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这一著名观点。其中年代和地理二项，对应的便是历史教研中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观念。邓广铭先生所言的“地理”这把钥匙不是限于乾嘉时期地理沿革的考证，而是范围更广的历史地理研究，近于谭其骧、侯仁之等先生的研究，即“扩大到人口、民族、都市、地区开发等方面，并且注意到了文献考证以外的研究手段和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葛剑雄为《长水粹编》所作前言）。而吕思勉先生早在抗战前光华大学的讲稿《研究历史的方法》等文章中也已指出：

自然科学中，对于历史关系最密切的，自然是地理学。这是因为人类无一息之间，能不受自然的影响，而地理学是一切自然条件的总括。……在历史上，地理形势不必和现在相同，把现在的地理情形，去解释史事，就要陷于误谬了。所以治史学者，对于历史地理，不能不有相当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各时代地面上的情形和现在不同的，因以推知其时的地理及于其时人类的影响和现在的不同。

在强调跨学科的当下，就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落实“空间观念”的培养，吕思勉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

吕思勉31岁时照片及背后不可以貌取人的自记

“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就毋庸在此处赘述，而讨论其历史教学实践中的“空间观念”，则须从其史学研究及治学方法谈起。张耕华教授编有《学史门径详说》一书，汇集吕思勉一生最重要的有关读书、治学的文字，读来亲切朴实，可谓“金针度人”。比如吕思勉晚年多次提过一句名言：“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其原意是指“读书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将学问与社会相联系，主张“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就此一点，与现今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的要求也相契合，即“在认识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

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地理一门隶属于史部之下，是“历史附庸”。吕思勉是治旧学出身，故反过来理解，这或许也使得他天然能注意到地理及其包含的“空间观念”对史学的价值。吕思勉年轻时向往“经济之学”，故治学“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因此对地理一门尤为热衷。如其在《读旧史入手的方法》一文中细举“治古史的前提”，就史部书目分别而论时指出：“惟地理一门，知其大概，亦颇切用。昔人于此，均先读《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观点，太偏于军事，然在今日，尚无他书可以代之。”对于旧史中地理之学的局限，吕思勉在他处也略有展开，认为旧的“地理之学从前多偏政治军事方面，故其多取材于历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战事”。不过在今日看来，可能也正是由于旧史中的地理之学多取材于历史，方使旧时史家多能有良好的历史地理的功底。

然而吕思勉毕竟不是旧式学究，作为实践梁启超“新史学”的代表之一，其在具体讨论地理与历史的学科关系时，已经有了许多现代的眼光。抗战前夕，吕思勉不仅在大学讨论历史与地理学科的结合，在初中教科书中也指出：

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历史地图。……多和读史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史不无裨益。

——不仅是提倡，而且已注意到要与当时出版的历史地图相对读的实际操作。

吕先生多次提出，方法不是空讲的，因此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层面，也有丰富的案例可以看出其重视并受益于“空间观念”。吕思勉1941年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起》中回忆称：“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故以其民族史研究为例，略作阐发。吕思勉治学以博通为世所瞩目，如其在讨论历代民族迁徙、交融时，便往往有极宏伟的议论，往往得益于广阔的空间观念。如在《中国民族史》开篇的总论，谈北派、南方，继而说汉族所在之地“川原交错，物产丰饶，幅员广大，交通利便，气候亦具寒热温三带，取精用弘”。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论述历史上中国北、中、南三带的变动差异，以及讨论近代中西交通的开端等问题时，也均体现空间观念对其历史研究风格的影响。《中国近代史讲义》中讨论“中西交通之始”，首先便从自古中国通向欧洲的陆地通道开始讲起，寥寥几百字便将从古至今中国通向欧洲的四条陆地通道的走向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描画清晰，宛如一幅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图缓缓在读者眼前展开。

吕思勉谈“地图”札记

“注重天然与人事之关系”

2016年，李永圻先生在为《吕思勉国史课》撰写序论时指出：“吕先生一生从事文史的教育工作，与一般教学工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教师生涯是从小学（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进而中学，后来才进入到大学任教。他教过的科目，自以历史为最多，除历史之外，还教授过国文、地理等。”而历数吕思勉一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断代史以及《读史札记》等史著外，绝大部分均是教科书，涉及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据李氏统计，吕思勉编纂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有十六种，算上学校油印和学生记录的讲义还有七种，因此合计有二十三种，其中历史类的有十四种，地理类的两种，“在民国时期，乃至今日的学术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本节拟从吕思勉所编教科书及其教学实践两个方面，总结他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空间观念”的经验。

首先是编纂地理教科书，1916年吕思勉在中华书局编纂了《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地理教科书》，在其“编辑大意”中鲜明地点出了该书九条特色，其中多条反映了对于小学生空间观念，乃至家国情怀的培养目标。其中第一条尤为直截了当：“注重天然与人事之关系，常以自然地理说明他种现象”，着眼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此后几条中，又提到“注重边防情形，以启发其保卫国家之观念”“租借地及割让地，皆特立一章，以激扬其国耻观念”“本国地理与外国地理互相联络，末复置我国在世界之位置一章，俾收统括之效，益发扬其爱国之心”。可见从立意上远非为小学地理教科书所限，在在体现了吕思勉通过地理教学，研讨“天然与人事之关系”，启发民智的关怀。

至于历史教科书，则“空间观念”的案例更为丰富。1937年7月，吕思勉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在“编辑者言”中，他提出：“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而紧接着所举的案例便反映了其对学生“空间观念”素养的要求，他以埃及尼罗河为例，认为受过初中历史教育，“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最古文明的关系，他也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没有白读”。

此外，在讨论春秋五霸时，其又独特地关注到五国崛起的地理位置，均为当时边陲地带。书中称：“东周时代，大国都在沿边，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当时的二等国，如鲁、卫、宋、郑、陈、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习于苟安，所以其民渐流于弱；晋、楚、齐、秦、吴、越等国，都居于边地，却以竞争磨砺而强。而且边陲之地，都是旷废的，易于开拓，所以幅员也广大了。”

另如在《三国史话》中，吕思勉认为关羽丢失荆州对刘备方面是一个致命伤，因为从战略上考虑：“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从一处战略要地的丢失，简单明了地点出了蜀汉疲软无力的原因，这种案例在吕思勉著作中不胜枚举，均展现了历史学科“空间观念”的魅力。

除了教科书中的案例，在吕思勉的授课实践中，也有非常生动的实例。史学大师钱穆是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所教的学生，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声情并茂地回忆了吕思勉的授课情形：

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这与前一节吕思勉提示舆地典籍与历史地图对读可相互印证。只是这一教学过程并未就此结束，在课程测试中，吕思勉出了四道题，钱穆对其中“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尤感兴趣，答题时“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而吕思勉批改的情状，则有同学窥探后所述为证，钱穆记下：“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吕思勉字）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钱穆自道这是吕思勉为人师的可爱之处，但从出题本身以及钱穆回答如此引起吕思勉兴趣，可以推想吕思勉在教学中对于“空间观念”的着意培养和兴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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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吕思勉先生一生未脱离历史教学的一线，其史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皆能以空间的变迁来解释历史的嬗蜕，故视野宏大，令人产生一种跳出地平线的立体感。其主张“学问在空间”，强调阅历经验与书本知识的汇合，一方面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另一方面也是如今重视田野考察、行走历史的原意。

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倡的注意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关系，主张“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所示，如今历史学科“时空观念”的培养过程中，不应仅限于将史事放入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框架中加以精确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培养时空联系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进而建构历史关联，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我们从吕思勉的教研实践中，恰好可以汲取不少落实“空间观念”培育的经验和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