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末研究生毕业，待业了几个月后，1985年3月我来到历史所。当年分配和调动来所工作的人员还有刘洪波（1955年生人）、吴玉贵（1956年生人）和王震中（1957年生人），他们现在都是历史所的中坚力量。来所之前本以为会在战国秦汉史研究室工作，因此报到后的第三天我就去了室主任吴树平先生家中，向吴先生汇报我的研究计划。但后来的情形却改变了我的道路。

那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负责秦汉史审稿的萧立岩先生已年近六十，杂志主编李祖德先生打算把我“截留”到编辑部，补充萧先生退休后的空缺。在我来所报到后两个月中，所里一直没有给我分配工作。我那时很年轻，三天两头找人事处的同志，希望能尽快落实工作。人事处领导很是热情，对我说：你是外地人吧，你刚来北京，可以抽空多看看祖国首都的壮丽河山和人文景观。

有一天，大约是5月下旬，主持所里日常工作的林甘泉先生派人找我，我有些忐忑地去了他的办公室。林先生告诉我，所里决定让我去《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不知深浅地对林先生说：在学术研究中，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不想做后勤人员。看到了我的茫然和不情愿，林先生教导我，做一个专业学术杂志的编辑，对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很有好处。他举自己的例子说，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经历，对他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最后，他还告诉我说：你先在《中国史研究》杂志工作两三年，然后回室里（战国秦汉史研究室）。林先生的现身说法和他的承诺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当时没有想到是这“两三年”变成了“三十年”，从而我也把自己学术生命最长的时间和最重要的部分交付给了这份杂志。

由于萧先生尚未退休，我来编辑部最初的工作是外出组稿，印象中约稿的大学者有白寿彝、刘大年和何兹全先生。我接受的另一个任务是为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写综述，交给我的论文有二十多篇，近三分之一是英文。编辑部和所领导李祖德、林甘泉先生仔细读了我写的综述，认可后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后来我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是对我的一次“考核”，算是及格了。

我的编辑工作的真正开始是从中央讲师团任教回来后的1986年夏天。除去审读秦汉史、史学理论来稿和看校样外，我还参与了去印厂核红工作。印刷厂在太阳宫一个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是个路盲，第一次去印厂走了不少弯路。当时是铅字排版，逼仄的印厂里铅板林立。一次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撞翻了铅板，害的师傅们加班重新排版。现在想到这个“事故”我仍很内疚。

初来编辑部，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中国史研究》杂志倡导的求真务实的办刊方针，是各位老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各位同事和睦相处与人为善的生活态度。李祖德先生教给我如何处理稿件，如何与作者沟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其中包括了许多细节和技巧，这使得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如果说今天我在专业学术期刊的编辑岗位上还算合格，李先生和其他老师的言传身教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编辑部的老同志席康元、杜婉言老师陆续退休，田树生老师去了语言所。新进的人都很年轻，颇有朝气。编辑部人员除了李祖德主编和比我年长10岁的许敏大姐，其余都年岁相仿。如老资格的曲鸣丽（她和我同龄，长我20天，但我们都习惯称她“小曲”），比我晚来的于威（1962年生人）、郑剑英（1957年生人）、史延廷和张彤（他们两位都是1963年生人）。当时我们的年龄都只有二三十岁。于威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负责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来稿。他人很聪明，多才多艺，受过足球专业训练，曾经是北京市中国象棋少年冠军，与后来的全国冠军特级大师吕钦同龄并交过手，还有击败过柳大华特级大师的骄人战绩。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何种缘故，于威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后来我们才知道于威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患。那几年我们这几个年轻人试着通过心理安慰让于威恢复健康，我们经常和他聊天，一起外出吃饭。我还强记了几个高手对决的棋谱，找于威下棋。但遗憾的是他的病情愈发严重，最后住进了医院。若是身体不发生问题，以于威的才具，现在一定是一个好编辑。真是十分可惜。郑剑英长我两岁，在编辑部作编务工作，后来去了历史所科研处。老郑性情温和，待人处事很有些老北京人的“礼道”，因此人缘很好。我曾经和他同住一栋楼，时而小酌几杯，酒酣耳热时我批评他性子太慢，他总是憨厚的笑笑。郑剑英还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曾获得社科院的奖励。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夏天，他穿着一件T恤，高大强壮。看到郑剑英，我突然想到了《水浒传》对武松的描写：“虎一般似健的人”。几年前这个曾经“虎一般似健”的我的这位老友，罹患多种疾病不幸去世，我很久都不能相信这个噩耗。

听说《中国史研究》杂志原来只进男的，这个“家风”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自邵蓓来所开始，编辑部所进人员全部都是女性。女同志作编辑工作有其特有的优点，她们一般都很细心，工作认真踏实，能够不折不扣地完成工作上的安排。如果说有更多的期待，那就是希望她们能够在编辑工作中体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要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具有良好的学术根底和学术眼光。我刚到编辑部时，有的老编辑告诉我说，现在虽然不提倡编辑做研究工作，但比创刊时还是要宽松多了，那时是不允许编辑作研究工作的。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编辑生涯后，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好的编辑，首先应当是一个称职的学者，应当具备科研能力。因此，我们应当鼓励年轻的编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科研活动。现在编辑部的年轻同志都在学术界有声誉的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有的论文产生了影响。她们中的一些人如邵蓓、陈奕玲还参加了院里的重要课题，并受到主持人的好评，令人欣慰。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史研究》杂志一直倡导着扎实求真的学风。当时最让我担心的不是对稿件质量的把握，而是编校工作。在我来编辑部之前，李祖德主编就制定了奖惩制度，校对工作中出现了差错要罚钱，虽然钱数不多（出一个错罚1分钱），但却使大家养成了认真工作的习惯。现在社科院创新工程对期刊的一个要求是，差错率必须低于万分之一，否则就要扣除主编和责编当期的创新智力补偿。其实类似的制度《中国史研究》杂志30多年前就已实践了，只不过创新工程的要求更为严格（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是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三），罚款数额也要大得多，让人有些难以接受。我建议我院期刊创新规定是否可以参考《中国史研究》杂志以前的做法，鼓励为主，适度惩罚，这样可能会更好的调动编辑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来稿中的人情因素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完全排除人情因素是不现实的。但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文章质量必须达到“及格”线以上。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稿件质量虽不错，但与《中国史研究》风格相左，这类稿件也只能舍弃。我知道被退稿的作者心情不会好受，但为了《中国史研究》杂志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声誉，我和我的同仁只能选择“得罪”人了。坦率地说，我因为“得罪”了不少朋友心理同样不好受。听说庞朴先生有一句名言：教师是种花的，编辑是栽刺的。对我来说这个“刺”扎的主要是自己。

1988年我担任《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当时我不到三十岁，这种情形在社科院可能是很少见的。时任所长的陈高华先生和主编李祖德先生对我的信任不仅让我诚惶诚恐，而且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年青人能够尽快成长的鼓励和期盼。此后，我协助了三任主编。2005年开始，我担任《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这二十多年间，《中国史研究》的制度不断完善，在编辑部原有的三审之外，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并设立了杂志的编委会。对杂志的学术要求和技术规范也做了明确规定。而我本人也从一头黑发的“小彭”变成了满头斑白满脸褶子的“老彭”了。主持《中国史研究》这份在国内外有着很大影响的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让我感到压力不轻。好在有编辑部诸多同仁的鼎力相助，又有陈高华先生的点拨，这些年的工作还算顺利。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张彤除负责辽金西夏和元的初审以及二审工作，还奔波于印厂；副主任曲鸣丽除审读宋史稿件，还利索地处理编辑部的一些杂务；各断代编辑的初审工作也都很认真。他们出色的表现让我可以集中精力考虑《中国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设立新的专栏，组稿和审稿。

办过杂志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无错即是有功”这句话。此言反映了创办学术刊物的某些特殊性。多年的办刊经历使我感受到专业学术期刊具有两种性质：一方面它具有稳定性，并通过这种稳定性维护学术研究的延续。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创新，并通过合理和必要的创新活动使其更具生命力。二者相较，后者更具挑战性。如何在继承《中国史研究》杂志优秀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让这份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期刊继续前进，是我这几年思考的核心内容。我愿借此机会汇报我的基本思路。

求真务实是《中国史研究》杂志的魂魄。历史学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最大程度逼近“真”的历史，并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公众。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唯上，不跟风，反对华而不实的空疏学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创新工程工作中提出历史学要为现实服务的方针自然有其合理性。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今天不断进步的历史研究工作，“致用”始终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历史学是人文学科，也是基础学科，因此，历史学的“用”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用”有很大不同。如果抛弃了“求真”这个基础，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领会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就很容易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庸俗化。影射和比附曾经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一再闪现，带来了不良后果，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经对其中的教训有过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从本质上说，历史学最高的社会价值在于它的指向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揭示的是文明的根脉。通过历史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也启示了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历史的智慧和经验这是通过这个路径得到铺展和延伸。因此，《中国史研究》杂志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尊重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尊重学术，尊重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在延续着以往学脉的同时，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会面临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最初的十年中，我们更多地关注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回首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今天仍令人怦然心动；其后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的最后十年，由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学术以外的某些因素，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对学科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较为薄弱。进入21世纪后的大致走向则是在继续着上世纪末的“专”、“精”、“深”的同时，研究方法和一些重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琐细论题与宏大论题之间的畸轻畸重状况，有所改善。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采用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大都来自于域外，我们使用的话语也与近代以前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个民族思维的基本特征，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未中断。如何在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实现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进步，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所处时代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学术担当。我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在这几年里，我想做的主要工作有两项。首先，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这一方面我想特别强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这个提法可能最早出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陈邦国以《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为题撰专文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此文刊于《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刊（神州国光社1931年）。我提出这一设想的学理根据之一是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曾断裂的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对它的重建和解释无疑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重大贡献，也会对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供重要参考。另一个根据是，由于中国历史绵延不绝的发展路径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绝好文化标本，对其探讨有可能成为我们创建新的解释模式的突破口。其次，更多地关注学术评论工作，建立起学术评论机制，在中国历史学界形成良好地学术评论氛围。为此，我和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的同仁创办了《历史学评论》杂志，希望能够以这个杂志为平台，推进学术评论工作。我清楚上面这两个目标难度都很大，是否能够达成，或者能取得多大进展，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