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历史背景

党史学习研究在长征结束后突然“热”了起来，这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

从国际上看，共产国际对唯一拥有军队并正在艰苦血战的中国支部开始空前关注，1935年12月通过了王明等起草的“中国工作计划”，决定在中共成立十五周年之际举办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撰写一系列重温中共奋斗历史的文章，比如米夫的《奋斗的十五年》、王明的《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等。这些活动引发了对中共党史的回望，并很快影响到国内。

从国内看，党中央和红军奠基陕北，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为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创造了条件。1936年12月，刚刚搬到延安的毛泽东就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演讲，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讲演从军事战略视角回顾了党的奋斗史，其中涉及到一些同志不愿或不敢谈及的路线问题。次年4月，张闻天第一个在抗大开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提议成立“中国革命史研究会”。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筹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至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正式成为全党议题。

1938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令一些人雀跃不已。王明的窑洞里，每天高朋满座、欢声笑语，而毛泽东家就显得清冷不少。显然，王明路线在党内仍有不小“市场”。1939年冬，毛泽东主持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读本，王明对此嗤之以鼻，并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公然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张目。

对于王明路线的干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始终保持高度的警醒，感到解决路线问题已迫在眉睫。1941年，毛泽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在党内发行，书中辑录了从中共六大至延安整风时的重要文献，为回望党的奋斗历史、检视王明路线错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延安整风也徐徐拉开序幕，而序幕的开篇就是党史研究。为此，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和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党史。1942年3月27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启动学习计划，第一个就是请毛泽东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党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942年3月30日，根据中央书记处安排，毛泽东到中央学习组作党史研究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以《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为题收入《毛泽东文集》。报告开篇即直奔主题，阐明了党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党史学习研究搞清楚“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

二是通过党史学习研究加深对路线和政策的认识。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路线不明、方向不清，党就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

三是通过党史学习研究“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在报告结束前，毛泽东结合自己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体会，阐明了学习研究党史的深层目的，也是最高目标，就是“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在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最终成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毛泽东思想。从此，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史学习研究的根本方法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一次阐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史学习研究要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强调“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历史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所以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历史是客观存在，不能选择性失忆，更不能搞虚无主义，因此要“进行客观研究”，“全面看”。毛泽东在党史研究上的系统观，对于我们今天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党史学习研究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怎么“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说，就是“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又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他号召学习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作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创新。

三是党史学习研究要注重科学具体的研究方法。报告中，毛泽东对他主张的研究方法作了较详细的阐述，这个方法叫“古今中外法”。他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他为这个“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创造了一个颇有学术味道的概念，即“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指的是历史的时间发展脉络，比如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就是“古今”；而“中外”指的是历史发展的空间变化形态，比如既要研究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历史，也要研究西方列强的侵华史；既要研究共产党，也要研究国民党。同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要作系统性的比较研究，建议编辑党内、党外这样的对照性材料，把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其实，在作这个报告时，他的这种比较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并发行了一本《六大以来》，此后又运用这个方法编了《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这些对照材料的出版，对于延安整风期间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今天的党史研究仍然产生着重要的方法论影响。

党史学习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学习研究党史的根本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统一思想和行动，以利全党轻装前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党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

首先，他尝试着对党的历史作分期研究，初步划为3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并谦虚地说，“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党史分期法是科学的，今天仍在沿用，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

其次，毛泽东就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了点评，其中提出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错误”的重要原则。他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从这一判断出发，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党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了点评，其中无一不贯穿着历史评价客观性的原则。比如，关于评价辛亥革命，毛泽东说：“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路线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同时又肯定陈独秀的贡献，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泽东这种基于唯物辩证法的历史研究客观性原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党史学习研究的经典著作，对于全党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但归根结底在于学史力行。我们要深入学习党的光辉历史，以党史照亮前行之路、洗涤思想之尘、激发奋进之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