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坚持守正创新，在各分支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既有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深入思考，也有重要历史事件、制度、人物及思想的具体解析，还不乏对当下热点问题的史学透视，呈现出新时代史学工作者发挥历史学学术功能和社会作用的积极努力。本文简要梳理本年度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期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深入推进，本年度一些历史学者系统总结和反思已有的史学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从不同角度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崔志海指出近代史研究的种种范式和理论，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生命周期，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批判吸收各研究范式所长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科学性、主体性、创新性和完整性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李育民以中外条约关系研究为例，提出应摆脱单纯条约研究的旧框架，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挖掘具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和体现进步意义的近代文明，搭建具有客观品质和中国特色的中外条约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张旭鹏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应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使之在保有既往的民族国家历史框架的同时，积极向一个跨国的和全球的语境开放，最终产生一种经过重新空间化的民族叙事，它将成为联系中国民族性过去和全球性当下的纽带。李大龙提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的疆域诠释视角转变，可以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历史叙述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的话语体系，也为解开如何界定中国的“民族属性”等诸多难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出土文献的运用与古史新探

近年来，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等各种类型出土文献以及契约文书、赋役黄册等新材料的发掘与整理，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学者利用考古资料与传统文献的比照、互证方法，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韩建业将考古学文化和部族战争、人物对应互证，初步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尚书·尧典》等所记载的尧舜与同侪共同议事的情景，并非完全虚构。李禹阶利用出土甲骨卜辞、祭祀器物等资料，揭示中国史前社会巫师兼首领的贵族群体以神权和王权的力量，逐步占有并控制公共资源，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

学界还充分利用多类型文献对相关历史问题深入考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多维面向。如通过对清华简、岳麓秦简、长沙吴简、楼兰简纸文书等简牍文书的文本释读与考证，探究了先秦至西晋时期三监之乱、三晋始侯、经略西域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郡县制、县官田管理制度、法律制度、公文运转机制等重要制度。又如通过对隋唐时期张之辅、李训、王赟、周子谅等人墓志的考证，探究了日本遣唐使名字书写、隋唐时期一人两志现象及人物形象书写的流变等问题，为考察唐朝重大政治事件与制度运作规范、日本遣唐使的生活状况和交游轨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线索。再如通过对明清时期诉讼文书、契约、族谱、赋役黄册的考察，对林业经济发展机制、民间分家行为的秩序及价值取向、族谱编纂与书写、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等进行了探究，展现了地方衙门内部的法律运作、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宗族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关系。

“大一统”理念与历代国家治理研究

这一论题是本年度史学界讨论的热点。晁福林、罗新慧均探究了“大一统”政治理念的起源。前者认为周王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是后世“天下一家”“天下一统”的思想滥觞，引发春秋战国时期“定于一”的实践活动，最终实现向秦汉王朝“大一统”制度的嬗变。后者指出尽管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但敬天命、保人事的传统依然存留，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与之一脉相承，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之一。贾益从国家治理角度思考了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指出在秦汉以来“大一统”观念形成以后，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皆以天下一统为正流，以天下分异为歧路。在“大一统”观念和格局下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治理方式的借鉴吸收，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巩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动力。

更多学者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大一统”理念下的边疆治理政策与成效。邹水杰指出针对民族地区纳入秦国疆域后设置的属邦，只是秦在民族地区的过渡性政策，随着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的扩边，秦完成了中央辖郡的一元化进程，蛮夷也进入国家秩序。王子今回顾了秦桥梁设计与建造的历史创造，认为秦人在交通建设方面的努力对于秦国力迅速强盛，最终实现统一，并且成功推进大一统政权行政建设与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田澍指出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全力构建新的“华夷秩序”，这是明朝对中国“大一统”国家所做的最大贡献。

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本年度，中国民族史领域除了传统的区域族别史、民族历史文献等研究之外，系统发掘中华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已成为民族史研究的新焦点。

战争是不同族群交流、碰撞与融合的方式之一，这在先秦时期表现尤为明显。陈立柱指出汉民族的早期融合主要是西部诸夏族群与东部商夷族群之间交合的历史，长期交往中伴随着征战与杀伐，最后形成血的凝聚。吴海涛具体揭示了淮河流域族群与夏商周由冲突而融合，并在秦汉时期被编户齐民，成为夏夷一体的演变历程。

族际通婚是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和交融的重要侧面。尚衍斌指出元代孟速思家族与蒙古弘吉剌部、蒙古化汉人、江南汉人，甚至入华尼泊尔人后代联姻，并非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自然浸润而成的。王善军论述了辽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不同游牧民族之间以及不同农耕民族之间族际通婚现象的广泛存在，这带来了习俗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变以及中华一体观念和认同意识的产生。

来自不同民族间文化层面的交流互鉴，能够激发和生成更高层次的中国认同。史金波利用西夏出土文献论证了西夏与同时代的辽、金两个王朝一样，认可古代中国帝统、多方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淡化华夷界限，对中国表现出高度认同，这为元朝以中华正统身份承袭中国做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准备。

此外，还有学者从“农作物的交流”角度考察族际交往交融。如秦和平指出清代番薯、玉米及土豆三种外来作物传入四川民族地区后，改变了经济类型，加快了人口增长，导致了群体迁徙。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

2020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成绩斐然，既涉及大国间的军事战争和外事交涉，也包括近代中国的外交战略与思想、涉外制度与机构、外交官群体、条约体系、边境界务，还延伸到中外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层面、各领域的往来互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尝试从全球史、跨国史视角，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多维互动，体现出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发展的趋势。

全球史主要关注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的历史现象，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王华考察了1785年—1832年间出现的北美西北海岸和中国之间的北太平洋海洋动物毛皮贸易，认为它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最后一块关键性拼板，促进了近代世界贸易新体系的构建，推动了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进程。费晟深入考察了19世纪中叶之后华人移民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变化的深刻影响。他特别提醒，应该修正西方因素主导近代全球生态和文化变迁的论断，深入发掘中国在近代全球化中的能动性。此外，吴文浩还将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历程置于跨国史视野下进行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国对于日本、暹罗、土耳其三国废除治外法权经验的认知、评价与借鉴。

本年度，中国与欧美强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史也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呈现出各异的观察视角。中国与欧洲中小国家关系史方面，徐晓东利用荷兰文档案探究了晚清契约华工移民荷属殖民地苏里南的问题，侯中军、严海建利用金问泗文件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等资料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与荷兰的外交关系，刘澍、闫妍还分别关注了近代国人的意大利历史书写、上海的葡萄牙侨民群体等问题。中国与美洲关系史方面，王士皓探讨清末中国与阿根廷经贸交流和立约建交准备的状况，杨虎论述了中国蚕桑技术传入美洲的历程与影响。此外，宋超探究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对非洲国家几内亚的海洋渔业援助情况。

疫病传播与应对的历史透视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出人们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的短板和弱项。这些现实问题促使历史学者将目光投射到中国历史上的疫病传播与应对，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和理性反思，彰显了历史学者深厚的人文情怀。

一些学者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疫病认知与应对。宋镇豪依据甲骨卜辞资料考订，我国最早关于瘟疫的记载可追溯至殷商时期，时人通过国家行政、社会群防、运动保健等方式，积极抵御疫病侵害，形成了许多预防疠疫传播的社会风尚和习俗。余新忠总结了明清以来防疫实践的历史教训与启示，如疫病本身并非纯粹的生理现象，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构建，疫情应对仅仅依靠科学和医疗卫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结合社会人文力量综合地开展；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

1910年冬的东北鼠疫，造成6万余人死亡，也促进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初步形成。2020年，学术界对这场疫情进行了多角度的集中探讨。焦润明指出庚戌鼠疫防治促使防疫机构的建立、全国性防疫法律体系的形成和防疫共识的形成，但也存在管理体制落后、医疗条件有限、防疫措施粗暴等时代和科学技术条件的局限。杜丽红从防疫经费角度切入，指出东北地区几乎没有卫生设施满足防疫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并未给予太多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财力弥补卫生行政基础的薄弱，把经费主要花在建立医院和检疫所等基础设施、雇用医生和招聘巡警充任防疫人员，以及购置药品等方面。从中可见东北防疫中“财”与“政”的矛盾统一关系。为了保证“政”的完成，地方政府不得不积极进行财政运作，财政实际有着较大的延展性。东北防疫的国际合作与列强干预也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赵欣指出东北鼠疫推动了现代防疫医学的跨界研究和国际医学力量的联合，推促了卫生防疫全球化的进程。管书和则强调万国鼠疫研究会延续了此前俄、日与中方以争夺中国东三省主权为中心而进行的竞逐和角力，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事件。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研究（1868-1934）”（项目批准号：19CSS03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