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学者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正明 黑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编审

王献华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进而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现实问题。这部著作一面世，便迅速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及思考。比如，微观叙事必然会走向碎片化吗？宏大叙事、“长时段”研究是否导致了“历史决定论”？掀起历史风暴的究竟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

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学者就此讨论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及其走向。

“长时段”理论：年鉴学派首要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年鉴学派如何划分历史的“长短”？

张正明：就像电波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一样，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其中，短时段主要指历史上的突发事件，例如政治革命、战争、自然灾难等。这些事件往往以传统的政治编年史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正如深海掀起的“浪花”，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尘埃”，对历史影响甚微。中时段指在一定时间之内出现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有“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比如人口增减、生产的消长等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现象。中时段的历史时长有一定弹性，短则20年、50年，长则百年。长时段属历史时间的最深层，是以世纪为基本计量单位，自然环境、地域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在历史领域，“时间”对历史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时间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中的时间观念有何特殊之处？

张正明：在西方历史中，时间观念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中世纪神学史观打破古希腊“循环论”历史观，确立了目的论史观和线性时间观。中世纪结束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开始以各种抽象的时段（时代）概念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进程。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反历史的18世纪”。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其鲜明特征是：普遍的理性，同一的线性时间观。这个时代产生的“历史主义”相信一种持续发展的时间观念，相信历史事件之间有相互继承、互为因果的关系，即相信历史的演变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意义。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群体是年鉴学派，它因1929年创办的法国《年鉴》杂志而得名。年鉴学派反对任何历史哲学，不以创造一种历史理论为目的。布罗代尔打破了线性时间观，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时间观念及历史“长时段”思想。

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层次和结构。这些不同的历史层次、结构以及节奏运动，具有内在的纵深性、层次性和阶梯性，要用不同的历史时间观加以衡量。

掀起史学革命：理论与方法渗透西方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年鉴学派首倡的“长时段”研究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周兵：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屋顶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性的因素在推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由此，年鉴学派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实现“史学革命”。

20世纪史学发展的活力所在，正是不断打破19世纪狭隘的、过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界限。跨学科、多学科的历史研究蔚然成风，新领域、新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年鉴学派的兴起，“长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年鉴史学在今天的继续创新，均体现了历史学日益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性，正是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历史学至今依然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根本原因。

张正明：目前为止，除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没有哪一个学派像年鉴学派一样影响深远。它存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实属罕见。20世纪5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实现了史学新转向：由大历史转向“小历史”、由宏观结构转向下层小群体、由经济社会转向文化。除欧洲大陆的各种微观史学，美国“新文化史学” 的主张也很有启示意义，其重要特征就是不再把文化视为一种“被动”因素，而认为文化与经济等物质因素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互有影响。文化本身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根本没有一种从物质到文化的演绎关系。

尽管这些微观史学对年鉴学派进行修正、超越，但这些都是表象。从根本意义上说，它们都遵循着一个基本范式——我把它概括为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不是简单地围绕（政治）“事件”等宏观政治现象构筑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事件背后深层的以日常生活为主的（以及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等）结构纳入视野。把政治现象放到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其着眼点和重心整体下移，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这样，年鉴学派就彻底颠覆了兰克和黑格尔以来的传统史学理论。

总之，年鉴学派掀起的这场史学革命，无疑是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的一场进步，影响广泛而深远。学派意义的年鉴学派其实早已解体，但“长时段”研究等思想方法却流传下来。现在，主张传统宏大叙事的史学家，甚至是“后现代”理论家，都不会完全抛开历史大格局的“宏大叙事”，不会把历史打碎去钻研各种“小历史”，更不会在“车载斗量”的历史偶然事件中去寻找所谓的历史“铁律”。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重要思想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起年鉴学派及其“长时段”理论，不可避免地会联想到它和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关系。

张正明：是的。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向左，自由主义向右，年鉴学派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一说，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是年鉴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完成了“两大发现”，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这一理论对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有很多影响，体现在诸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方面。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形势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再现活生生的历史。这些正是马克思对后人提出而当时没有也没有必要展开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时代的任务主要是从繁茂芜杂的历史中理出历史的规律，批判各种唯心史观，创建唯物史观，这也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年鉴学派恰恰为敞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维度提供了重要启示。今天，我们丰富发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不能忽视年鉴学派，实践性和开放性本身也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所固有的品格。

周兵：应该说，具体的、实证的、微观的、基于档案的“短时段”研究，是历史学训练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和基础，这是造成当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的一个客观原因。有了微观研究的基础，才可能逐步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手段，才能进而拥有宽宏的视野和展现现实的关怀。可见，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者并不是一对截然对立的矛盾。

实际上，许多优秀的微观史学研究在微言之外亦不乏大义。如卡罗·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揭示了近代早期欧洲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深植于近代法国农村的法律、婚姻、家庭等社会背景之中。

王献华：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非职业的历史学家，承担了原本应该由职业历史学家承担的任务，即思考长时段的历史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理解。但无论是职业历史学研究，还是非职业历史学研究，真正值得忧虑的所谓“碎片化”，并非是表面上论题的具体化、细微化，而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关怀被遗忘和淡化，进而导致论题的琐碎与无效化。有效的微观研究不存在所谓的“碎片化”问题，无效的宏大叙事同样是“碎片化”的体现。这才是面对重回“长时段”研究的号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如果将职业历史学研究的问题用有效与无效，而非形式上的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对照来区别，会有助于重新思考“历史决定论”，进而对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重新理论化。阿米蒂奇等人的号召，既可以说是对新语境中融合微观研究的宏大叙事的呼唤，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历史相关性问题的再强调。其中隐含的对这种相关性的坚持，大概是他们模仿《共产党宣言》来发表《历史学宣言》背后的理由。

对“长时段”理论再呼吁：历史学应面向现实、未来、公众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宣言》一书呼吁历史研究要重回“长时段”研究。这里的“重回”之说从何而来？

王献华：历史研究应该并能够为认识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阿米蒂奇等对这个问题的重新强调和思考，无疑有助于赋予历史学新的生命力。另外，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路、不同立场之间的讨论还将涌现。作为人类过去的历史，并不能自然而直接地为人类的现在提供什么；是历史学研究通过对人类过去合乎事实的认识，提供着关于我们共同未来的意见。

周兵：《历史学宣言》中所谓的“长时段”，是借用了布罗代尔关于历史时间的概念。其提出的“新长时段”概念，则依赖于大数据的史料基础，借助于数字分析的新的技术手段，将对历史的分析与对未来的探寻整合在一起，以供现实的决策所用。由此可以看到，“长时段”理论已被当代的历史学家衍伸、借用为一种整体的、宏观的大历史的代名词，在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宣言》是如何关注、回应当前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的？

周兵：《历史学宣言》就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及其影响有很好的介绍和评论，涉及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所谓职业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

《历史学宣言》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学忽视了宏观、长期的视野，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怀和资政济世的传统，“象牙塔”内的职业历史学家过多地聚焦于短时段的历史细节和细枝末节的微观研究，致使历史学与现实世界、与普罗大众渐行渐远。《历史学宣言》尤其关切的是，由于这些盛行的“短视症”，历史学对诸如环境、气候、社会不公等重大的现实问题漠不关心，更进一步导致了其人文价值的衰落和史学社会功能的减弱。

针对以上问题，两位作者借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的命题，重提“回到长时段”，认为历史学除了应着力于“过去”、“学术”两个维度，还应志在成为一门面向未来、面向现实、面向公众的学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重新关注、重视“长时段”研究方法，这种呼吁是否直接指涉当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碎片化”现象？

周兵：正如阿米蒂奇等注意到的，所谓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更多的是大学等科研与教育机构中的职业历史学，在关注时间段上的短时化和问题选择上的碎片化。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范围内职业历史学出现的共同现象，涉及职业历史学的体制化和历史学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特别值得关注和思考。阿米蒂奇等人号召历史研究回归“长时段”，我想也有对体制化的历史学研究的反思。

《历史学宣言》对当前史学研究趋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并呼吁历史学家应当担负起现实责任。这种呼吁通过该书新颖的传播方式，即在传统纸质书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出版、免费开放电子阅读和下载、借助社交网络平台的公开讨论等，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争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学研究重回“长时段”研究，具体应该如何做？

周兵：微观史学或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并不是要否定“长时段”和宏观的历史考察，而是在于丰富历史学的多样性。同样，今天再重提“回到长时段”，也不应否定前者。历史研究既需要“长时段”，也不妨有“短期主义”。《历史学宣言》在对未来史学趋势的预测中，也不得不强调要重视“大与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融合，一方面发挥档案研究的长处，另一方面展现普遍问题的广阔图景”。

在新的时代，历史学保持活力、继续发展的要旨，绝不是单纯地固守微观研究，或是简单地“重回长时段”，而是寻求新的动力源泉，比如《历史学宣言》中所提到的对“大数据”史料和数字分析手段的充分认识和善加利用，或将成为历史学在专业内外更具生命力的一个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