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重要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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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皆在自觉不自觉中，或多或少地抛弃史学界长期形成和尊奉的实证原则，忽视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优良传统，而这恰恰是“后现代”理论所极力倡导的。“后现代”理论虽派系林立，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根本无法以实证方法重现客观历史。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选用修辞来编制史实”，史书的叙事“无所谓虚实”。其代表人物怀特（Hayden White）就曾说过：“所有历史著作的内容，发明出来的不亚于发现出来的，直言史书与小说并无多大区别。”在他看来，“文本不可能反映真实的过去，任何史书，既无所谓真相，自毋须辨证文本真伪，无庸客观史事佐证，但求论述之一致、连贯与明白而已。”

“后现代”理论所以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认为史料本身就不客观、不真实，不但包含着记述者的偏见、局限和误解，还是一种与客观实际没有必然联系的语言形式。依据这样的史料撰写的历史，自然不会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类似文学“想象”的产物。一位荷兰籍学者在谈到“后现代”历史学家与“现代”历史学家对待史料证据的不同态度时指出：“放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并就我们最初都接受的历史观而言，现代主义者所理解的证据，在根本上乃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他掌握的资料和证据中，可以推导出隐藏在资料后面的历史实际来。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中，证据所指向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关于过去的另一些解释，而我们事实上正是为此而使用证据的。”在“后现代”论者看来，这种史料证据并不“一定包含关于过去事件的真实信息，史家运用这样的史料来解释历史，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智力游戏’”而已。

当然，“后现代”理论也不是一无可取。比如，它强调研究者要眼睛向下，要研究和书写下层社会、弱势群体，尽管不是它的发明，早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言和实践在先，尽管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也与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但它毕竟主张扩大史学研究的视野和耕耘园地，呼吁加强以往忽略了的诸如性别史、儿童史、医药史，甚至情感、心态等领域的研究，对全面、深入了解历史，认识历史，自有积极意义。又如，它主张将生动活泼的文学性表现手法引入历史撰述，以弥补“现代”史书的枯燥乏味，也为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如《史记》、《后汉书》、《资治通鉴》，以及历史“戏说”所以能够成为当今的时尚所证明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但是，上述那种不加区分地否定史料的可信性，否定历史求真的可能性，否定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断言可以不必考证史料真伪和史事虚实，甚至企图将历史学家从学术纪律中“解放”出来，彻底颠覆史学传统方法和主流价值的反历史、反真相、反客观的倾向，就不是以求真为要务的历史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的了。历史本是以往发生过的人和事，历史研究就是设法重现这些已经风云流散的人和事，为尽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不借助以往留存下来的史料。

诚然，往事已逝，留存下来的史料又有限，即使有幸留存下来的，也因记述者的立场、认识、目的、方法等主客观原因，不一定全面和真实可信。以蔡锷出京为例，如上所述，就有小凤仙、曾鲲化、张宗祥、端纳“协助”等多种记载，可是，经查没有一种是经得起检验的。又如，不少史料记有蔡锷夫妻反目一事，可深入一查也与事实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史料不客观、不真实的情况的确存在，欲求重现历史上已经风云流散的人和事，也的确如雪泥鸿爪，寒潭雁影，渺难追寻。但是，渺难追寻是一回事，以此为理由颠覆作为史学主流价值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又是一回事，二者既无必然联系，更无因果关系。退而言之，即使由于史料不全，或者不客观、不真实，给追寻历史真相造成一定的困难，也只能是研究者更加努力搜求史料，考证史事，追求史学主流价值的动力，而不能成为无视史料的重要性和颠覆史学主流价值的理由。“后现代”论者执意反其道而行之，似已不是“武断”二字所能解释的了。

史料本身固然存在虚假不实成分，但也非如“后现代”论者所言全盘皆黑。如上述蔡锷与小凤仙的史事中，不就有哈汉章说蔡锷离开北京是自个儿走的，与小凤仙及其他人并无直接关系，所谓“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不过是袁世凯的侦探和哈汉章等人为开脱自家责任，而有意制造的虚假消息。可见，留存至今的史料不一定每件都不客观、不真实，存在不客观、不真实成分的史料也不一定全部不客观、不真实，关键看你是否坚持“论从史出”，是否重视史料搜求，是否具备史料辨伪意识，是否能采取有效方法，对史料进行精审考订，细密推敲。倘能以此为前提和条件研究历史，历史是可以“重现”的，不能全面“重现”，可以局部“重现”，今日不能“重现”，可以逐步接近“重现”，总之，“重现”之时，并非完全无望就是了。诚如汪荣祖所说：“历史真相由于可信的资料不全，固然不可能完全重现；但并不足以否认史家可以凭其客观，依赖可获致的史料、证据以及想象力，写出接近真实、公平而周延的历史。历史真相若非绝对客观（objectivity），至少可以合情合理（plausibility）。然则后现代理论否认追求历史真相之可能性，显然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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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考证史料？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吗？对此，不少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均有精彩的论述。如傅斯年就提出过系统的“比较研究法”，认为可从八个方面入手对史料进行比较，以确定其真伪及可靠性：一是比较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二是比较官方的记载与民间的记载；三是比较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四是比较事件亲历者或接近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者的记载与非事件亲历者及远离事件发生地、发生时间者的记载；五是比较不经意的记载与经意的记载；六是比较本事与旁涉；七是比较直说与隐喻；八是比较口说史料与文本史料。

就上述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而言，个人以为，以下诸法，也不无可取之处。

一是探源法，即追根溯源，查证记述者的最初来源，以确定其可信度。如有关小凤仙的出身，由张相文的《小凤仙传》，追寻到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再追踪到谭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终于可以确定是基本可信的。

二是证实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属实。如哈汉章所述蔡锷出京这天下过雪，中午曾给小凤仙打过电话，那么，查清这天下雪与否，当时的小班妓院是否有电话，对核实哈汉章所述是否可信就很有意义。结果证明哈汉章所述不误，自然大大提高了这条史料的可信度。

三是正误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误。如曾鲲化后人说送蔡锷出京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曾鲲化，是他利用时任交通总长职务之便，调来直达天津的专车送走的。经查，曾鲲化当时根本不是交通总长，所言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

四是旁证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相互印证的类似记载。如小凤仙数十年后自述她随养母改姓张了，经查，1916年确有报道称其为“张氏”，可见小凤仙所述不误。

五是考异法，即查考同一人或事有无不同记载，以确定哪种记述更具说服力。如前述蔡锷夫人离京一事，不少记述皆云蔡锷为逃离北京，曾与夫人佯装反目，趁机送走妻儿，可蔡锷却说他是应母亲的要求而送走妻儿的，相对而言，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

这些当然不能涵盖史料考辨和史事考证的全部方法，但是，即便如此，也已证明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不仅必要，而且只要方法得当也是可能的，“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史料均不客观、不真实，否定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考辨真伪的必要性，显然有失偏颇。

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向来重视史料的搜求、辨伪和史事考证，可说是自古以来长盛不衰的优良传统，翻开我国现代史学史，许多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几无例外都有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傅斯年就说过：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顾颉刚也说：“治史学的人对于史料的真伪应该是最先着手审查的，要是不经过这番工作，对于史料毫不加以审查而即应用，则其所著虽下笔万言，而一究内容，全属凭虚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资格。”

而吴承明则强调：“史料并非史实。所有史料（文献、文物、口碑）都是人为的，都不免失误、失真、夸大、隐讳以至伪造。都须经过检验或考证，才能代表（还不能说就是）史实。”为此，他断言：“不先在史料考证上下一番功夫，没有鉴别考证史料的经验和修养，径行下笔为文，不是真正的史家。”

这些论述，乃是前辈学者治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值得高度重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依据史料写出的历史固然有某种局限性，但抛开史料和史事考证，便写不出任何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重视史料，不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蔡锷与小凤仙的研究，而是今日大陆史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若干年来，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一辈，谈论最多的是所谓“研究转型”问题，是如何追随西方，采用这个理论、那个方法，改写中国历史的问题。对于如何重视和辨析史料，考证史事，虽偶有空谷足音，却难淹众声喧哗，且大多瞬息即逝，沉寂如故，这就不能不更加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了。正如黎澍晚年所说：“目前有不少历史学家致力于历史方法的探索，但是，历史学的方法本身也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搜求与考证史料，是最基本的工作。任何新的更高层次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脱离这个基础，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为推进中国新时期史学研究的发展，当然需要，也应当借鉴西方可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不能无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一味随西风起舞，不知所终。唯有不论刮什么风，东风也罢，西风也罢，皆能辨其利弊，知所采撷，方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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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有删节。原文载于《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作者曾业英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