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骨溯古 助力文明探源的中国人骨考古研究
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借鉴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理论与方法,客观地探讨古代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所蕴含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在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人类起源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人骨考古研究是以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材料为基础,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助力考古学重大研究课题的同时,在探索现代人类起源、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一步加强中原地区文明探源研究 深化中华文明形成和融合发展诠释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1996年—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和2001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预研究和第一阶段项目实施,是以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为研究对象。2006年—20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三、四阶段将文明探源的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年代由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和夏王朝时期)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中华文明探源相关工程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时期的社会图景。如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做好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中华文明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研究,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新时代中国历史文明研究的考卷。
深化北方草原地带“古代文明理论”研究 有效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关键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示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才能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
我们要立足内蒙古丰厚的文物资源,充分发掘呼和浩特市“大窑遗址”“岱海遗址群”“红山碧玉龙”“居延汉简”“王昭君墓”“五一会址”等代表性文物和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讲好内蒙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打造中华民族的符号与形象,建立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强堡垒,增强文化自信。
用最新技术探索湖南人类历史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人类社会,支撑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发掘是获取考古学研究基础资料的前提手段,是考古学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基础所在。田野调查发掘则是考古发掘的基础,如何在有限的发掘空间内尽可能多地采集相关信息,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考古学和文物保护工作发展到今天,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工作中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全方位地获取与文物相关的信息资料,并在文物出土的第一时间有效地做好保护工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遗产保护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立足红山文化探寻中华文明之源
红山文化虽然偏居东北,却很早就加入到区域文明的互动中,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重“礼”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马鞍桥山遗址发现了与牛河梁遗址相似的祭祀礼仪活动遗存,不仅为牛河梁遗址的祭祀礼仪传统找到了来源,将其形成的时间推进到距今六千年前后,也为认识红山社会祭祀礼仪行为及礼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从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中感悟永葆文明生机活力的秘诀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延续至今,是多方面原因合力产生的结果: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之屏障,各种因素综合孕育出的中华民族包容坚韧之特质,以及在多数历史时段保持对外开放的海纳百川之胸怀等。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与周围世界以不同形式保持着各种方面的交流,这是海纳百川之胸怀的展现。这些交流不仅体现在历史文献中,还反映在考古学上。中国考古学诞生的一百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具有西方文明因素的文物,它们是体现中西文明交流的实物证据,拥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国和希腊分别是亚欧大陆两端两个古老文明的杰出代表,一个孕育了博大的东方文明,一个创造了灿烂的西方文明。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和希腊的文物交流就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希腊的人物形象都在对方的考古发掘中涌现。
立足一线 为中华文明研究添砖加瓦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这个工程主要是由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大遗址构成,比如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聚在一起,统筹策划,领导这些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思考文明的中国方案。
中国悠久的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国考古学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考古学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底气。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在借鉴西方考古学的基础上,独自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之路。作为中国考古战线的一线工作者,欣逢盛世、倍感温暖,唯有以自己踏实的工作、扎实的努力,为中华文明研究添砖加瓦,方可不负时代、不负党、不负祖国、不负人民。
长江下游考古发现助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通过近百年的考古实践,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中国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中国最早的社会分化实例、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等诸多重大成果,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考古学三大研究课题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总结的中华文明形成历程基本一致,而且在每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实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贡献了独特、重要的力量。
(特别声明:学者排序按照来稿先后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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