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来，卡尔·马克思的英名，不仅以伟大的革命家、活动家，而且还以伟大的思想家、人类进步的伟大导师突出地镌刻在现当代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被人们淡忘过。世纪之交，马克思名列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位思想家之首。两百年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牢牢地吸引一切追求人类进步人们的眼睛，在于他深刻地、精辟地、科学地指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进入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在于他无私地、有益地、丰硕地留给人们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足迹的思想遗产，——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提供人们深化实践的科学学说。他的伟大战友恩格斯科学地将它归纳为唯物史观学说，并给予准确而精辟的评价，称赞唯物史观是“划时代的历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影响人们的程度，产生理论指导作用的力度，既取决于实践需要的程度，也来自于理论、学说本身的科学性、深刻性和影响力。1899年初，中国人通过创办于上海的教会刊物《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介绍文章《大同学》中，最早知道了马克思其人其事及其思想。那时，译介者将唯物史观称为“安民新学”。谁也不曾料想，仅仅只有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之后，唯物史观迅速成为一股思潮，在学术理论界，乃至在整个思想界迅速兴起，传播开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19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李大钊描述道：“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唯物史观迅速被中国思想界所倾慕，尤其是被史学界所善择，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它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变迁，由专制社会进入民主共和时代，需要用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对它进行整理、研究。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新史学》，在指出“中国之旧史”的四大弊端后，更指出亟需在中国史学界“辟一新天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将史学革命与民族、国家发展前途联系在一起，忧心忡忡，高度重视。二是以倡导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史学革命的“新史学”，一时剧兴，随即无疾而终，这说明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存在明显局限，不能将中国旧史的整理和研究推向新的、更高的科学境界，从而取得“与时俱化的”成果。三是唯物史观以它固有的新锐深深吸引了一大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们自觉学习、接受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指出唯物史观是进步的“新史观”的同时，明确认识到“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吾侪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彻，其责任正自重大”。

以李大钊1920年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为标志，中国史学发展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坚定地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大道上。我们在深切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回望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路走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国内自建到走向世界，不觉已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史，经历了曲折，造就了辉煌，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流派、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和中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与风格，历史、经验、理论、方法和学风等等，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其中，有一条值得汲取总结和传承发扬的是：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所确立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取向。这既是中国现当代史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史学持续发展所必须坚持和坚守的“不变初衷”、行动准则和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是唯物史观的伟大创立者，又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全部历史，特别是近代文明史的典范，更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楷模。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就是行进在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指导历史研究，坚持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历史的道路上，形成了史学研究者的立场秉持、理论指导、方法运用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良性互动。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并展现的本质特征。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论证，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理论创造和学术创新；但是，马克思的追求并不仅仅满足于纯粹学术的、也不局限于纯理论形态的工作，而是要能够使科学的理论有力地指导社会实践。对此，马克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他对唯物史观作出哲学的、历史的科学概括后，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到理论研究的始终，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明确廓清了唯物史观与历史上一切旧史观的根本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体现为理论上的分水岭，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即人民立场上研究全部人类史，特别是重点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一旦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就毅然倡导以此为遵循，践行和体现它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李大钊热烈地说：“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为题，明确指出要重视“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个史学家如果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是不能也不愿揭示历史真理的”，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方法重新全面研究中国历史，“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

1957年初，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演讲，与翦老的观点相呼应，他在第一个问题中就强调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从它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总之，建国以后，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长足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学说，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迅速在中国通史体系的确定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辟、汉民族历史的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经济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史、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印证了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的巨大威力和光辉前景。在新中国史学走过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家林甘泉欣喜地回望三十年，展望新时期，充满信心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括它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我们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单凭积累大量的材料，是不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这可视为历史经验的总结之论。

唯物史观赋予了历史研究求实的品格和求真的精神，科学解决了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出发的问题，为历史研究确立了正确的路径和科学范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后，就高度重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观点的关系，强调严格地从史实出发，史实先于史论，客观高于主观，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突出品格和中国风格。

唯物史观与此前旧历史观有着鲜明的区别，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尤其泾渭分明。这主要来自于唯物史观注重客观、重视史实，正确处理客观与主观、史实与史识之间关系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肃指出：我们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恩格斯还进一步补充说道，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唯心史观不同的是，“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不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倡导和示范下，中国历史研究“以事实为中心”，树立牢固的史实观点，极大地拓宽了史料辨识的视野，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李大钊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实；史料只是记录了历史中的事实，而真实的客观的史实还需要研究者去鉴别。他认为，史料是死的，历史的事实是活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需要研究者去严格辨识。这一重要思想一直被后来者继承、发扬下来。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强调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正是基于这样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认识，郭沫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国故”方法，使之成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论从史出、以史为据，史论结合、史识相长，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弄清历史事实，详细察考历史原委，得出历史结论，做到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有三分史实说三分话，有十分史实说十分话，绝不“先入为主”、“从主观判断出发”、“从预设的研究观点和分析路线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重新研究和系统分析中国历史。由此，中国现代史学不仅厘清了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基本面貌，而且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基层组织构造，准确而清晰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完整面貌。

唯物史观重视客观事实，围绕历史事实，这只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而研究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弄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同时，掌握历史规律，知史明智，鉴往知来，少走弯路。从史实出发，而不拘泥于史实，探究历史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便于人们判断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从李大钊开始，百年中国史学总在努力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中，通过分析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何处来、何以走向未来、将要走向何方的历史道路，突出彰显了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学术优势和史学理数。

唯物史观在重视史实，强调史实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赋予了历史事实的逻辑涵义，即历史事实之间是有内在规定的，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链条，它常常表现为历史规律。发现历史事实是有用的，但它却是浅表层面的，是以供研究的碎片，是标记某个单元、某个具体，大不了也只是局部标志的符号；而要发现历史的意义，还得借助发掘深藏在底层隐秘之处的历史规律，“不为浮云遮望眼”，穿透历史的表象抓住历史的真意。通过历史真实，“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形态和哲学表现，是高级思维与理性认识的成果，也是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经典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致力于运用唯物史观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的意义，堪比达尔文发现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规律一样，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李大钊在研习唯物史观过程中，对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规律深受启发和鼓舞，给予高度评价，“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指出历史研究的高水平高要求，就是要发现和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种种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活动”。

自此以后，研究历史规律、探寻历史规律、掌握历史规律，成为新中国以来中国史学的主潮。范文澜论述道：“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矛盾。我们史学工作不光是要记得许多事情，记事情当然是必要的，但只是记得许多事情还不够，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事物能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矛盾，有矛盾才能存在和发展。研究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就是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矛盾，从这些矛盾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进一步论述道：“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听者或读者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重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不仅在历史认识上强化了深度、厚度和高度，诸如在中国与世界、中国古代社会漫长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与阶段性、中华文明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艰难性与必然性、中国道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等重大问题上都取得高质量成果，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东方社会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唯物史观字面上的标识是“物”，凸显它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它丝毫都不排斥或刻意降低历史过程中的活动主体即人的价值、地位、作用和意义。当然，更不能依字面来理解，认为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或者“重物轻人”。其实，重视社会历史主体，张扬人的价值，突出主体地位和作用，肯定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精神和主体活力，以人为出发点，尊重人、围绕人、立足人和发展人，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和一贯立场。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不是“死学”，是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精彩绝伦的“人学”。历史过程是人民群众的舞台，历史事实是活动主体的结果或遗迹。历史研究以历史事实为中心，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尤其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把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真实状况书写出来。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努力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再颠倒过来，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真实景象和不二真理，集中聚焦了历史发展的人民底色、人民本色和人民亮色。

首先必须看到，唯物史观科学体系是对应于唯心史观得以创立和发展的。针对唯心史观把主观、意识、精神、观念等放在首位的不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鲜明地指出它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指出它颠倒物质与精神第一性、第二性的位次关系，忽视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深刻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在讲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有着明确的理论前提：它是针对唯心史观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否定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决定作用而言。但不能因此偷换概念与论题，将物质与人、将物质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马克思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吃、喝、住、穿、行等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决定力量。他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主体思想，就是要将中国旧史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中心的历史还原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将帝王贵胄的“相斫书”，变成人民群众的创造史。

从李大钊开始，百年中国史学逐步书写了人民群众造就中国历史的壮丽长卷。人民群众创造中华文明史的主体精神，就是现当代史家的史学精神、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李大钊指出，明确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唯心史观的支配下，历史被歪曲了，“历史成为封建帝王和地主阶级的起居注，劳动人民的创造遭受了不可容恕的长久湮没”。翦伯赞在“打破王朝体系”的著名论文中指出：“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就必须无情地揭露人民群众的敌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形式剥削压迫人民的史实”。正是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指导下，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才得以科学地调整自己的坐标，真正对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也才真正得以“翻身”，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成为活跃在中国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等方方面面完整而清晰的影像，也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有在唯物史观视野下，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才能以历史主人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得到真正人性和深厚人文的精彩展示。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积极的，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的成果更是丰厚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唯物史观为标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可以肯定的是，唯物史观引入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变革。应该说，唯物史观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到内容，从头到尾、里里外外都全面地刷新了中国历史研究。从它的“革命性”影响来看，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目标选择、路径依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深远的。虽然其间也有曲折，可谓是“也曾风雨也有晴”，有一些值得深刻总结的教训，但这相对于成功、成就而言，不过是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罢了。更何况，不能就此把曲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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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艳国，南昌师范学院校长、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江西师范大学省级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江西师范大学国家一流专业历史学建设点负责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领衔导师、带头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第四、五届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类委员，国家“万人计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津贴专家。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发表时有文字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