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一.对于《历史研究》的内容及背景概略
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距离”逐步缩短。期间的交流、对抗相较于此前也更为频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汤因比认识到不同文明间的历史之间具有共时性，其历史过程也是同时演进的。而在反思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汤因比自觉不同文明。社会之间的交流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密切和熟悉。基于对彼此文明的相互了解，人类才能避免于走向自我毁灭。
出于此种认识，汤因比先从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出发，阐述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认识：一.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动机在于好奇心的推动与来自上帝的召唤；二.历史研究能够认知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任何小于此种单位的历史研究的角度都将不可避免的需要扩大其自身研究所涉及到的范畴。而文明的历程则基本包含“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同时存在部分文明停滞在某一阶段的情形）。随后，其将文明的“起源”、“生长”阶段的主导推动因素概括为“挑战与迎战”，并认为这一“挑战与迎战”的规律能够适应文明的任何阶段，包括“衰弱”与“解体”阶段。同时认为，“解体”阶段不一定是文明衰弱以后必然的结果，在游牧社会、埃及文明与爱斯基摩文明等案例中则表现出了一种“僵化”阶段：即历史发展的长期停滞阶段。三.历史研究能够认知的基本单位的文明，其各个阶段并非都足以构成独立研究的单位──作为“最后的”“解体”阶段，实际上却不是可以单独进行理解与研究的单位。在此阶段中，不同文明之间在空间、时间上会产生更为频繁的、影响较大的接触。这些接触对于社会、文明在其历程末期的形态、情况、成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四。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依照着一定的非人类的自然规律进行的。虽然人类无法对此种规律作出改变，却能够利用其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上帝的律法的支配。
汤因比所构建的基于文化形态的该种理论，是一种试图对历史及其总体进行哲学范式化地概述与说明的历史哲学。其较之于以往的历史哲学，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以往对历史宏观发展进行探究的大多为哲学家，其理论体系较少建立在对具体历史的研究上。而汤因比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则是以其对希腊史与西方近现代史的研究为基础的。第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推崇直觉分析，并强调历史认识过程中直觉和灵感的作用。认为当历史研究材料数不胜数，考核纪实与归纳法则的方法难以奏效时，应当采用直觉与灵感的方式去综合。处理、加工、制作历史研究材料。第三，汤因比是继康德等人之后，相对最系统地表述了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的西方历史学者。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人之外，而在人本身。并且其在秉持文明的生命周期观点的同时，也认为文明的发展历程可能出现特殊的个例，例如“流产”的文明、“停滞”的文明与“僵化”的文明。
在分析汤因比所构建出的此种历史研究理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首先，其在学术方面主要着重于希腊历史与西方近现代史的研究。而这也使得其在思考“历史是如何从甲形态发展到乙形态”这一命题时，多从希腊历史与西方近现代史的角度出发，并以此进行一个双线程式的比较研究，再将其视野扩大到其他文明历史的角度上。其次，其所经历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认为是促使其反思社会、文明终极问题的重要事件。对于文明“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思考与研究，亦使其将研究范畴从文明必然走向灭亡扩展到文明的发展全景。这种历史巨变所施加给历史研究学者的影响是强烈且又深刻的，亦然是促成汤因比著成该部《历史研究》的直接因素。
二.对于《历史研究》的内容与逻辑的思考
1.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学，在研究时需要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与划分吗？
笔者认为：面对自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这一现实情况，对于历史以及历史研究范畴的明确界定实际上不一定有益于历史研究本身。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人类学等诸多被传统历史学排除在外的学科，也已经被主流学界承认并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大放异彩，以往被认为是“封闭场所”的历史学正在变成“开放领域”。虽然对于历史以及历史学本质的探讨、追寻始终是历史学者必须经由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只有在作出一个清晰的、确定的回答之后才能开始历史研究，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原本模糊的、不定的回答才能够逐渐成型并接近真理。
2.对于历史研究，是否有需要去建（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统一历史范式？
《历史研究》一书的尝试，展现出了一种倾向与可能：是否能够借助历史哲学的力量来构建出一种统一的历史范式？在经过阅读后，笔者认为这一尝试的结果并不如人意。汤因比所建立此种基于文化形态的理论，将文明的全历程概括为““起源、成长、衰落、解体”，但实质上这种理论却又存在着种种不足：“停滞”文明的案例使得这一历程并不能完全适用所有文明；“解体”文明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文明使得其所界定的“历史研究能够认知的基本单位”的可靠性遭到实例的质疑。该种建立统一历史范式的尝试，就如此看来可以说是失败的了。这种宏观的视角在面对现今详细化、分层化的历史研究时，将不免显得过于宏大且有模糊，使得对其的利用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修正”与“补足”上。假使一名学者试图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史，那么其是否有必要将其研究的视角上溯到英国社会所属的西方文明的这一层面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其在研究过程中势必涉及一部分过往的英国社会史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史，却不必将其内容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全部涵盖于此──否则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维多利亚时期则会失去其主体性，而研究本身的内容也将变得臃肿复杂。既然在一定情况下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使用该种统一历史范式本身便需要付出额外的大量工作，那便不如直接从微观层面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更加直接与高效了。
3.对于《历史研究》文本中所展现的宗教观，应当如何对待？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次提到上帝以及其宗教观念：在提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缘由时，其认为历史学家的天职在于响应上帝的召唤“寻求神、找到神”。在提及种族歧视时，其认为中世纪西欧所采取的以信徒与异教徒来划分族群的宗教主义方式优于当下以自智人时期以来形成的种族差异来划分族群并加以歧视的种族主义方式。其中事例较多，不加以一一叙述。笔者认为需要注意到的是：首先，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汤因比作为信徒在其著作中提及其宗教信仰是无可厚非的；其次，对于历史学这一追求真实与还原事实的学科而言，历史学家应当尽力消除自身所带有的各种非客观因素以追求历史真相，而汤因比在书中所展现出的宗教立场也在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他对于历史的认识及对于史料的分析，该问题是值得注意并加以避免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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