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三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一是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二是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引发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三是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

这三个事件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启示。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

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此前，他曾发表一系列纵论中国历史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民族”等含有中国民族总体意义的词汇。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并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

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再次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及内部各种复杂成分进行全面研究。此文中，梁启超把“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这一阐释不但符合梁启超求同胞团结一体以“御他族”的初衷，也与他先前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整体观察所形成的“中国民族”等思路契合。

1939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学理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概念，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出现，但作为一个实体，它的存在却已有几千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精髓，即中国各民族一体。这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既是学理上的升华，也是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述，无论是历史视角、框架内容还是基本论点，均与1939年顾颉刚的论述接近，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均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本论述相吻合。

费孝通并非历史学家，为何在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也同样完全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进行论述与阐释？对此，费孝通在1993年有一段含义深刻的回答，“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

这番话既是费孝通自己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体会，也是对为什么必须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述“中华民族”概念的一个回答。

“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学术前辈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尽管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和不同，但三人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路径却惊人相似——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原因在于，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根本上是由“中华民族”概念的属性所决定的。换言之，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出发，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述与阐释，可以清楚看到两个突出的共识：

第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并非是近代才出现的，而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梁启超指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说出来，但其存在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费孝通用“自在”与“自觉”来区分中华民族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第二，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梁启超认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顾颉刚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则作了这样的概括：“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之所以能在以上两点产生高度共识，原因在于他们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这是他们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洞悉得出的真知灼见。各民族交融汇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流，中华民族正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正是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出发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趋势异常明显：第一，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愈来愈密切，民族混合与交融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发展。这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正是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第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总体趋势是由松散到紧密、由多元趋向一体，因此，中华文明事实上是由中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诚如历史学家翁独健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由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即经济与文化），同样成为让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紧密联结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并且日益紧密联结的中华民族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概念赖以产生并被广泛认同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顾颉刚认为，民族是“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同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这也正是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民族”一词的含义。顾颉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一词意涵的。对于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地区及人群而言，“民族”的内涵均与其历史密不可分。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其中显然已饱含对顾颉刚当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中“民族”一词内涵的深刻理解。

中国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既有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也伴随着战争、征服等高昂代价。正如梁启超概括中华民族特征时所言：“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历史上各民族混合、交融与凝聚的过程，不但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了共同的历史命运。近代以后，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开始“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由此唤醒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之自我意识。

事实充分说明，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种族、血缘、地域、宗教等因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传播并为中国社会所接纳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固然是由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即外部刺激所催化的，但其内在的基础却是数千年各民族交融汇聚形成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由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精神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梳理“中华民族”概念的几点启示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与阐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均从中国历史的视阈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来看，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三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探讨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了两个重要共识：一是尽管“中华民族”概念是20世纪初产生的，但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却并非是近代出现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二是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

第二，“中华民族”概念的本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这“一体”并非出自近代的建构，而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彼此密不可分的整体的方向演进。这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不但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了共同命运。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深深认识到共同命运，开始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

第三，过分拘泥和纠缠于狭义的“民族”定义，有碍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费孝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从很大意义上说，由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正是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系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