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医、丁香园英文期刊Hepatobiliary Surgery and Nutrition主编毛一雷教授为你讲述他搭载雪龙号深入南极冰雪世界里最为特殊的一段从医经历。这是一次无后援的艰险任务、一位随队医生的生死考验、一段南极冰盖上的传奇故事。

题图：雪龙号Snow Dragon真容，图片来自网络。

2008年末，我国在南极冰穹制高点上建立科考站“昆仑站”，我有幸作为随队医生，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业人员一起奔赴南极大陆深处。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的那段时间，是我从医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这次加入南极科考队，我除了要为队伍提供医疗支持，还承担了一些医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没想到的是，在刚到南极大陆的时候，我的医疗仪器险些没能上岸。原来当时我们负责建设昆仑站，所有物资都要靠雪地车运入南极内陆，各种物资和装备已经让车队“超载”，加之又有一辆车意外沉入大海，所以运力非常紧张。

为了不让科研项目“出师未捷身先死”，我特地给这次建站负责人李队长写了一篇详细说明，最后，经过领导同意，采集、初步处理血样的仪器和心功能监测设备终于被放到了雪地上。

我将用它们完成我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的两个研究课题，它们均由徐成丽老师负责。一项是测定队员们在寒冷和高原的极端状态下，人体各种基因的变化情况，另外一项是检测内陆队员的全套心功能情况。

真正到达昆仑站的建站地点DOME A已经是2009年1月中旬了。在南极内陆冰盖之上，一共有4个最具科学研究价值的点：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其中高点就是冰穹A（Dome A）。冰穹A是南极内陆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是东南极的中心，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最高海拔4093米，被称为“人类不可接近之极”。

前3个点早已被美国、俄罗斯和法国占据，只有冰穹A这一高点等待着中国人历史性地到来。这里是南极大陆冰盖的最高点，在这里建立科学考察站，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意义。经过了在茫茫雪原上的长途跋涉，疲劳加上高海拔、低气温，好几辆雪地车已经罢工或者损坏，而全体人员，虽然没有大的伤病，但是也有人出现了身体和心理的不适应。

就我个人来说，一天早晨起床，我感到浑身无力，眼睛里布满血丝。赶紧测血压，低血压超过了110，这是“高原性高血压”的症状，而其他队员，也出现心脏负荷增加等情况。这些现象，正是我要研究的内容：检测极端状态下人体的心脏功能改变。

我把机器安置好，预先开好机接好电线等，再把队员们分批请来检测。由于心功能全套检测是非侵入性的，像做心电图一样不疼不痒；而且能直接告诉队员结果，所以他们一般也愿意来测。

我一开始根据医疗规则，将测出来的心脏指数、左心收缩率、单次心脏博出容量等等指标向队员们一一作解释，并讲解异常指标的意义。这种环境下很多队员或多或少有些异常表现，有的听到解释不免产生紧张情绪。

有位队员记听说自己心脏负荷接近全队榜首时，几乎是扶着门框走出我的舱门，留下一句：我要是能活着回去，就算是烧高香了。本来是句半开玩笑的话，但传到李队长那里，他就有点急了。很快来跟我交流，让我最好不要再散布这些“病情”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我觉得他提醒得非常对，因为这不是在国内，我可以甚至是必须要向病人解释清楚病情。目前环境特殊，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几乎没有其他人能替代，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倒下的，即使是心理上“倒下”也不行。

我认为测试还是必须要做，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我的医学研究，测试结果还能让我了解队员们身体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严重健康问题时还不知道的情况。但我同意改变方法，淡化或模糊化解释，以稳定军心。环境特殊，所谓“知情权”也就顾不上了。

我们的第二项研究工作不仅过程复杂，而且实行时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需要抽队员们的血。一方面一些建站队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对重体力劳动情况下抽血存在一些忌讳；有些老队员以前已经被抽过血，之后没有公布检测结果，不清楚这些所谓“基因普筛查”对自己能有什么帮助；还有就是以前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大部分队员不了解这项研究的价值，也就是让别人做贡献都没有说清楚这贡献是什么。

我思考再三后决定，应该让队员们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该知道为科学探索做出贡献是无尚光荣的事。中午我起草了一份“知情同意书”， 一一列举这次研究的性质、内容、方法、结果和保密条款，并着重阐明研究的意义和自愿性原则。自愿原则可以让人感到自已对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也是可以有所贡献的。

在Dome A情况特殊，当我看到他们的身体状态和工作强度时都有点不忍心再抽他们的血。最后大部分队员都同意了采血，很多队员甚至没有看一眼我写的“知情同意书”：理解的队员不多说也自然理解；不理解的全凭这一路上结下的生死交情，你要血就给了！非常中国式。我对他们会一辈子默默心存敬佩和感激。

采血工作开始时很顺利，轮到科考队员安春雷时，出现了“意外”。小伙子非常积极地进入抽血实验，他勇敢的春雷坐到作坊台子前，但挽起袖子但又显犹豫，因为他从小到大还没有真正被扎过像样的针。

刚抽完15毫升的血，就见他脸色发白、额冒虚汗、眼神恍惚。我正在观察，CCTV的徐进记者已很有把握地作出诊断：晕针了，并立即把小安放倒在自己床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小安才缓过劲来。

同队的在藏族医生次旦跟我分工很做，他主要负责血样采集，他抽血水平明显比我高，据说治疗高原病时有时要给病人放血，所以常在人身上练扎针，基本上能做到一针见血；我主要负责后期的离心、分离、RNA固定等工作，这方面我相对熟练，俩人正好互补。

中央电视台的哥俩要做一个关于在Dome A做医学研究的节目，向国内观众介绍我们的科研项目。以往这种电视节目我是以婉拒为多，但这次一是觉得内容还可以，二是这段时间同两位记者相处太熟，已然把他们当成朋友。所以想录镜头就录吧，反正同平时一样随便聊。事后我看录制的镜头时才发现，我已经臃肿得连我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最后在队员们的支持配合下，我成功地采集了血多珍贵的样本，这些数据，将会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通过录音笔，我录下了这段艰巨的南极科考行动的全过程，真实记录队员们在各种不可预测的艰险面前的勇敢顽强，以及喜怒哀乐。

这是人类探索极端环境和自然征程上迈出的新一步，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政治意义，内陆队28名队员经过重重艰险，胜利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国家任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冰雪世界的远征》一书。

笔者：毛一雷（196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肝胆外科医生，曾游学欧美，在澳洲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在欧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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