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于已经果实累累的江南史研究而言，近年来生机勃勃的华南学派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人类学视野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是区域研究范式的重要参照。江南史研究应当广纳“新”、“旧”诸法，兼顾大问题与小问题、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立足于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在整体史视野下，勾画区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史过程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

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1990 年代初以来 ，带有经验主义实证性质的中国区域史研究令人瞩目。其中，关于江南的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近年来华南史研究中异军突起的华南学派令人耳目一新。生机勃勃的华南学派给大家带来了发掘新史料的思路，拓宽了地方史（Local History）审思的视域，从而对既有宏大叙事进行若干修正。而他们除了产生出诸多具体的地方史研究成果外，也提出了关于华南社会在与中原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中的区域发展逻辑。

其实，冠诸该学派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由来已久，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日常社会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而作为历史人类学精髓的田野调查方法在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更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也是华南学派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缘由。但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这种研究路数在中国区域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推动了区域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从事江南史研究的人员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之众，虽然远非岭南史或华南史所能比肩，但重视华南学派的研究路数和方法，对推进江南史研究不无裨益。那么，在方法和技术上，华南学派究竟给江南史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因素？如何看待这些“新”因素与“旧”因素的关系？本文试做若干思索。

一、大问题与小问题：江南区域史中的“普世性”

近百年的江南史研究始终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这与江南自身历史的重要性与数代学人基于现实关怀的史学自觉密切相关。[1]从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持续到 1980年代末的半个世纪之久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再到世纪之交以来的早期近代化/工业化纷争，江南都是检验诸“普世性”理论范式的历史场域。而这些理论范式基本由西方的经验抽象、演绎而来，如此，区域、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与全球史的大关怀、世界历史的宏观叙事连在一起。

以社会经济为重心的江南史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学者青睐。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江南作为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社会走向上也反映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态势与问题。所以，江南区域史由于大问题的导引，汇入甚至主导了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的宏大叙事。在具体研究中，史料的收集、整理、采用与阐释都服务于这一旨归。各个地方、区域各种“具体性”的研究，终将殊途同归。

那么这样的江南区域史的“区域性”在哪里？与其他所谓不能代表明清阶段社会发展大势的区域史的研究相比，地方史与国家史、全球史的紧张性在江南史研究中是不是更被掩盖了？江南区域内，又有大大小小的“区域”或“地方”，它们各自特殊的“个性”是不是被区域的甚或国家的“共性”所掩盖了？江南史研究的思辨性是不是过多地盖过了经验性研究？在江南史研究过程中，理论范式的展开与转变，对具体研究的深入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但理论先导模式下的实证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2]所以，王家范在总结近年来的江南史研究时指出史料重复、专题分解不全、微观个案研究不足的缺陷。[3]

有着“全局关怀”的抱负，是区域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学理之一。进行此项研究的学者多都存有超越区域的志趣，作为华南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科大卫在华南研究蓬勃开展之时即提出了“告别华南研究”的宣言，称区域乃是研究的试验场，而其所从事的华南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经之路，但不是终点。[4]这一旨趣暂且不论，但是这种试图从地方经验演绎、提升为“国家史”叙事的探索，必然建立在充分认识区域个性的基础之上。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经济的发达，使得江南研究备受关注。但诚如科大卫所言，虽然基于江南地区在明清国家与社会的运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江南区域史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国家史，但不能“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化”。江南经验不能掩盖整个中国的历史面貌，而江南区域的本来面貌也不应该被宏大叙事所遮蔽。而江南以外的区域史研究对于江南核心性的理解与落实以及区域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5]近十几年，江南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得以不断深入和细化，或许可部分地归功于华南学派所阐扬的历史人类学的向下看的路数。重视日常生活细节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环境/生态史等新理论与方法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千姿百态的“实证”研究实践中来，以至于最近出现“碎片化”的诟病，当然这与史坛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大势一致。

二、新材料与新问题：江南区域史中的“特殊性”

关于江南区域历史的文献资料异常宏富，为江南史研究提供了得以长盛不衰的源泉。华南学派所倚重的走进历史现场的田野调查方法，其实早在包括江南在内的区域史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对研究者来说，碑文、契约、谱牒、口述资料，与文集、笔记、野史、说唱文本等多种资料类型，与地方志、国史及其他正史一样不可或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宏大的问题意识和叙事的导引，众多资料被有目的地择取和解读，而没有化作通过细节而发掘地方历史特殊性的自觉。

近年来地方文书被高度重视。史料的采集和解读不仅旨在发现江南区域整体性及体现中国最高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而且还要追索地方历史的特殊性，即重视发现大大小小区域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在之前研究中较少得到关注的江南区边缘地带如浙南地区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江南区域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具体个案的研究。[6]此外，包括档案等近代材料的运用也会有助于对于明清社会的理解，王家范提出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近代史料，同样应该成为明清（至1840年）历史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7]如此，以前大量被忽略或忽视的来自非正史的“新”史料，被植入历史叙事中；其与正史记载的冲突被重新评估，不再被削足适履而纳入以正史为基本依据的整体性、一体化的史学叙事模式。

史料甄别的重要标准在于其典型性、代表性与否。这样的标准适合于所有“新”的与“旧”的史料，同样既适合于体现地方历史特殊性的史料，也适合于超区域普遍性的史料。“旧”的、正史的文献可以“新”读，也同样可以解释地方历史的个性。“新”的、非正史的材料也可以解释国家历史的共性。所以，史料的“新”与“旧”有相对性的一面，而不应过于计较新史料与旧史料之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8]葛兆光在评论《哈佛中国史》一书的材料运用问题时，指出其长处在于善于解释新史料，并有机地用于历史叙述。如若缺乏新的观察角度、叙述方式和论述立场，新材料带来的有时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质变”，并不能使历史“旧貌换新颜”[9]。同样，对于旧史料如若以新的视角进行重新解读，也会有新的发现。

史料的细致梳理与充分挖掘自然有助于历史细节的理清，甚至于可能成为影响宏观判断的事实依据。如胡铁球的新著《明清歇家研究》在纷繁琐碎的史料中揭示了歇家类这个上承府县、下接乡村而较少为人关注的社会群体。仲伟民认为，该研究“通过歇家这个窗口看到一个与以往研究不一样的明清社会，从而解开了连接国家与乡民的秘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建设，为明清基层社会管理与运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并将其视作“从历史碎片中发现大历史的一个典型成果”。[10]高寿仙对此则提出，这必须建立在历史细节和碎片的准确把握和适度定位的基础上。[11]对于成果极大宏富的江南史研究而言，多数学者认为即便前人做过很好研究的很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即可以“旧题重做、旧文重读”。[12]而这除了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进一步挖掘新材料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旧史料的重新选取与细致解读以及史料间关系的再次寻绎。

三、江南史研究与比较视野

前文讲到江南史研究容易被纳入全球视野，这同样基于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六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步步地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经济重心，尤其在明清时期，也即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华帝国晚期，江南自身即是王朝或帝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这是与包括岭南在内的其他区域的不同。既然江南本身即“中心”，研究者势必采用与华南学派不同的路数。尽管每个区域都能体现国家史，相对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边缘”地区，江南的历史经验更能直接地展现国家。[13]但这种“区域中的国家史”绝不意味着僵固的史学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时间序列与空间布局的差异性与整体性或一体化俱存。古代“大一统”的天下观与近现代的“民族-国家”语境都有适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我们说江南不是中国，也是因为它不仅在发展程度上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的诸多新气象，那些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早期近代化”的新动向，与大一统明清帝国的整体旨趣迥异。我们有必要强调与国家史进行区分的“江南视角”，即立足江南本身，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展开讨论，注重江南区域市场、经济扩张的内在逻辑：六朝以来南方在人口、技术与财富上逐渐超越北方，宋代出现“商业革命”，明清阶段工商市镇的勃兴，以至近代东南开埠以来的变迁。也即除被赋予的宏观期待外，还应该回到江南地区本身来，探讨其内部社会经济变动与政区、制度、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关联，注重历史进程的整体性。

而对其区域特征的认识也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中实现。江南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可供比较的良好样本。尽管大家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区域的地理界定不尽一致，但可以肯定，对其内部各个子区域的细致比较，有利于理解江南整体区域个性、共性俱存的复杂性；[14]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比较，会深化分析关于国家历史发展多元化及一体化的复杂性。如唐力行对苏州与徽州所进行的比较，既可以看作不同区域间的比较，又可以看作广义的江南区域内部子区域的比较。他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出发，包括相互沟通、相互作用和相互认知三个层面，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里展现区域比较的历史画卷。[15]而江南轨迹抽离出来放入全球语境里， 与其他欧、亚社会里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进行比较，可以呈现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形态的特殊性和相通性，势必会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近代化等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法规避的学理性问题的认识。

比较方法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手段，却往往难以避免简单化约的弊病。刘昶提出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存在着对社会关系、制度、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软件” 关注不够、 对国家维度缺乏足够重视等问题。[16]近年来在全球视野下的江南区域比较研究，在带来新见解的同时，也受到了其比较对象可行性与比较基础可靠性的质疑。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于比较对象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正如冯贤亮所言，“并不是简单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框定一两个时髦的理论话语，作比较分析就可了事，而是必须有个人的相关研究和深度分析，方才得心应手。”[17]

四、区域的丰富性与江南的整体性研究

施坚雅对于区域的划分是近年来展开区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虽以地理界线作为区域划分的主要依据，但“施坚雅的‘区域’，是在他早年提出的中国社会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的分析架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这个‘网状交叠层级体系’的形成，以理性的经济人的交换与交往行为作为论证的逻辑出发点。”刘志伟指出中国学者受到根深蒂固的王朝体系逻辑影响，容易将其简单类同于地理或政区意义上的“九州”，使施坚雅的区域概念成为“逾淮之橘”。[18]罗威廉认为，“‘区域’这个西方最近经常运用于中国研究的术语，并不是指具有统一性的地带，而是指内部具有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的系统，并且其内部的异质性要超过同质性。”[19]

有关江南区域范围的界定历来争论不休，这往往与其界定范围的依据有关，又往往与其所关注的问题密切联系。一个被定义的区域本身即具有开放性和不固定性，区域系统间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并且随着功能划分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区域又处于不同程度不断嵌套的体系中，如江南，但同时它可以“又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即长江下游这一‘宏观区域’的组成部分，而同时这一‘宏观区域’又是中华帝国这一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尽管施坚雅认为，在帝国晚期，中介性的‘宏观区域’与整个帝国或‘子区域’如江南相比，在功能上更具有完整性）。”[20]虽有共同承认的江南核心区域，而这变动不居的“江南”，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心-边缘的解释框架。如此，可以更为灵活地处理对于江南及江南各子区域的研究，从而丰富江南的内涵。刘志伟认为，中心-边缘的模型，与其是多元的，还不如说是流动的，是随着研究的问题或研究的行为主体的改变而改变的。[21]如鲁西奇通过对“内陆的边缘”区域的关注和思考，发现“这种从核心到边缘的‘同心圆式’结构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千疮百孔的’”[22]。与此同时，这类 “边缘” 区域在讨论如某些社会运动等问题时，又可以作为被定义区域的“中心”。

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展开同时也是与地方史研究进行切割的过程。一般认为，地方史研究学术传统有一定的缺陷，“眼光局限于一定政区范围之内的史事实录，甚或是史事堆积，缺少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关怀。”区域史研究则不同，虽仍“集中讨论某一特定地方的史事， 但其关注点却是全局性的。它是从全局的高度来注视地方史；它绝非是在就地方谈地方，而是在作窥一斑而见全貌式的研究。”[23]但是实现完整而清晰的分割，必然过于理想主义了。越做越小的区域史，甚至于有“沦为”地方史的危险。以整体的结构性为追求的区域史研究，“在直观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地区性的经验”。而区域的整体史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其作为研究单位本身即是一个整体；同时，又是一个更大整体的局部。[24]如此，在第一个层面上讲，可以将区域史视为一种“新地方史”，可以更加关注地方传统和发掘区域个性。地方史与区域史之间也可以看作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中可以见整体，也只有从细节入手，才能认识整体。不以细节为基础，就只是笼统，不是会通。”[25]

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深化是江南史领域中有待加强的方向。马学强认为尽管目前江南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但对相关问题“缺乏内在关联性的揭示”。“对一些重大事件、主要人物、制度构建、社会演进环节都缺少具体的考察，对区域内部的变迁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没有深入的研究。”[26]赵世瑜也认为与华南研究相比，江南研究中社会经济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大多是相互分离的，故而“江南区域研究的突破之处可能在于整体史”[27]。 整体史不是全面史，不是要求面面俱到。对于江南区域史研究而言，目前也尚且不能对整个区域展开整体性的研究。基于对区域丰富内涵的理解，应该注重针对各子区域的多领域、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如此，“江南”才可以落到实处，而非笼统的概念。

余论：理论与史无定法

对新出文献、新发现史料的重视反映了一种史学研究的态度，对传统史学素材的重新解读亦然，都会有助于开拓史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江南史研究迄今不仅在历史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宏富，而且在理论分析上也有深厚的积累，研究的门槛相当高。这里所说的理论不仅指由经验主义的实践升华而来的各种范式、模型、术语，更重要的是指理论与方法上的素养和见识。精致的微观研究，可以“小题大做”，小中见大，如此就不会有“碎片化”的缺陷，而是推进对重大历史问题探索的深化。[28]吴承明先生尝言：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史无定法。[29]史学研究“有法可依”，即需要兼收并蓄，广纳“新”、“旧”诸法。江南史研究是传统显学，“其命维新”。

江南区域史研究近来所显现的趋势，也是发生在国际学术交流、激荡的语境中。“加州学派”的探索和命题对江南史研究的冲击与贡献显而易见，而且李伯重等中国学者也跻身入内。李伯重富有原创性的计量个案研究对江南史研究瓶颈的突破具有建设性的作用。而近来鹊起的“学术本土化”倡议也只有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全球化开放语境里才能落到实处。

华南学派带给我们的启示也主要在理论层面上。对江南研究来说，华南研究不但提供了一种参照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相当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就其本质而言，华南研究与江南研究虽针对不同的区域空间展开，但这只是研究对象的差别，因为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华帝国的整体历史，而且都在宏观层面上揭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从研究的起点与终点来看， 华南研究与江南研究既始于区域，又不终于区域；既以超越区域为目标，又最终落实到区域发生、发展的逻辑。借鉴华南学派的研究取向，江南研究或许更应关注“江南”这一区域本身，勾画区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史过程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

注释：

[1]孙杰、孙竞昊：《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陆敏珍《区域史研究进路及其问题》（《学术界》2007年第 5 期）一文中将区域史研究区分为以描述地方史图景为主的第一序研究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就图景中所蕴含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第二序研究，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辨析。黄宗智主编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一书收录的文章对中国史研究中理论范式的运用问题进行了检讨。

[3][7]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 年第 6 期。

[4]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 》，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5]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第 9～30 页。刘志伟也认为：“处理江南地方管治问题形成的制度并不会直接复制为中央的制度，也不可能直接套用到其他地区。明清时期国家制度的改变，不仅是由包含江南地区在内的各个不同区域的管治的做法集合而成， 更多的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和社会经济结构中， 从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机制中形成和改变。”见刘志伟《超越江南一隅：“江南核心性”与全球史视野有机整合》，《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6]参见包伟民《江南边缘地带未刊史料的介绍》，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13～414 页；梁敬明《浙江区域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发掘》，载刘昶、陆文宝主编《水乡江南：历史与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5～429 页

[8]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0 期。

[9]葛兆光：《推荐序》，载[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六卷本 ），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10]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学术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 5 月 22 日第 14 版

[11]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光明日报》2017 年 7 月 26 日第11 版。

[12]周保明、王应宪整理：《“海盐会议”发言实录》附录，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59、468 页。

[13]孙竞昊、孙杰：《中国古代区域中的国家史》，《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14]有关江南地区内部的差异性可参见冯贤亮《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 辑，第139～151页 。

[15]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44 页。

[16]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352 页。

[17]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 年第 1 期。

[18][21][24]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 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版， 第 19～20、80～81、91、108 页 。

[19][20][美]罗威廉：《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载[美]约翰逊主编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成一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7 页。

[22]鲁西奇：《内陆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 年第5期。

[23]包伟民：《浙江区域史研究》前言，杭州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3 页。

[25]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26]马学强：《解读江南：研究江南区域历史的经历与体会》，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第 109～110 页。

[27]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28]王笛提出，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是一种理想状态，“以小见大” 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见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29]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