新史学”“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

对兰克史学的背离

兰克史学出现不久，就开始有不同于兰克的其他史学出现了。经济史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盛行，这离兰克时代并不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变化的历史，放到兰克背景下来理解，经济史就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它不讲政治，只讲经济。经济史在今天看来已经变旧了，但相对于兰克史学而言，它又是“新”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史观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都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体对象，在他们笔下，历史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文明多种多样，比如汤因比说有21种不同文明，其中6种是原生的，另外15种是续发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兴衰盛亡。放到兰克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文明史观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在文明史关照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它研究的内容也不只是政治，而涉及更多方面。并且，无论兰克还是黑格尔，他们对历史变化都有相同的看法，即人类历史是线性和单向发展的，从低级到高级、从幼稚到成熟。文明史观却认为所有文明都有始有终，不存在时间先后，也无所谓高低，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转圈——从生到死，这是一种循环史观。在这些方面，文明史观都是对兰克史学的背离，由此造成很大轰动。作为一种新思想，文明史观对兰克史学传统形成重大冲击。

但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学派出现了，这次冲击再次波及整个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布罗代尔提出“总体史”的概念。意思很简单，就是历史包罗万象，而不仅仅是政治史。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历史有三个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地理空间从宇宙行星开始，到气候、海洋等，人类习俗、规范，都是影响历史的因素。地理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范围，它的作用时间是以万年、百万年计算的。社会空间较小，是一个中间层次，包括人类的经济状态、社会状态、制度变化等，这些也是影响历史的因素，作用时间以千年、百年计。最小的空间就是个人空间，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而这些表演却让历史学家最感兴趣，所以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在内，都津津乐道谈论这些，以为这些就是真正的历史。

但在布罗代尔看来，个人空间最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而言最没有意义，因为它最不能决定也不能解释历史的走向。个人空间以年、日，甚至小时计，转瞬即逝。布罗代尔还提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概念，这些是我们熟悉的。布罗代尔的历史是宏观的历史，它试图构筑一个庞大无比、包罗万象的宏观体系，以此来囊括人类整个历史。可以看出，年鉴学派不仅否定了兰克的政治史，也否定了兰克的民族国家史。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被大大扩充了。在布罗代尔看来，什么都是历史。年鉴学派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史学，包括社会史、环境史、心态史、妇女史、城市史等都受年鉴学派影响，这些都不在兰克的史学传统范围内，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把它们召唤到历史学中来的，“总体史”几乎要把兰克史学淹没。到这一步，兰克传统只剩下“科学的历史”可以勉强自保，历史学家们仍然相信历史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这大概就是兰克为什么只被看作是“科学的历史”的奠基人的原因所在。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到20世纪下半叶，从1960年代开始，一些新流派出现了，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兰克，而和年鉴学派有更多的承继关系。首先是社会史，在1960年代很受青睐。社会史有两种形式，一种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屈威廉，其代表作《英国社会史》记述了英国各时代人们的穿衣、进食、居家、出行等，完全是生活历史。这种形式在社会史刚开始流行时比较常见，后来不成主流；主流是稍后出现的另一种形式，它对人类过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关心，尽力发掘，唯独不写政治史，即便写，也是一带而过，并且注重它的社会层面，比如政治运动的阶级构成等。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人类历史，可以把英国历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看作这种形式的代表人物，代表作《英国社会史》就是没有政治的英国历史。社会史刻意不写政治，是对兰克政治史传统的蓄意扬弃，它同时又部分抛弃了兰克的“科学的”历史学方法，因为社会史使用的史料不那么可靠和“坚实”，不能按兰克的要求只使用政府的档案资料，作为“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只能使用普通老百姓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还不是文字，比如器具、风俗习惯等。社会史偏爱使用这些东西，这就对“科学的历史”造成冲击，兰克的“科学”方法也被突破。社会史和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有承继关系，因为它也强调历史内容的整体性，但它抛掉了布罗代尔的宏大体系，而注重人类活动的许多细节；它注重描述，而不是解释，所以许多社会史著作有精彩的叙述，却缺乏理论架构。

“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好全球史的观察视角，认为它可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在全球史出现之前，人们通常用纵向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认为事情的因果关系体现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可是全球史认为，横向的原因也许更重要，相距遥远而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事，彼此之间也许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公元前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事——汉帝国打败匈奴，到公元后几百年却在西部欧洲展现后果：匈奴西迁引发“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引发“蛮族入侵”，蛮族入侵又造成西罗马帝国解体，西罗马帝国的解体结束了西方的古典时代，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所谓的“中世纪”。在全球史看来，历史从来就是跨地区的，整个世界彼此互动，如果把眼光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狭小范围内，就看不清历史的整体形象。全球史强调各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全球的视野下观察历史。这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新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以前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全球史填补了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巨大的空缺，因而一出现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把全球史放到兰克传统下进行考察，很容易看出：它既不是民族国家史，也不是政治史，它的研究范围无比宽阔，远不是兰克传统所能容纳的。从写作规范上看，它并不强调第一手史料，不把史料的“坚实性”作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更像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但是全球史和新文化史不同，它试图构建一个整体框架，把一块块历史碎片粘合成一个全球的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又和布罗代尔异曲同工，只不过各自建立的体系不同而已。所以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等。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曾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特殊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