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摘要,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总要受某一种史学理论的指导,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史学理论的掌握帮助我们更好的运用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字: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意义 人们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认识历史的过程,史学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必然会千差万别。这其中制约的因素很多,如史学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历史观、知识基础、生活环境与经历、个人的品德、性格、情操等等。在这诸多因素中,历史观是经常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因为历史观不仅决定着史学家对于历史进程的总的认识、看法,而且决定着他的选材取舍、编纂史书的体裁、体例,乃至用词褒贬。 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才能完成。而要具有这种抽象的思维能力,就只有依靠于理论。研究历史,要以科学、完整、丰富的历史学理论来做指导。史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学理论有助于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往往都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因此研究历史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中介”,从统一的整体上认识人类历史,不局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的了解,而是能够将其串联起来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的客观规律。因此这就只有借助于理论的功力,尤其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 就大的历史问题来说,例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迭,中间不知有过多少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或活动;在前一个社会形态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往往已经孕育了后一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然后便是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最后则又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或改革,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随之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便取代了原来的较低级的社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我们如何让能够把那么多的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正确地联系起来,并且揭示出它们之间内在因果关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依次更替的发展规律。
小到一个历史人物,亦是如此。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活动可能是零碎的、分散的,但是在正确地理论指导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理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有机的生活脉络,同时和他前代人做的事情、当代别人做的事情,以及后代人做的事情联系起来,然后揭示出这个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规律,直到对他作出恰当的评价。“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单个人的历史发展觉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2]拿历史上一个思想家来看,他的思想的形成就往往与前代人的思想密切关联,同时也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有关,或是互相吸引,彼此渗透的关系,或是互相对立,在争鸣或交互批判中各自发展。这一点在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中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所以,历史学理论有助于把零碎的、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揭示和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历史学的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即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历史现象只是这个过程的感性认识阶段。理论认识阶段需要广大的现象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形成概念,经过严谨的判断、推理,才能完成,而理性认识阶段就不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它“在人们对于一个人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我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理论的认识”。毛泽东说得好:“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3] 历史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国家,如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同时又有各种不同样式的国家形式,如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寡头统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法西斯专政等等。如何透过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深刻认识各种类型、各种形式国家的本质,我们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混合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4]以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5]《等精辟的理论。 因此,可以说我们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一定需要正确的历史学的理论作指导。 三、史料的鉴别、整理需要正确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作为指导。 史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体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还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所致。所以后来的历史学研究者、工作者想要尽量做到客观、实事求是就必须需要历史学理论帮助指导史料的鉴别和整理工作。 例如,清朝初年所修的一些有关明史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等这些重要的史书,都竭力地回避明满关系,尤其是对于清军入关以前建州女真的情况及努尔哈赤先世对明的属臣、明满双方争执之症结等,更是讳莫如深而语焉不详,以至于我们要了解、研究这部分历史,需要更多地去借助于朝鲜人的《李朝实录》一书。
朝鲜李1649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时期,朝太祖至仁祖十六朝(1392—卷数很大,全书分前、上、下三编,其中上编所收明代建州史料,对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搜集、鉴别这段历史的史料,就需要具备理论指导,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关系和民族矛盾、国家职能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入手,予以分析。 另外,掌握了正确的史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开阔我们的视野,正所谓思维方式决定思考内容,然后再决定我们的实践方式,影响实践的结果。 总之,史学理论的掌握帮助我们更好的运用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历史著作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需要勤奋刻苦,但是掌握正确地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22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 陶梦娇,女,出生于1986年8月,四川通江人,汉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2010级,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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