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研究

2023年第4期

出版史研究离不开出版史料的发掘，这种发掘不仅仅是量的积累与增加，还应包括视角的丰富和视野的拓展。除了文字记录以外，那些仅保存在家族后代记忆中的出版人物生平、出版活动情况，以及渐渐消失的出版机构故址遗迹，也应是出版史料发掘工作给予重视的内容。带着这样的思考，本刊编辑部参加了一场颇有意蕴的学术活动。

20世纪上半叶，由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凭借新式标点古典小说、《尝试集》等新诗集、革命小说和社会科学著作等高质量图书的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出版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围绕亚东图书馆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2022年4月，林英《中国出版家·汪孟邹》一书首次为汪孟邹作传，全面展现其怀抱“热烈的革新感情”、从事新书业的一生，同时也使得亚东图书馆进入大众视野，日益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纪念亚东图书馆及其创始人汪孟邹先生的历史功绩，2023年7月28日至30日，“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暨《中国出版家·汪孟邹》出版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绩溪召开，与会专家与亚东后裔齐聚一堂，就亚东图书馆史料的发掘、亚东图书馆史论的阐释、《中国出版家·汪孟邹》一书的评述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在本期“本刊专稿”中，我们集中刊发了3篇体裁不同的学术文章：吴永贵、褚欣桐以《学术表达、现实关怀与历史敬意》为题，对此次学术会议进行了详细综述，并就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林英借助新发现的信件及其他一手史料，考述亚东图书馆重要编辑汪乃刚的生平，使“亚东群像”更加丰富；亚东图书馆后人及亚东史料的热心收藏者分享了对亚东图书馆发行所、编辑所旧址考证的情况，并呼吁上海、绩溪等地及时抢救、保护尚存不多的亚东旧址，希望亚东图书馆在世间最后的足迹能够得以留存。这些文章，很好地体现了出版史料人文性、物质性的丰富内涵。

与亚东图书馆相似，20世纪30年代李达、王会悟夫妇创办的笔耕堂书店也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出版机构，且仅仅维持了七年，却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本期“史料钩沉”中，傅宏星、陈小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无”出版社——李达、王会悟夫妻与笔耕堂书店》一文，细致钩沉了笔耕堂书店的经营史实，李达、王会悟夫妇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出版贡献，应当被后人铭记。

对出版学研究名家学术思想的观照，亦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维度。本期“理论探索”刊发吴秀峰、丁会欣《刘光裕的出版史料学思想述评》，系统梳理了当代编辑学家刘光裕的出版史料学思想，总结其在出版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无论是对于出版史研究还是出版学学科建设，都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目 录

卷首语丨本刊编辑部

本刊专稿

亚东图书馆编辑汪乃刚考述及其他丨林英

学术表达、现实关怀与历史敬意：亚东图书馆创立110周年暨《中国出版家·汪孟邹》出版学术研讨会议述论丨吴永贵 褚欣桐

《觉醒年代》中的亚东图书馆上海旧址考据丨朱莉 陈思航 卜净

理论探索

刘光裕的出版史料学思想述评丨吴秀峰 丁会欣

专题研究

被铲去的姓名：从书籍循环看《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丨向辉

篆文本《仪礼》的编刻出版与经学史意义丨杜以恒

清代私刻书板的赁板印刷现象丨张升

《喜咏轩丛书》插图摹绘考丨岳子衡

改革开放以来湘版曾国藩图书出版的特点、成就与展望丨易图强

史料钩沉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三无”出版社——李达、王会悟夫妻与笔耕堂书店丨傅宏星 陈小燕

“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史料呈现的一个缩影——以1956年《文艺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号和特辑”为例丨刘运峰 信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期刊展览探微丨段艳文

书评

书籍如何影响社会——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丨杨森 杨露

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佳作——评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丨蔡霁安

出版大事记

● ●● 目录｜《中国出版史研究》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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