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微观历史与中国研究

大约在十几二十年前，孙江、杨念群等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创办了同人丛书《新社会史》，在出了我主编的第三辑《时间、空间、书写》以后，便一度停顿。后来同一班人马，又吸收不少同人，改版为《新史学》。但是，由于自己忙于既定的研究计划，对《新史学》的工作参与甚少。时间一晃，现在已经出到第十五卷，在学界口碑甚好。念群兄邀我主编第十六卷，我觉得义不容辞。我们决定这一卷以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为主题。

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第一部微观中国历史研究的专辑（如果不是，那么恕我孤陋寡闻）。《新史学》前面的各卷都有一个精彩的导论评述有关专题的学术史，但在本辑的导言中，我就不打算写一篇关于微观史的学术史回顾和理论方法的导言了。为什么呢？我认为在现今这个阶段，不必对微观史的理论方法、对象等进行限定，而最好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关于什么是微观历史，可能有各种说法。微观历史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学者们尚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抱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因此，不必先加以限定，再来做文章。

这个专辑，试图回答微观史的研究在中国是否存在可能。虽然在微观史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问题模式、理论方法及写作特点，但是我认为这个领域仍然是开放的，不应该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或者格式，来影响作者的发挥。本辑的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微观历史的一些原则，例如要写人（特别是普通人），要有故事，要有细节，要有正史之外史料的挖掘，等等。本辑所收的论文选题、资料、写作方法，不拘一格。各位作者对微观史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他们在选择课题以及理论方法上有他们的考虑。尽管我们对微观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每一位作者都为微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因此，这篇导言的重点放在对这些研究的介绍上。

我把本辑取名为“历史的尘埃”，主要是想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渺小得就像一粒尘埃，如果一个普通人为了帝王和英雄的基业丧失生命，就像一粒尘埃落入泥土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研究一粒尘埃的意义，实际上揭示了千千万万有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的生活、生命和经历。二是历史经常被我们所称的“历史的尘埃”所掩盖，如果我们想看到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内部，想发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我们就必须拂开“历史的尘埃”。那么我们寻找、解读和分析这些资料，讲述这些资料所呈现的故事，重新建构历史，就是拂开“历史尘埃”的过程。

本辑收入11篇论文，我分为四编。第一编“历史尘埃下的个人”，包括四篇文章：罗新的《崔巨伦其人》，杨斌的《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孙江的《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王笛的《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第二编“小人物的生存之道”，包括三篇文章：安劭凡的《聂氏三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姜云珂的《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李磊的《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的口述史》。第三编“信仰的力量”，包括三篇文章：李纪的《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刘书慧的《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焦洋的《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第四编“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包括李麒鸣的《扩路、铺底权、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下面对这些论文做简单的概括和介绍。

历史尘埃下的个人

这一组文章主要讲述个人的故事，从他们个体的命运来看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我们很少知道古代人的经历和生活，那么怎样去建构古代人的生活、家庭关系呢？罗新的《崔巨伦其人》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启发，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告诉我们怎样从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找到线索，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崔巨伦是北魏后期的一个中级官员，罗新整理了与崔巨伦身世、生平有关的史料，为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传记，同时考察了他的家庭、亲人及相关的故事。崔巨伦出自名族，过去限于史料，历史学者较少揭示高门大族内部状况。本文依据崔巨伦为他的姑母和姐姐所撰写的两篇墓志，以及《魏书》《北史》等，向我们展示了中古河北大族女性成员及其人生故事。也就是说，墓志等非传统史料可以补充文献之不足，促使今天的研究者采取一种新视角和新立场，思考和叙述遥远的中古时代。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之所以在出版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被学界所称道，是因为他把清初山东郯城的一个偏远乡村的妇女的悲惨故事讲述给我们。杨斌的《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描述了嘉庆时期钱塘江上游建德县一位寡妇艰难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的乡村妇女的形象。寡妇汪吴氏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孙、丧媳，晚年毅然决然捐田四十亩给县学，并被严州府立碑表彰。其实，捐田的背后是父权和族权之下的立嗣之争，在立嗣的背后又是家产之争。汪吴氏捐田之后，她的大伯汪峰山也向建德县学捐田。作者分析了捐田的动机，认为这个行为是其儿媳——也就是汪家的另一位寡妇汪胡氏，受到了汪吴氏的启发。杨斌的研究将一位山村寡妇置于清代乡村守节的女性群体当中，从而探索当时乡村弱势群体的人生艰辛、情感寄托、内心世界以及女性对父权制度的抗争与智慧。

在过去的辛亥革命研究中，我们几乎都聚焦在清廷、改良派和革命党的上层人物身上，孙江的《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却勾勒了“小人物”经历的“大历史”。盛先觉1903年从湖南时务学堂毕业，随着晚清士子的东渡大潮到了日本。与众多的留学生或游学生不同，盛先觉目睹了日本由“前现代国家”成长为“现代国家”，进而演变为“现代帝国”的历程。作为康、梁的学生，盛先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预感到边疆问题的重要性。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担心政权的更迭会导致边疆危机，试图以“虚君共和主义”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联手，派盛先觉为信使去上海活动。作为“大人物”身边“小人物”，盛先觉并非没有独立思想，他对边疆的思考跨越了帝制和共和的畛域，认为只要能维护领土完整，可以不考虑政体问题，因此与康有为发生了冲突。盛先觉认为有必要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和英国，并为此拜访了内藤湖南，其看法受到令内藤湖南的重视。

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事件中，我们只看到英雄人物、政治领袖纵横驰骋，他们的事迹和言论记录在报刊上、档案里、图书中，人们毫不怀疑他们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以后也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研究，被一代一代的作家所描写，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铭记。但是，在历史上的许多所谓的小人物，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则被湮没不见。王笛的《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是根据作者偶然发现一个姓王的先生给《纽约时报》写的读者来信，并对此进行追踪而写成的。那是1919年5月，巴黎和会各国博弈正激烈的阶段，王先生的信在《纽约时报》引起了一场小小的笔战。作者的追踪牵扯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研究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学者，也没有谁——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人——关注到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这位王先生，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王先生和他的信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被提起。

小人物的生存之道

过去，对具体的手工业家庭和个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教育背景的非精英群体如何适应近代化进程缺乏研究。安劭凡根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平郊村一户聂氏兄弟的织布工厂兴衰史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从微观史和个人生命史角度考察近代中国手工业家庭发展中的个体因素的可能性。《聂氏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对清末民国时期北享城郊的聂祝三、聂子贞兄弟二人从事家庭织布业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进行了微观史视角的再呈现。聂氏兄弟将自己从进织布工厂学徒到成为管理工人和学徒的工师，再到合伙经营织布工厂的奋斗过程比作“打天下”。作为小人物，他们信奉凭手艺吃饭的传统手工业者的信条，也为生意扩展而积极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织布与织造社会网络，聂氏兄弟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持续性地互动，构建了宏大历史叙述遮盖下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纺织“天下”。

黄宗智在研究民国民事法律实践如何处理成文法和习俗的差别问题时，发现法官在“判案时不会依照习俗，他们通常小心翼翼地引用成文法”。但是，姜云珂对什邡县司法处在叶烟纠纷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的研究中，却发现与黄宗智的结论截然相反的案例，这说明各地在民事诉讼的处理方面有着极大的不同。《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讲述了在四川叶烟产区什邡县，当违约发生、商业信用出现危机时，人们是怎样解决纠纷的。这篇论文告诉我们，烟商们首先求助的是经纪、同业公会、保甲、乡邻等民间调解机构与个人，而非打官司。但是民间调解结果因为不具备强制性，并不总是能成功解决由违约和失信造成的纠纷。正式的司法制度才是烟叶纠纷当事人选择的最终救济途径。和民间调解办法相比，司法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强制执行力。全面抗战时期的什邡县通过不完善的司法制度、强制烟叶买卖合同的履行、追究违约者责任，来维系商业信用，同时依靠商业习惯和民间调解力量的补充。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乡村历史，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变迁等，对于乡村生活的细节，我们主要的感性经验来自莫言、路遥、余华、杨本芬等人的小说。李磊的《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的口述史》，通过采访和口述资料，呈现了她的父辈和家庭到东北谋生的一段特殊的经历。实际上他们的经历也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对普通人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山东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怎样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艰苦奋斗改变命运。这个家庭为了生一个儿子以满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他们生了三个女儿，而三个女儿其实最后都很有成就。这是本辑中唯一的一篇由作家而非历史学者的所写作品。作者用口述资料、文学的描写，给这一辑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信仰的力量

我们对世界、对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理解，经常被正统的历史叙事所左右，我们看不到个人化的写作所构建的世界，因为它们在历史叙述中是缺失的。那么，去寻找那些缺失的历史便是李纪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她的《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一文，关注草根叙事与宏大结构的问题。作者认为，研究帝国主义扩张和中外互动，不能只依靠档案，或是其他官方文件，还应该重视“其实站在帝国扩张最前沿的传教士，以及这些传教士作为草根书写者留下的记录”。作者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中发现了高德神父家书，通过解读这些书信、研究这位湮没于历史的普通传教士，作者发现，在宏观的历史叙述里，这些传教士是被忽略的。关注和发掘这类档案，让这些被湮没的记录历史和普通人浮现出来，正是李纪写此文的目的。所以历史学家要把这些边缘人和边缘写作拉回历史叙述里面，要关注个人、关注情感、关注到人作为人本身以及人与身边的世界以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关系，要书写作为人本身的历史。反思这些草根书写，会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现在，甚至未来。

西方精神病学的学科化规范的开端，现代理性通过知识与权力，对人类进行全新的规训，这便是福柯对精神医学史研究的着眼点，他的“疯癫”与“文明”的概念，受到了包括历史学在内诸多研究取向与观点的挑战。近年来，试图超越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中心的研究者，多将焦点落在梳理疯癫或精神病在非西方社会的叙事上。刘书慧的《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以广州芳村的惠爱医院为研究对象，呈现了这家医院如何在地方上获得接受，中国的精神病管理机构化如何有别于西方脉络又与之互动。作者采用微观方法，从创办者恂嘉理的行动和选择出发推动叙事，追踪他如何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联系，把医疗实践和自身的宗教与科学认知结合起来。作者认为，传教士医生、中国病人及其家属、地方官员和警察、外国与中国慈善人士等个体与群体成员，在全新的疯人收容所/医院这一空间，产生了互动关系和实践，将原本属于中国家庭责任的疯人监禁，部分地转移到公共事务和公共机构中。

在中国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许多大众宗教逐渐地消失了，但是有的在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复苏，但是五道神却始终没有这样的历史的机会。焦洋的《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通过考察五道神信仰的演变以及从晚清到当代中国五道神信仰所出现的变化，来看五道神信仰是如何一步步发生变化并走向消亡，以及这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变迁。五道神源起于唐朝之前的佛教信仰，到了宋元时期，五道神信仰出现了世俗化的转变，五道神作为冥间神祇开始走入俗文学作品中。到了明清时期，五道神成为隶属于城隍神的冥界神祇，存在于人们的丧仪与各种俗文学作品中。从晚清时起，伴随着新的道德观念的进入，五道神信仰开始走向衰落。至1930～1940年代，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与国共内战的爆发，华北乡村社会中原本趋于衰落的民间信仰进一步遭到毁坏。1949年新政权的成立彻底改变了民间信仰的命运，其中也包括五道神信仰。

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拆”和“建”始终是城市发展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关键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并经常成为市民与国家的冲突的导火索。李麒鸣的《扩路、铺底权、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讲述了1920年代南方政权下广州城所发生的与民生有关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21年广州市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是广州步入现代化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标志。市府成立之初便有拆除旧城墙和拓宽交通要道的“扩路运动”。第二件是发生在1924年4月到8月的“铺底案”——在扩路运动中埋下的潜在矛盾彻底爆发。第三件事史称“西关火拼”，在广州的闹市区西关，政府和商人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最终以政府获胜、“商人政府”退出广州历史舞台为结束。连续三起发生在广州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广州市商业区域的结构和外貌，还改变了广州的政治格局。作者通过微观视角，叙述“扩路运动”和“铺底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这两起事件中普通市民的生活经历。同时综合了现有的关于“西关火拼”的研究，立体地展示了民国初期的广州民生史实。

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11篇论文的内容涉及古代、晚期帝国、近代，一直到现代中国，涉及城市和乡村，涉及中层官僚、普通的手工匠、农民、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方来的传教士，涉及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法律以及地方实践、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涉及疾病的认知和治疗、移民和生育、诚信与商业实践、家庭和妇女，也涉及更大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国内和国际问题、革命与帝国的疆域、争取国权和外交的博弈……虽然研究视点是微观的，但是涉及的问题是宏观的。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启发，如：如何追踪看起来不重要的资料，发现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反映背后相当大的群体；普通人的小事件，也能回答社会的大问题；像传教士这样的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记录，可能是中国微观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资源；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冲突；等等。

第一，如何追踪看起来不重要的资料，发现不为人知的历史。罗新使用北魏小吏崔巨伦所写的两方墓志，以崔巨伦的生平作为线索，揭示了北魏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女性的经历和处境；杨斌则利用嘉庆八年浙江省严州府知府张丙震写的两篇碑文，讲述了一个寡妇怎样通过捐田的策略，来抵制族人对她田产的觊觎；孙江则通过盛先觉留下的两则史料，分析他如何接受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概念，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设；《纽约时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引起了王笛的注意，然后他顺藤摸瓜，寻找历史上消失了的王先生。这些故事有的错综复杂，有的普普通通，却无一不呈现了在一条条的历史记载下面，留给历史学家去发掘历史真相的空间。

第二，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反映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安劭凡的研究呈现了聂家两代人从农村到城市的奋斗经历。虽然故事是个体的，但是却非常有代表性，与他们有类似经历的人不知有多少。小人物打天下时，面临政权更迭、民族危机、社会变迁等情况如何应对，安劭凡的研究弥补了过去宏大叙事的许多缺失。李磊基于口述资料的家史也很有代表性，她爷爷和父亲“闯关东”的经历，在1950～1980年代的山东是非常普遍的。“闯关东”给那些走投无路的农民提供了一个选择。这些经历很少被史家注意。把这段历史通过口述记录下来，也为以后研究近现代乃至现当代史留下重要的资料。这些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个家庭经历的后面，国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那些在某个时期制定和执行的国家政策，对中国农民、农民家庭和个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三，普通人的普通事件，也能回答一些普遍的大问题。国民党政府在1929～1931年颁布施行了《中华民国民法典》，《民法典》本应该成为各级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重要指导，但是姜云珂通过烟农王文全的叶烟纠纷案件，发现审判官的判决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仅解释“有理”或“无理”，甚至判决书中也没提到过《民法典》的任何规定，更别说引用《民法典》中的法律条款。而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强制性在起作用，也经常需要依靠民间调解力量尤其是保甲的协助。例如当地的保长和甲长就参与了王文全不动产被拍卖和交接的全过程。这个研究发现，正式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办法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全面抗战时期地方司法的实施是不完善的，有明显的局限，需要民间调解力量的补充。但是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力，又需要司法制度来保证执行。

第四，传教士的活动和记录是微观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资源。过去对于微观历史的研究主要在中世纪的欧洲，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大量的宗教裁判所的资料，那么，中国的微观历史研究的一种资料可能，就是传教士的文献。李纪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发现的700多封高神父的信件，使她可以用微观历史的分析方法，聚焦在社群、事件和其他对象上，将基督教在华本土化的议题置于基督教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刘书慧则发掘了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英文刊物，如1890～1937年的《博医会报》与《教务杂志》，其中恂嘉理等传教士发表的有关惠爱医院的文章或评论，提供了医院建院以来，尤其是医疗活动方面的丰富细节，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整体面貌与重要经验的线索。刘书慧使用的材料还有惠爱医院独立发布的年度报告。她注重对现有英文材料的细审，以关键人物恂嘉理为深入发掘的线索，对过往研究中鲜少注意或语焉不详的某些问题做出补遗与探究，例如医生个人的宗教信仰与知识体系及其对传教与医疗活动的选择与行动乃至医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其实也反映了社会与国家的冲突。焦洋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运动中，五道神等民间信仰被划归为“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庙宇与神像被损毁。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得到复苏，但五道神信仰并没有重新被挖掘和复兴，而是彻底消失了。五道神的命运不过是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之下许许多多大众信仰、民间文化消失的一个代表而已。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表现在对城市空间的改变及其争夺。从李麒鸣对1920年代广州的研究，我们看到国民党政府以“现代化”“进步”“改良”等名义进行的城市现代化工程，实际上不断地侵害了民众特别是商人的利益，挑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商业经营模式，从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市民所开展的保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按照詹姆斯·斯格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所谓的极端的现代主义者的城市规划的一种强烈的反弹。

总而言之，这个专辑中的11篇论文，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在微观史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历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借用微观历史的研究取向或者方法，按照个人的理解，对中国微观历史写作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当然这个探索不一定成功，对于微观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本专辑只是一个开始。

书籍信息

王笛 主编

定价：98元

版次：2023年1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新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策划，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本书是第16卷，主题为“历史的尘埃：微观历史专辑”，聚焦于“微观史”，分为四个主题：“历史尘埃下的个人”“小人物的生存之道”“信仰的力量”“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共计11篇文章，其中不乏名家作品，如罗新《崔巨伦其人》、孙江《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王笛《王先生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梅而清《城市空间与内战——1853～1854年间的合肥》。

书籍目录

历史尘埃下的个人

崔巨伦其人罗新

汪氏之生——嘉庆年间浙西南山区汪吴氏的捐田杨斌

边疆即中心——一个小人物的辛亥政治变局孙江

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王笛

小人物的生存之道

聂氏兄弟“打天下”——近代北京小家庭纺织业者的生存故事安劭凡

烟农王文全打错了算盘——抗战时期成都平原的一桩烟叶买卖纠纷姜云珂

父辈闯关东——一个家庭的口述史李磊

信仰的力量

高神父的手稿——在传教档案中发现封存的故事李纪

意外的旅程——美国医生恂嘉理与近代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的诞生（1897～1915）刘书慧

消失的信仰——以定县五道神信仰为例焦洋

争夺城市空间的搏斗

扩路、铺底权、西关火拼——1920年代的广州民生李麒鸣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

王笛 著

2020年7月出版

本书由作者不同时期的11篇文章构成。作为一个整体，展示了作者学术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些文章涉及不同的主题，写作于不同的时期，在方法上都有一定的特点，体现了作者方法上的自觉，可以说是作者近三十年来学术探索的一个总结。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学术轨迹，从数据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开始，到对下层民众和日常生活的深描，最后致力于历史文本的多角度阐释，反映了作者从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方法的回归，以及所采取的新文化史、微观史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

消失的古城

王笛 著

2019年3月出版

《消失的古城》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讲述了成都这座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的故事。它为我们精心描绘了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活动，以及乞丐、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种身份的人，在这座城市中为生活而挣扎。本书从微观史的角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让我们看到成都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并留下深刻的思考。

整理：ym

审核：l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