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一所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组。1954年，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历史第一所、第二所、第三所。第一所下设先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两个研究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组组长贺昌群，学术秘书林甘泉。贺昌群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四个学部，历史第一、二、三所均隶属哲学社会科学部。1958年历史一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原先设立的研究组分别改为研究室，并有所调整。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组改为同名研究室，由贺昌群任主任，林甘泉、黄烈先后任副主任。1977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历史所进行学科调整，战国秦汉史学科单独成立研究室，先后由林甘泉、吴树平、谢桂华任主任，朱大昀、吕宗力等先后任副主任；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合并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先后由黄烈、朱大渭任主任，宋家钰、李斌城任副主任。1991年历史所再次进行学科调整，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又合并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谢桂华、李凭、卜宪群先后任主任，梁满仓、陈勇、卜宪群、杨振红先后任副主任。2009年至今，杨振红任研究室主任，邬文玲任副主任。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挂靠我室，开展学术研究和活动。谢桂华、卜宪群先后任中心主任，杨振红任副主任。中心主办有《简帛研究》杂志和“简帛研究文库”丛书。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秘书处也设在我室。我室现有研究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3人（林甘泉、杨振红、杨英）、副研究员4人（赵凯、宋艳萍、邬文玲、戴卫红）、助理研究员3人（庄小霞、凌文超、曾磊）；学部委员1人（林甘泉），博士生导师2人（林甘泉、杨振红）。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统一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的奠基时期，确立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基本模式，历来受到中国史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家队”地位也吸引了众多精英。因此，自我室成立以来，便汇集了一批又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张政烺、贺昌群、杨希枚、林甘泉、黄烈、朱大渭等先生。长期以来，我室重视学科基础建设，关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关注学术热点、焦点，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运用，立足于学术前沿，出版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引导学科发展方向、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简帛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学科的学术优势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注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重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注重把握和引导学科发展方向。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史学界主要围绕古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等“五朵金花”展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处在这些问题讨论的中心。本学科成员积极参与讨论，组织课题，出版了大量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如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1956）、《汉唐间的国有土地所有制与均田制》（1958）、《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1964）、林甘泉主编（童超参与撰写）《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1990），均是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1929——1979）》（1982），系统梳理了社会史论战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的学术史。农民战争史方面，有朱大昀主编（谢桂华参与撰写）《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1990）、朱大渭主编（童超参与撰写）《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1985）。林甘泉论文《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化的具体途径》（1986），论证了中国古代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中间阶段”，获我院第一届（1993）优秀科研成果奖。

林甘泉论文《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997），系统总结了近代中国从传统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获我院第三届（2000）优秀科研成果奖。进入21世纪，我室在宏观、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又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林甘泉论文《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2003），批评余英时所谓士“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自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统治阶级。该文荣获我院第六届（2007）优秀科研成果奖。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2005、2009），利用新出张家山汉简等简牍材料，论证提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为名田制、秦汉律篇存在二级分类等新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7）、第四届（2012）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第一届（2013）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历史上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随着时代潮流几经变化，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2008），力求客观、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孔子、儒学以及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该书获第六届（2012）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

二、注重学科平衡发展，既重视传统优势领域的延续和加强，更重视新领域的开拓和跨学科研究的展开。社会经济史是我室的传统优势领域，出版了大量论著。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1999），参加撰写的多是我室研究人员（陈绍棣、马怡、孙晓、杨振红）。该书是第一部对秦汉各产业部门和经济生活各环节做全面、系统论述的著作，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提出了诸多新认识，获我院第四届（2002）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2002）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政治制度史的成果有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2002），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研究》（2009）。军事史方面的著作有朱大渭等著《中国军事通史•两晋南北朝军事史》（1998）。张政烺是易学研究大家，其数字卦的研究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2008）、《张政烺论易丛稿》（2010）等，其中论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0）获我院第一届（1993）优秀科研成果奖。文化史方面，有梁满仓《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2000）。马怡论文《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2004），获我所第六届（2006）优秀科研成果奖。

赵凯论文《汉魏之际“大冀州”考》（2004），获得我所第一届（2006）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奖。民族史研究也曾是我室的强项。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1987）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易谋远《彝族史要》（上、下）（2000），荣获我院第四届（2002）优秀科研成果奖。1981、198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组织出版了《魏晋隋唐史论集》1、2辑，刊载该研究室成员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史学史方面，有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1992）。改革开放后，我室积极调整方向，展开了社会史、风俗史、礼制史等学科的研究。社会史方面有，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刘驰《六朝士族探析》（2000），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2005）。彭卫、杨振红《中国妇女通史•秦汉卷》（2010），为填补空白之作，获第四届（2013）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类一等奖。赵凯论文《西汉“受鬻法”探论》（2007），获我所第二届（2009）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奖。庄小霞论文《汉代授鸠杖制度探究——兼论授鸠杖制度从先秦到汉代的变迁》，获首届（2012）中国历史学博士后论坛优秀论文奖。

风俗、礼制研究的成果有梁满仓《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1994），陈绍棣《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2002）、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2002），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2009）。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2009），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制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深入探索，获我院第八届（2013）优秀科研成果奖。本学科成员还开展了将经学、礼学等传统课题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出版孙晓《两汉经学与社会》（2002），宋艳萍《公羊学与汉代社会》（2010）。近年来，本学科新开展了法制史、文书学、道教数术等学科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2005），获我所第七届（2009）优秀科研成果奖。邬文玲《汉代赦免制度施行程序初探》（2005），获我所第一届（2006）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奖。我室许多研究人员的著述得以结集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1988）、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1995）、朱大渭《六朝史论》（1998）、《贺昌群文集》（2003）、林甘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2004）、《林甘泉文集》（2005）、《杨希枚集》（2006）、朱大渭《六朝史论续编》（2008）、《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2011）、《张政烺文集》（2012）、《朱大渭学术经典文集》（2013）等。

三、重视学科基础建设。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传世文献方面，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1980）、《东观汉纪校注》(1987)，是现在学者广泛利用的校注本。孙晓主持整理出版了2800万字的《域外汉籍珍本丛刊》（2008），800万字的《佚经集成》（2008）。简帛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最早从事简帛整理与研究的机构，参与的人员大多是我室成员，如张政烺、贺昌群、谢桂华、朱国炤等。先后主持、参与了居延汉简（旧简）、武威汉简、马王堆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居延新简等重大出土简帛的整理工作，出版了《武威汉简》（196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及卷前古佚书 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1974）、《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1976）、《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1976）、《睡虎地秦墓竹简》（1978、1990）、《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1987）、《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1990）、《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下）》（1994）等重要成果。其中，谢桂华、朱国炤等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获我所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谢桂华参加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下）》，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首届（2000）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1995年3月，在谢桂华、李学勤、张政烺等倡议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简帛研究专业机构之一，挂靠在我室。中心成立后，主持或参与了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额济纳汉简、长沙吴简、岳麓秦简、天长汉简等整理工作，出版有《尹湾汉墓简牍》（1997）、《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2001）、《额济纳汉简》（2005）、《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2008）、《岳麓书院藏秦简〔壹〕》（2010）、《肩水金关汉简（壹）》（2011）、《肩水金关汉简（贰）》（201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柒〕》（2013）等成果。中心主办有专业性书刊《简帛研究》杂志和“简帛研究文库”丛书，已出版《简帛研究》第一至三辑（1993、1996、1998）、《简牍研究译丛》第一、二辑（1983、1987）、《简帛研究二○○一》至《简帛研究二○一二》十一辑（2001—2013）。《简帛研究》杂志和“简帛研究文库”丛书被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2006年《简帛研究》入选台湾十六种专史类核心期刊之一，2012年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集刊。“简帛研究文库”已出版专著6种、译著5种。在释文补正方面也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成果。邬文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补遗》（2006），补正了整理者的18处错漏之处，获我所第二届（2009）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四、重视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为了及时体现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积极组织和参与通史、工具书等撰写工作。林甘泉、黄烈、朱大昀等为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1979）、第三册（1979）主要执笔人，该书获我所第一届科研成果奖。林甘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1990），我室许多研究人员参与了这两项工作。林甘泉主编全国干部培训教材《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2002），获我院第五届（2004）优秀科研成果奖。杨振红、梁满仓参加《简明中国历史读本》（2012）的撰写工作，分别负责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杨振红、梁满仓、赵凯还参与了百集中国通史专题片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脚本的写作。

虽然受到科研体制和招生人数的限制，但六十年来我室仍然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我室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现在已成为活跃在史学界的中坚力量。斗转星移，历史研究所已经度过了六十年。这六十年是中国变化最为剧烈的六十年，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和简帛研究中心的发展与祖国的脉动同步，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但在我室和中心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推动本学科和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研究室和中心的成员大多为20世纪7、80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是在改革开放后受教育成长起来的，因此知识结构更为合理，思想更为开放，视野也更为开阔，相信他们一定会继承老一辈学者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在前辈学者开拓的事业上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