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发源于大明山之巅的澄江，挟名山之灵气，从西北向东奔腾而去，至“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的汇水河相聚，汇成清水河，生出一派绿水如带、远山含黛的旖旎风光。尤其是洋渡至覃排段，更是风光秀丽，江水如蓝，翠峰如簇，碧野似茵，宛如人间仙境。而坐落在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以下简称上林两唐碑)，也从“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况中渐露出其内涵丰富、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真面目。这两块上林唐碑均位于清水河北岸，落成年代相差仅15年，空间只相距4.5公里，由当地韦氏家族所撰刻。它们浓缩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壮族先民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缩影，反映了古代壮族喜、怒、哀、乐和命运多变的状况，从中可清晰地了解到部族首领阶级属性的文化形态，更可看到盛唐时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快速融合和当时壮族社会经济已有长足发展的盛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智城洞碑》娴熟地运用六朝骈文体裁，引经用典准确自然，遣词炼句精当，句式整齐，对仗工整，表现出很高的文学造诣；碑文书法俊秀健逸，结体端庄，笔走龙蛇，诚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书法中的一朵奇葩。由于上林两唐碑均撰刻于公元七世纪末叶(《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刻于公元682年，《智城洞碑》刻于公元697年)，因而被誉为“岭南第一唐碑”，享有极高声誉，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把壮族文化研究推上新的起点。2003年12月，由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上林县党委、上林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有一百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广西上林唐碑唐城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上林两碑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化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但在对碑文的撰刻者即韦敬办和韦敬一是“土”是“客”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
《六合坚固大宅颂碑》
《智诚洞碑》
认为韦敬办、韦敬一先祖是源自中原，为迁徙到此的汉族后裔的专家认为，据《六合坚固大宅颂碑》记载，当地韦氏家族“昔居京兆”“奕叶高门”，原是渭水流域长安附近的世家望族，后来“流派南邑”，迁徙南方，落户于岭南广西上林县澄泰乡地；也有的专家认为除了碑文记载外，从《智城洞碑》作者韦敬一的文学造诣较高，序文用骈文体裁，有六朝文风，其书法飘逸俊雅，可与隋唐初的各家碑帖相媲美等方面来看，不是从长安来的人似乎难以做到。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则从文献史籍中有关历史沿革，人名称呼、职官制和田野调查等方面考证认为，撰刻上林两唐碑的韦氏家族其先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土著。笔者也赞同此看法，并试图从持韦氏家族土著说的专家未曾论及过的图腾方面说起。
壮族先祖为秦代时居于岭南百越族中的瓯骆部落。公元前219年前后，秦皇“利越之犀象、角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率兵征战岭南，引起了秦兵与瓯骆间的战争，当时瓯骆率兵与秦作战的首领为“译吁宋”，这是越语的汉译音词。“译”，古汉语里与“败”通假，[1]音读近于“po6’’，越语为“父亲”“长辈”“首领”之意，不是姓氏；“呼”为越人自称“jo:j4”的近音译写；“宋”为越语中“no2”的近音译字，即大之意。[2]“译吁宋”越语读音应为：“po6Pjo：oi4nl2”，即汉语中的越人“大首领”之意，并非姓名。[3]可见那时壮族先民并未有姓氏名讳。岭南骆越人姓氏的出现应当是在秦以后，汉族文化的强劲植入，越人模仿袭用了汉族姓氏。而图腾崇拜，应该是骆越人取姓氏的最早取向之一。学者们在论及图腾崇拜时认为“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它是大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而产生的”。[4]“关于图腾的起源，我认为即与对男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直接有关。图腾崇拜晚于生殖崇拜……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
因此在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里，便有了主持分姓的卜黄分给一个迟到者的丑姓——男性生殖器的称呼，由于这个人愿意痛改前非，在众人的劝说下，卜黄才改成与该器官有关，但无贬义的“韦”。[6]尽管创世史诗所叙时期人们原始崇拜观念已淡化，已经会用(与中原汉族略同的)封建时代的礼义廉耻观念去看这一个姓氏名称(即男性生殖器官)，认为其不好，但由于图腾崇拜的根深蒂固，才将其改为与生殖器官有关系但无贬义的“韦”姓。对此现象，赵国华认为，“图腾被氏族视为种、种源，在氏族中处于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不可轻慢的神圣地位。这是初民生殖崇拜更强烈更集中的表现”。[7]骆越族中的一支将自己的姓氏取为“韦”，正是赵先生关于图腾崇拜精辟诊断的一个典型例子。
徐松石先生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一书中指出：“唐天宝间韦氏、周氏、侬氏、黄氏、宁氏都是西原僮族的大部落，这僮族的韦氏起源于养牛的职业”，还说“僮语呼水牛为怀为围，wai。尔雅释畜，犩wai，如牛而大，出蜀中。邕宁有那怀村(亦作那围)，僮语指牧牛田，府志却作‘那韦’”。其实这“起源于养牛的职业”的韦氏部落，也是以图腾为姓的，恩格斯认为：“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的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8]。因而也会产生对这些支持过自己的实体——动物的崇拜的感情，这种感情也就是图腾崇拜的特征之一。
广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古时候的广西境内峰峦林立，气候温暖潮湿，森林繁密，地多瘴气，且多毒虫猛兽，明代时还是个大象出没之所，“鳄鱼夜吼声如雷”之区，且远离历朝的中心地区，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据黄现璠等所著《壮族通史》载，秦朝以前，广西的农业生产情况或是“交趾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或是“烧草种田”，或是“火耕而水耨”，[9]人们收获没有保障，所以生活相当困难，不得不以渔猎生产所得以补缺欠。秦汉以后，广西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不断得到发展，这是由于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传人和逐渐普遍使用铁器的缘故，但牛耕的使用，却是功不可没的。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光武中兴，铴光为交趾，任延任九真，于是教其耕稼”。耕，即指牛耕，使过去“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氽交趾，每致困乏”[10]的九真郡(今越南清化一带)“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11]任延把牛耕技术从中原推广到九真郡，广西西南是必经之路。九真郡使用上了牛耕技术。东汉时期广西绝大部分地区推广牛耕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勿须赘述。在牛耕中，“牛”当是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韦敬办所在部落在唐代时期，农耕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大宅颂碑》记载，那时韦氏部落的生产状况已达“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无收，奕从人无菜色，迪波所利，不耕也获之”，“替桑滋沈，耕农尽力”[12]的地步；由于经济发展，他们主要的居住地智城洞一带，已是“前临沃壤，凤粟与蝉稻芬敷，后迩崇隅，碧雾与翠微兼映”，呈现一派“澄江东逝，波开濯锦之花；林麓西屯，条结成帷之叶”的田园风光，[13]于是人们便过着“或击壤以自娱，时而耦耕而尽性”的休闲生活。[14]直至明代，曾是唐代无虞县地的上林三里经济状况仍为徐霞客先生所乐道：“[土膏腴恣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所艺禾穑特大，恒种一郭，长倍之，性柔嘉]畜物无所不有：鸡豚俱食米饭，其肥异常；鸭大者重四斤而方”，[15]其禾稼之丰硕，物产之丰饶，可见一斑。这一切成就，都是与牛分不开的，在农业社会，牛是人们得力助手，人牛密不可分，因此，靠牛为生，以牛发展的韦敬办部落，以牛的谐音(怀)即“韦”为姓氏，也就不足为怪的了。无独有偶，以牛(水牛、黄牛)为本部落姓氏的还有桂西北的莫氏部落，其首领是宋代时的一位酋长叫莫洪燕，后被子孙尊为莫一大王，在神话传说中，他是神牛(黄牛)的后代，故姓莫。在壮语中，黄牛叫“mol”，莫洪燕的后人，也就是黄牛图腾部落的后裔。[16]与桂中韦氏不同的是，桂西一带山高坡陡，水田少而畲地多，牛耕畜力以黄牛为主，因此，崇拜牛的部族以黄牛的称呼为姓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据田野调查，“澄州无虞县”即如今广西上林县的白圩、澄泰、三里等乡镇所居住的韦姓，为当地大族，均属壮族。在今三里镇双锣圩(旧称万寿乡)，附近的云聪屯后山上有座“高祖庙”(即韦公庙)，内供奉韦厥及韦敬办、韦敬一神像，20世纪50年代以前，庙中有常驻庙祝，香火鼎盛，不仅广西各地的韦氏族人千里迢迢赶来拜谒，就是其方圆几十里地的他姓族人也不分时节前来顶礼膜拜，祈神赐福。该庙历史久远且香火不断，康熙四十四年(1750年)张邵修的《上林县志》对此就有叙述说高祖庙“灵爽至今犹显赫焉”。这里的韦氏族人将自己的先祖立为神祗，加以祭祀，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做法，是符合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发展规律的。
据以上考证，可以认为上林唐碑刻者的韦氏家族，应当是唐初时岭南壮族先民，是当时的上林县土著。《新唐书·南蛮传下》所说：“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峒，其隶也……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可见韦氏也算是土著民族中的名门望族了，可是为什么韦敬办说自己是来自“京兆”的韦姓后裔，与中原韦氏拉起关系，夤缘攀附起来呢?我想，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生活在唐(上林)无虞县地的韦氏部落，在未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之前，大概是没有姓氏的，故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北宋时风俗如是，那唐以前的习惯更不须细说了。上文已经说过，岭南壮族先民取姓氏的行为，当是在秦汉时，中原文化强劲影响之下的，那时大部分岭南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或农奴制社会状况，所崇拜的宗教主要是自然崇拜中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唐(上林)无虞县地韦氏部落很有可能将他们所崇拜的男性生殖器官阴毛——“韦”(音wai)做为自己的姓氏。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原文化的礼仪廉耻观念使得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韦氏部族感到，将生殖器官作为姓氏有伤大雅，尤其是对已诏领为“澄州刺史”的韦敬办来说，在与同僚和官场上打交道时，更是羞于启齿。而汉姓“韦”的出现，其不仅与壮音之“wai”相近，而且还有十分显赫的身世。据查，广西韦氏中有因避难而改姓之说：史传西汉初年，汉高祖皇后吕氏，滥杀功臣韩信及家人，萧何将韩信的一个儿子送给南越王赵佗保护，后改姓韦，但韩信祖籍淮阴，汉时淮阴即今江苏淮阴一带，唐(上林)无虞县韦敬办所说的先祖是“昔居京兆”，即今西安一带，与江苏淮阴风马牛不相及。看来，该部落并非借用韩信后裔之姓。那么“京兆”一带韦姓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当非韦贤莫属了，因此宋人便得出了“韦厥”是“汉韦元成之裔”的结论。宋诸史书将“元”、“玄”相通而用。因此，韦元成即韦玄成，而韦玄成是汉孝宣帝丞相韦贤的少子，有这么一个显赫的门第姓氏，那真是求之不得之事。韦敬办们感到，用“京兆”韦氏作为自己先祖，即能掩盖难上大雅之堂的“wai”之真意，又拉大旗做虎皮，且不失音准，不惹恼列祖列宗，这是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京兆”的韦便取代了壮话的“wai”，从而正式成为上林无虞县韦氏部落的姓氏。从这方面的意义来说，韦敬办部落说自己先祖来自“京兆”，是为了掩盖其姓氏“wai”的原本真面目所为的。
其二，民族压迫，也是唐(上林)无虞县韦敬办部落依托汉姓，夤缘攀附的原因。民族压迫是全方位的，中原统治王朝对世居民族所施加的强压，除了以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外，还以汉族先进文化为背景。
自从秦始皇出兵岭南，一统南方后，中原历代统治者对南方地区持有偏见和族群歧视。在中原统治者的眼里，古代中国最大的威胁总是北方草原民族，尽管北方民族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但他们的金戈铁马，令各王朝统治者心惊胆战，“以中国劲敌待之”。[17]虽然不喜欢但也不敢怠慢。而南方少数民族则不同，在中原统治者看来，他们是一群蛮夷之类，既对王朝统治造不成威胁，但又难以驾驭，于是，对他们贬意污蔑之词，屡见史书：“急则来归，缓则叛去”，[18]“远臧温暑毒草之地，”[19]“与禽兽处”。[20]尤其是“西南诸蛮夷”，始终“无经处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雠隙相寻，或以饥饿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21]有了这样的偏见，中原统治者历来将南方少数民族视为“禽兽”，“以为狼子野心，顽不可革”，其性类“犬豕之众”，“蜂虿之毒”。[22]连南方汉族的政权，也遭到这种歧视的株连，《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描述东晋时的南方人及南方地区说：“机巧趋利，恩义寡薄。家无藏蓄，常守饥寒。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瘴气毒雾……蛇虫虺之害无所不有。”其时，“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为貉子，若狐貉类云”，与蛮夷无异。南方汉人尚如此，那“巴、蜀、蛮，獠、谿、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龟，嗜欲皆异”等少数民族则更不在话下。
直至近代，“瑶”、“僮”等民族还被书为“猺”、“猹”，在社会各方面制造、强调汉尊土卑的气氛，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提到宋代土官“见知寨如里正之见长官，奉提举如卒伍之于主将，视邕管如朝庭，望经略帅府则如神明”。“知寨”、“提举”都是宋时置于世居民族地域的汉武官，掌管着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大权的土官见他们还要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如果不是“汉尊土卑”在作祟，那还能是什么使然呢?清代土官入府城，先要禀告，入城要步行，见知府要行一跪三叩之礼，有话要跪着说，府官不给坐、不送茶；若土官与流官相见，则流官在上，土官在下。[23]汉尊土卑的民族不平等，势必引起世居民族的奋起反抗。尽管世居民族追求民族平等，渴望解除来自中原汉族王朝的压迫，但客观上已无法完全摆脱以汉族为中心的现实社会，主观上也不完全愿意脱离这种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这就注定了他们只有立足于现实社会而进行抗争。在这种两方力量过于悬殊的客观条件下，最便捷、最方便、最无风险的做法就是，取一个名门望族的汉族姓氏作为自己的祖先，即选择汉族社会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本族为中原望族之裔，谁敢对我造次。于是便有了韦敬办部落自称为“京兆”韦姓人士后裔之举，其实，这也是万般无奈之举。粟冠昌先生曾在《广西土官民族成分初探》中对此夤缘攀附，家谱伪托的作法总结道：“这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歧视和强迫同化政策的结果……土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精神上受到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卑微地位，在他们看来，托裔炎黄华胄，冒充汉人，伪称狄部将佐之后，将是一条出路”。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地实行了民族平等，过去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永不复返了。我们应当抓住这拨乱反正的大好机会，还上林县韦氏部落先祖真正之根的本来面目，以正视听，真正地做到还历史的本原，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作者：卢敏飞 广西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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