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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

张艳国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马克思及其被恩格斯誉为“划时代的历史观”[1]的唯物史观学说就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迅速成为一股锐不可当的思想潮流，产生了极大影响。时人描述道：“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2]。唯物史观被中国史学界所善择，将唯物史观的运用作为“现代史学者的责任”[3]，由此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以李大钊1920年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为标志，近百年来，中国史学既经历了曲折，更造就了辉煌，突出地体现为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流派、中国话语、中国智慧和中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与风格。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取向。这既是中国现当代史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史学继续前进必须坚持和坚守的不变初衷、行动准则和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是唯物史观的伟大创立者，又是运用它研究人类全部历史的典范，更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楷模。从李大钊开始，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就行进在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坚持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历史的道路上，形成了史学研究者的立场秉持、理论指导、方法运用和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良性互动。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影响下形成并展现的本质特征。

唯物史观是科学理论，是彻底革命学说。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作出哲学的、历史的科学概括后，就毫不犹豫地将它贯穿到理论研究的始终，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廓清了唯物史观与历史上一切旧史观的根本区别，站在无产阶级即人民立场上重点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一旦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就毅然倡导以此为遵循，践行和体现它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李大钊热烈地说：“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5]在1950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为题，明确指出要重视“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明确指出，“一个史学家站在什么立场来处理历史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重新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6]。1957年初，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演讲，呼应翦伯赞的观点，强调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从它那里找立场、观点和方法”[7]。总之，建国以后，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呈现出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果长足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学说，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迅速在中国通史体系的确定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辟、汉民族历史的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经济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充分印证了运用唯物史观、站在人民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的巨大威力和光辉前景。在新中国史学走过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学家林甘泉欣喜地回顾前瞻，充满信心地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包括它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我们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8]这可视为历史经验的总结之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唯物史观赋予历史研究求实的品格和求真的精神，科学解决了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主观出发的问题，为历史研究确立了正确路径和科学范式。从李大钊以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者就高度重视史实和史论的关系，强调严格地从史实出发，史实先于史论，客观高于主观，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突出品格和中国风格。

唯物史观与此前一切旧史观有着鲜明的区别，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尤其泾渭分明。这主要源于唯物史观注重客观、重视史实，正确处理客观与主观、史实与史识之间关系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肃指出：我们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9]。恩格斯还进一步补充道，唯物史观不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10]。近百年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倡导和示范下，中国历史研究“以事实为中心”，牢固树立史实观点，极大地拓宽了史料辨识的视野和研究的领域。李大钊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实；史料只是记录了历史中的事实，而真实的客观的史实还需要研究者去鉴别辨识[11]。这一重要思想一直被后来者所传承。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强调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12]。惟其如此，郭沫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国故”方法，使之成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13]。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论从史出、以史为据，史论结合、史识相长，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弄清历史事实，详细察考历史原委，得出历史结论，做到“有几分史实说几分话”，绝不“先入为主”、“从主观判断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重新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由此，中国现代史学不仅厘清了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基本面貌，而且还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基层组织构造，准确而清晰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完整面貌。

唯物史观重视客观事实，围绕历史事实，这只是研究的基础和起点，而研究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历史规律，知史明智，鉴往知来。从史实出发，而不拘泥于史实，探究历史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便于人们判断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从李大钊以来，中国史学总是在努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动力，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中，通过分析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从何处来、何以走向未来、将要走向何方的历史道路，突出彰显了中国现当代史学的学术优势和史学理数。

唯物史观在重视史实，强调史实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同时，还赋予了历史事实的逻辑涵义，即历史事实之间是有内在规定的，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链条，它常常表现为历史规律。发现历史事实是有用的；但史实只是标记事物的符号，是以供研究的碎片。发现历史的意义，还得借助发掘深藏在底层隐秘之处的历史规律，穿透历史的表象抓住历史的真意。通过历史真实，“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14]，这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形态和哲学表现，是高级思维与理性认识的成果，也是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经典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5]的伟大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表彰他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对此，李大钊深受启发和鼓舞，认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16]，指出历史研究就是要发现和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种种互有关联、互有影响的活动”。此后，重视历史规律的研究，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潮。范文澜论述道：“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矛盾。……研究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就是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矛盾，从这些矛盾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17]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进一步论述道：“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听者或读者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18]。重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不仅在诸如中国与世界、中国古代社会漫长发展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艰难性与必然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取得了高质量成果，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东方社会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唯物史观字面上的标识是“物”，凸显它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它丝毫都不排斥或刻意降低历史过程中的活动主体即人的价值意义。当然，更不能依字面来理解，认为唯物史观“见物不见人”，或者“重物轻人”。其实，重视社会历史主体，张扬人的价值，突出主体地位和作用，肯定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精神和主体活力，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和一贯立场。历史过程是人民群众的舞台，历史事实是活动主体的结果或遗迹。历史研究以历史事实为中心，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把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步的真实状况书写出来。从李大钊以来，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把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再颠倒过来，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真实景象和不二真理，集中聚焦了历史发展的人民底色、人民本色和人民亮色。

李大钊

首先必须看到，唯物史观科学体系是严格地对应于唯心史观的。针对唯心史观把主观、意识、精神、观念等放在首位的不足，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在讲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有着明确的理论前提：它是针对唯心史观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否定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决定作用而言。但不能因此偷换概念与论题，将物质与人、将物质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马克思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吃、喝、住、穿、行等物质资料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决定力量，“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0]坚持唯物史观历史主体思想，就是要将一部中国旧史的“相斫书”[21]，变成人民群众的创造史。从李大钊开始，百年中国史学逐步书写了人民群众造就中国历史的壮丽长卷。人民群众创造中华文明史的主体精神，就是现当代史家的史学精神、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李大钊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22]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尖锐指出：在唯心史观的支配下，历史被歪曲了，“历史成为封建帝王和地主阶级的起居注，劳动人民的创造遭受了不可容恕的长久湮没”。翦伯赞在“打破王朝体系”的著名论文中指出：必须“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23]。正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才得以真正对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也才真正得以“翻身”，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角，也因此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经历了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唯物史观为标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从它的“革命性”影响来看，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目标选择、路径依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深远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李大钊文集》下，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3]《李大钊文集》下，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5]《李大钊文集》下，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6]《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37、14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7]《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8]林甘泉：《加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2年11月3日。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1]《李大钊文集》下，第71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李大钊文集》下，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1]《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753页。中华书局，2015年。

[22]《李大钊文集》下，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作 者 简 介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合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津贴专家。

2018/6/14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唯物史观为标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中国的史学研究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运用唯物史观来阐述历史。但卡尔·波普尔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僵化和政治化的唯物史观认为有一个必然的和确定的模式，因此我们个人对于社会的发展没有自由决定与贡献的责任，这可能会导致极权主义和通往奴役之路，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在学习和运用任何一种史观时最应注意的一点！

——编辑部 胡温旭

唯物史观是与唯心史观相对应的。唯物史观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注重客观，重视史实，强调客观高于主观，从史实出发，史实先于史论。另外，唯物史观还主张人类社会历史是不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人们研究历史，探索社会规律，必须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历史规律。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肯定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精神和主体活力，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和一贯立场。

——编辑部 黄逍

首先，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驳倒了唯心史观，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基石。其次，唯物史观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注重史实，重视史料，有一分史料就说一分话，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研究历史。最后，唯物史观还指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修正了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观点，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人民群众恢复了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工作者们理清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形态，探究社会运动，总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鉴古知来，顺应历史大势，赋予史学科学意义与现代价值。

——编辑部 何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