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在王船山诞辰400周年之际，回望其传奇人生——前半生，他穿越时空与刘越石神交，后者英雄路穷、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感同身受。

后半生，他是张横渠，即张载，宋代大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哲学开创者。

其实，王船山不是刘越石，也不是张横渠，他就是王船山，见证古代中华民族拥有深邃思想的优秀代表

2019年10月7日，是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诞辰400周年。这个曾经在时间中一度湮没的名字，至今也不是广为人知，但思想家的价值就在于，他思考之深邃，如同以他为起点向前洞开了一条时间的管道，而后来的我们，就在这管道中前行。思想家，注定是人类中的极少数，像王船山这样在明清交替、天崩地裂的特殊历史时刻，苦难煎熬、孤独抗争而又自由思考的思想家，也独此一人，但这个人，影响了无数人。

在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来回望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的传奇人生，无比惋惜在明末只有一个王船山，否则大明怎会如此土崩瓦解，又无比庆幸中国有这么一个王船山。中国，中华文化，不会亡。

▲王船山画像。湖南省衡阳县船山纪念馆供图

一

这是历史上最山寨的称帝仪式了：

狂风大作，临时搭建的帐篷给吹倒了；暴雨倾盆，宫殿“琉璃瓦”现了原型，涂的黄色颜料淌了一地，染花了衮衮诸公的衣裳。《清史稿》载：“是日大风雨，草草成礼而罢。”

这一山寨称帝仪式的主角是吴三桂，公元1678年3月，他筑坛于湖南衡阳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改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自称“大周皇帝”，封正妻张氏为皇后。还建造宫殿95间，象征九五之尊——时间仓促，找不到足够多的明黄色琉璃瓦，只能用黄色颜料涂涂涂。

吴三桂此刻仓促称帝，除了想过把做皇帝的瘾，更多是一种“冲喜”性质——他在1673年于昆明起兵反清，“三藩之乱”遂起，起初攻城略地，进展顺利，但随着清军在岳阳一线阻住吴军攻势，吴三桂的运气越来越差，屡战屡败，而同盟也纷纷降清，内外交困之下，吴三桂想通过称帝来激励士气、逆转颓势。

为了给自己的称帝仪式再增添点仪式感，吴三桂想找名人给自己写《劝进表》——这是枭雄们爱玩的把戏，明明自己对皇位垂涎三尺，偏偏还要假模假样推辞一番，要别人再三劝说，以天下苍生名义，哭着求着请他当皇帝，“天命所归”，非你莫属，这才假意谦让无效、勉强实则欣然上位。《劝进表》，自然是越有名的人、越有代表性的人来写最合适。吴三桂的手下，推荐了王船山。

王船山是衡阳人，他出生地衡州城南回雁峰王衙坪，距离吴三桂称帝处很近。王船山从小以才华著称，14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旋即天地大震：闯王进京、崇祯自缢、清兵入关、铁骑南下……王船山断了科举之路，却始终未斩断反抗清朝、恢复旧国的努力，他誓死不降清，在南岳武装起义，失败，出仕南明小朝廷，不顺，回归湖南，宁肯四处逃亡飘泊，寄身荒山野岭，也誓死不降清，而且宁肯丢掉脑袋，也坚决不薙发……这样的人物，如此道德文章，俨然是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由他来写《劝进表》，多有号召力！吴三桂下令：快快快，找到这位王船山，让他写！

王船山此时已结束了漫长而苦难的逃亡生涯，隐居在今天衡阳县曲兰乡茱萸塘“败叶庐”，苦心著述。面对吴三桂的要求，他的反应咋样？如果能够还原历史现场，他做了三件事：一，面对来使，坚决拒绝，并做恶心呕吐状；二，离家，逃亡，三，作《祓禊赋》，痛骂吴三桂。

“祓禊”，意为除邪恶祭，反映了王船山唾弃吴三桂反复无常卑鄙无耻的行径。值得一提的是，吴三桂叛清后，王船山还一度被他忽悠过。

不得不说，吴三桂是个好演员，当初“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成为覆亡大明的罪魁祸首。因镇压同胞有功，分封云南，因为康熙要“削藩”，他又起兵造反。他无耻到何种程度？起兵前，居然到明永历帝朱由榔的墓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恸哭，伏地不能起”——11年前，就是他为了向清廷表示忠诚，在昆明亲手杀死了朱由榔。当然，吴三桂也知道自己名气太臭，为了忽悠人，编造了一个谎言：“朱三太子”在军中，他起兵是为了讨虏兴明。“朱三太子”即崇祯帝朱由检第三子朱慈焕，明亡后一直传说他还活着，成为抗清义士的精神寄托。

这个谎言骗了很多人，包括王船山，他为此离开隐居地，赴长沙、渡洞庭、进江西，四处联络故旧，图谋大业。但是，当吴三桂决定称帝，他苦心编织的弥天大谎，自然破灭了——既然你要“复明”，既然“朱三太子”还活着，你称什么帝啊，还国号“大周”！骗子，无耻骗子！

无耻的吴三桂仅仅在衡阳做了五个月皇帝，就暴病身亡。三年后，清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结束，吴三桂被剖棺戮尸。这个时候，王船山隐居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生活清苦，甚至连供他写作的纸张都买不起，但他一直在写作，一直在思考，在如豆油灯下写，在贫病交加中写。

相比吴三桂反复无常的一生，王船山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的坚贞不渝。即使复国希望已全部破灭，他也不改大明衣冠，平时出门，哪怕大晴天，他都要戴斗笠、登木屐，以示“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坚持，最后的抵抗！

1692年，正月初二，王船山于湘西草堂溘然长逝，终年74岁。他最终实现了“完发殁身”的梦想，以明朝遗臣身份下葬。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48年过去了。

二

崇祯自缢、清兵入关，但明朝实力犹在，还有百万军队，更有一个包括中央机构在内的诸般齐全的留都南京，如若好好经营，并非不能支撑，甚至可重演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延续国祚百余年的历史，但南明，只有18年短命历史。

南明也不是没有民意支持，清军南下，在一向气质温婉的江南，都遭受过剧烈抵抗，小小江阴城，就英勇抵抗81天。清军进行了极其血腥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阴城破后，遗民仅53人……

南明也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忠臣。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每个名字，都堪称铁骨铮铮：文有史可法、瞿式耜，武有李定国、黄得功。还有像王船山这样忠心耿耿、坚贞不渝的读书人群体，他们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放弃维护明朝正朔的理念。

问题是，历史关键时刻，身居要津、把持权柄的，都是些什么货色？

就以王船山为例，他在组织南岳武装起义失败后，九死一生，投奔南明永历帝，意欲施展才干、重振河山，却因为得罪南明权臣王化澄，差点死于非命。

王化澄，素以贪婪著称，因拥戴永历帝有功受到重用，在南明小朝廷，此人内结权监和内戚，与王后兄长王惟恭以王氏通族称兄道弟，升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主理阁务。又外结悍将陈邦博，《清史稿》载：陈邦博此人劣迹斑斑，行贿得武科出身，邪气十足，但能言善辩。降清明将李成栋攻陷梧州时，他曾秘密致书投降，待李成栋又投向明朝时，陈邦博立即焚降书，并冒李成栋“猎为己功”，上奏南明小朝廷：“是我策反了李成栋。”他还贿赂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改敕“居守”广西为“世守”广西。又掠夺瞿式耜军粮，阴谋劫永历帝降清。后来他投降了清将孔有德。

永历四年冬，降清将马蛟麟陷梧州，王化澄弃永历帝“挟厚赀避居平南山中”，为马部执杀，他苦心积攒的钱财，也被抢掠一空。

陈邦博的下场呢？他后来被抗清名将李定国捉获，磔于市，人人称快。

读晚明史，会有一种彻骨的寒意：为什么偏偏是那些既无才干又不忠诚的王八蛋，掌握了大权？

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热衷内讧，抢夺地盘，清军面前，却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那些身居高位的权臣，党同伐异，勾心斗角，大厦将倾，犹内斗不止。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文人，却浴血奋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些没有多少权力和资源的小官，却竭力支撑，甚至付出一家一族的性命。他们是在那段历史密集出现的悲剧英雄。

譬如王船山的至交好友瞿式耜，他的命运，最能说明南明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坚贞。

瞿式耜是个典型的文人，但在危难时刻，一介书生，创造了以劣势兵力三守桂林的战绩。遗憾的是，面对南明小朝廷令人绝望的内讧，他独力难回天。1650年，清兵自全州进，桂林大乱，永历帝逃向梧州。前线溃退下来的官军，沿途掳掠，秩序大乱。驻城将领不战而逃，瞿式耜气愤到极点，捶胸顿足说：“国家把高官厚禄给这些人，现在这般行径，可耻！可耻！”

形势越来越坏，男女仆从也走散了。他的侍从武官备马请他出城暂避，劝他说：“大人是国家栋梁，一身关系国家安危，突围出去，还可号召四方爱国志士，再干大事。”瞿式耜已经绝望，挥挥手说：“我是留守，我没有守好这个地方，对不起国家……”整整衣冠，端坐在衙门里。总督张同敞，从灵川回桂林，听说城里人已走空，只有瞿式耜没走，遂与之会合。二人相对饮酒，赋诗唱和，直到清兵进城，从容就义。

瞿式耜的绝望，王船山感同身受。他后来写诗描述了这种绝望的感受：“门前鹞子掠檐过，乳雀还争越燕窠”（《忆得·绝句（其六）》）。

这是历史惨痛的教训：晚明系统性溃败，首先是用人体制的溃败，德不配位，劣币驱逐良币，一艘大船已经千疮百孔，即将沉没，还有人在拼命凿洞。有人要堵，反而被群殴，“要死一起死，你想干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末日心态呢？要么是有人早就准备好了逃生的小舢板，甚至另一艘大船的船票；要么是糊涂透顶，只管这瞬间的享受，哪管下一秒洪水滔天。

王船山离开了这条船，他做了另一个选择。

三

明朝已不可恢复，王船山将他的余生，全部用来著述，目的只有一个：文化复国。

近40年时间，他写了四百多卷八百余万字，深刻犀利，又博大精深。他因此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巨大，人们甚至称：“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

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王船山的思想，简而言之：

在哲学上，王船山攀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他总结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太虚一实”“气者，理之依”，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意识、观念，不可能离开物质而存在，批判了唯心主义关于人的主观精神是宇宙本原的观点。

王船山批判“泥古薄今”，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他坚信：未来会更好。

他同时认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随着历史的变化需要进行社会变革。

王船山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而不是所谓“天命”。他批判了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五德始终说”，“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邹衍认为：“五德”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决定了历史变迁、皇朝兴衰。这一学说为很多人接受，以此来解释改朝换代的“天意”，比如，明朝的“明”属“火”，火克金，而水又克火，皇太极因此将“后金”改为以“清”为国号，最终“清水”灭了“明火”。王船山斥之为“邪说”，认为这种方士的五德始终说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制造理论依据。

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他治学崇尚经世，他批判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认为这是导致明亡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王船山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他认为，要维护君王统治，但是，如果君主做不到“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能够提出限制绝对君权，难能可贵。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船山的著述，基于问题导向，充满批判精神。他既拥有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又系统反思国家政治兴亡治乱的经验与教训，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一个深刻的批评家（他批判过朱熹、王阳明、司马迁，甚至还有孔子），一个关心民瘼的哲学家。晚清以来，处于忧患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我修炼还是寻求“变法”，无论是推翻满清还是抵抗日本入侵，都能从王船山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都能从中找到批判的武器。曾国藩、胡林翼、郭嵩涛、谭嗣同、梁启超、黄兴、章炳麟、杨昌济、毛泽东等人，均不同程度受过他的影响。

曾国藩是王船山思想的有力传播者，同时又是王船山的忠实粉丝，他评价王船山“硕德贞隐”，无论何等艰难困苦，哪怕天下人都反对，也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诚”，是王船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深受影响，在率湘军驻祁门大营时，他曾这么训斥爱睡懒觉不参加军营早餐暨晨会的的李鸿章：“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

1914年，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时常举行讲座，其中有一个认真的听众，就是青年毛泽东。他在学生时代的笔记《讲堂录》中，就记下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断，并做了发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萧三回忆说：“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还以船山学社为基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备课时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该书不齐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求帮忙设法补齐所缺各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

四

1689年，距离生命终点还有最后的2年多时光，71岁的王船山给自己写了墓石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所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恤以永世。”

这是他给自己的一生总结。

前半生，他是刘越石，即刘琨，那位以豪雄名世的西晋将军，毕生与匈奴、羯、鲜卑等外族浴血奋战，意图恢复河山，然而悲剧收场。

他穿越时空与刘越石神交，后者英雄路穷、壮志未酬的悲愤，他感同身受。

后半生，他是张横渠，即张载，宋代大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哲学开创者。

他推崇张载学说，并将气一元论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其实，王船山不是刘越石，也不是张横渠，他就是王船山，见证古代中华民族拥有深邃思想的优秀代表。

王船山影响的，远不仅仅是伟人、名人。时至今日，在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一带，尤其王姓后裔，白喜事都不请和尚道士做法事。王船山生前，“辟佛老而正人心”，批判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与佛、老交汇合流的现象。王船山的好友方以智（也是明末清初一牛人，传说是他创办了天地会）逃禅，并劝告王船山随他一起逃禅，在当时“留发不留头”之腥风血雨下，剃个光头假扮和尚，倒也是不错的选择。但王船山拒绝了。

无论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王船山都不属于“佛系”，他是一个战士。

这正是王船山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