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论东西方对全球史“关联性”不同的认识——东亚文化对全球史研究的可能贡献》，李雪涛著。摘自集刊《亚洲与世界（第6辑）》，李雪涛 [日]沈国威任主编，潘瑞芳任执行主编。

论东西方对全球史“关联性”不同的认识

——东亚文化对全球史研究的可能贡献

文 | 李雪涛

一

一般来讲，学术界认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观念源自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这部书于1963年出版后在英语世界迅速产生影响。它打破了以往对世界不同地区历史叠加而形成的世界史的观念，真正从以往不同的世界文明对彼此的影响出发，特别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文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深刻影响来探讨世界历史的关联性。尽管在麦克尼尔的这部书中，依然可以看到“欧洲的起源”“欧洲文明的全球影响”等叙事方式，但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文明、民族、文化的关联性，亦即这些单元都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来的。他认为，与外来文明的社会接触是推动历史变革的主要力量。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史”依然属于小众研究。到了9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才开始普遍重视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并且在各种专门史中都开始了一种“全球转向”（global turn）。进入21世纪后的最初几年，几部重要的全球史著作的出现，使得“全球史”不论作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逐渐成熟起来。我们来看其中主要的几部著作。

挪威历史学家索格纳（Sølvi Sogner，1932～2017）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欧洲大陆的人口史，也包括欧洲移民史，后来在此基础之上转向了对全球史的研究。2000年8月，第19届世界历史学大会在奥斯陆举办，2001年索格纳主编了《理解全球史》一书。该书收录的论文涉及全球史的前沿研究，包括几个世纪以来各大洲之间的文化接触、时间的多种构造和划分以及世界范围内对历史的理解和误解。专攻非洲经济史和殖民时代全球化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霍普金斯（Antony Gerald Hopkins，1938～ ）主编了《世界史中的全球化》。他认为，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有两个特点：首先，它对截至20世纪末的全球化类型和阶段进行了系统化的分类；其次，它强调了以往相关的讨论大大低估了一个事实，即全球化并非“西方的崛起”（rise of the West）的最新表述方式，也不可能为西方所独有。这些来自历史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突出了中国、南亚、非洲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和美国的主题，跨越了过去三个世纪，希望以此将具体的历史议题放入更广阔的全球脉络的崭新研究视野之中。而由本德（Thomas Bender，1944～ ）主编的《在全球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一书，开始在更广泛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和重构美国国家叙事，这些专业的历史学家对民族主义和历史学科本身都提出了问题。

全球史为思考美国史的传统主题和时段提供了新的方法，即通过将美国史研究置于跨国背景中，展示美国自建国以来与其他国家关联的历史，从而让我们认识不同于以往的与其他文化不断互动的美国史。匹兹堡大学世界史教授曼宁（Patrick Manning，1941～ ）所著的《为世界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了一个全球的过去》，更多的是用于对教授世界史的教师进行培训。他从全球史的关联性出发对世界史的学术领域进行了全面概述，回顾了以往多种研究和辩论的模式，并提出了历史教师和世界史研究者所应遵循的准则。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教授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1923～2016）与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1934～ ）合编的《全球史读本》收录了来自国际范围内的历史学研究者的重要论文，以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取向，考察了诸如时间与空间、迁移、自然环境、恐怖主义、全球文化、人权、信息革命乃至跨国公司等当下极受关注的议题。

以往的历史学家以政治或文化单元为尺度，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独自发展，在诸如“文明”“民族”“家庭”范畴之内进行研究。全球转向之后，世界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关联性，认为上述单元并非独立的起源，通过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行发展，研究其互动关系。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20世纪世界史研究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在90年代以前，历史学家注重相对稳定的范畴，而其后开始转向对关联性的研究。此外，他们也开始注重历史事件的同步性，将多种重要性放置在同一时段之中予以考察。

二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在其著名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一书中对日本国民的性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第12章“儿童学习”（The Child Learns）专门用来讨论日本儿童的教育对其成年后的影响。她认为，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影响了日本人的一生。其实不仅仅是日本人，任何一个人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所经历的一切，常常铸成他以后的人生。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有的女性学者。（图源网络）

美国心理学家尼斯贝特（Richard Eugene Nisbett，1941～ ）则是从儿童的行为出发，对东西方人的不同思维体系做了阐述。尼斯贝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文化与认知项目的联合主任，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杰出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社会认知、文化、社会阶层和老龄化。多年来，尼斯贝特一直致力于研究东西方认知的差异，2003年他出版了《思维的版图：西方人见木，东方人见森》（简称《思维的版图》）一书。尼斯贝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非处处相同，亚洲人和西方人“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不同的思维体系”，而且这些差异是可以科学测量的。此外，在决定智力方面，环境因素主导着遗传因素。尼斯贝特这里所谓的“亚洲人”，确切地说应当是“汉字文化圈”的概念。日本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给出的“汉字文化圈”的构成要素，包括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学说为思想伦理基础，以律令制为法政体制，以汉传佛教为宗教信仰等。按照这样的标准西嶋提出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内的“汉字文化圈”概念。

尼斯贝特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将美国（代表西方）和中国（代表东亚）的儿童分为两组，心理测验者给受试儿童看三幅图画，画中分别是“鸡”“牛”“青草”，让他们将这些对象分为两类。结果是：大部分中国儿童把“牛”和“青草”分为一类，把“鸡”分到另一类；而大部分美国儿童把“牛”和“鸡”归为一类，把“青草”分为另一类。在对实验的分析中，尼斯贝特认为：中国儿童习惯于按照事物之间的关系划分事物的类别，而美国儿童则习惯于把事物归入它们作为“实体”各自所属的范畴里面去。因此，按照“关系”，牛吃草，所以“牛”和“青草”被视为同一类。按照固定不变的“范畴”，“牛”和“鸡”都是动物，而“青草”是植物。这个实验结果体现了东西方儿童的思维方式差异：中国儿童首先看到的是关系，其次才是被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实体；而美国儿童则首先看到了体现范畴的实体，然后建构起实体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尼斯贝特又对来自美国、中国的大学生做了类似的实验：让大学生们对熊猫、猴子、香蕉进行分类。结果中国学生倾向于把猴子与香蕉视为同类，而美国学生则表现出强烈的把猴子和熊猫视为同类的偏好。这一实验结果表明，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足以延续到成年时期。

尼斯贝特在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由他跟他的日本学生增田隆彦共同完成的实验：他们让京都大学的日本学生和密歇根大学的美国学生观看8张彩色的水下虚光照片。画面上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其他的东西体积都要大，颜色也都很鲜艳，它们运动得更快。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也有植物、岩石、气泡等。日本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指的是环境，他们说“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指的却是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讲，物体与环境是连在一起的，而对于美国人来讲，对对象的感知完全是脱离其环境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美国人聚焦于照片中的中心物体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在照片整体上花更多的时间。

尼斯贝特通过实验想要证明的是，由于不同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哲学和教育体系，人们实际上对世界的思考，甚至看到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亚洲与西方的巨大区别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传统。一般来讲希腊人相信世界的稳定性，他们用分析的、原子主义的术语，亦即从固定的属性或性格方面来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他们把研究对象看作离散的、与环境分离的；他们把事件看作以线性方式运动的，并且能够人为地予以控制……凡此种种都是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但如果我们分析《易经》的话，就会发现：古代中国人对一成不变的范畴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多地从整体角度来看待世界，他们往往看到的是整个领域，尤其是背景事件；他们善于观察事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世界是复杂的、易变的，其组成部分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他们认为好事、坏事是可以转化的；他们认为如果需要对事件进行控制的话，也需要与他人协调。正如尼斯贝特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不管世界是由原子构成还是由在希腊争论过的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因此，在尼斯贝特看来，中国人的世界本身便是由各种不同的关系构成的。任何事件不是孤立于其他事件而发生的，而总是嵌入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中，其中的元素在不断变化和重新排列自己。按照中国人的推理方法，西方式的孤立地思考一个对象或事件，并将抽象的规则应用于它，就会导致极端和错误的结论。上述尼斯贝特的实验也充分表明：亚洲人看大局，他们看对象与环境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视觉上很难将物体与环境分开；西方人专注于对象而轻视整体的环境，他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和环境中的关系比亚洲人少。“中国人关注的是更广阔范围的事件，研究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不了解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

三

如果尼斯贝特所言成立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西方有关世界历史的叙述基本上都应当是一种从固定的属性和稳定的界限来进行的。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问世，西方的历史学家才逐渐开始关注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互动与交流，90年代以后，开始有大量的全球史研究著作问世，关注“关联性”成为历史学家的共识。任何历史性的单位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与其他的单位互动才可能被理解。其实，自我的形成，往往也是在与他者交往后才会逐渐固定为一个真正的“自我”。“关联性”让我们摒弃了以往所认为的“欧洲中心说”和“欧洲奇迹”等学说。欧洲与世界的发展不再被看作某种用内部因素来解释的自主发展过程，而是各种交流过程造就的结果。

因此，以一种范畴、用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这是西方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特征，但却从来不是东亚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今天谈到“全球转向”，其实是西方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突破”，一个范式转换，而对于东亚的学者来讲，世界一直处于一种“关系”之中。

下面笔者也从中国佛教禅宗的概念中举出两个例子，来说明“关联性”的重要意义。一是《五灯会元》中的一段禅话：

僧问：“如何是衲僧变通之事？”师曰：“东涌西没。”曰：“变通后如何？”师曰：“地肥茄子嫩。”（《五灯会元》卷十五《北塔恩广禅师》，《卍续藏》X80-321a）

参透佛法的根本并不在于认识独立的事物本身，而在于能够领会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在于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势”的转化，之后才能做到无所不通。其实全球史告诉我们的也并非有关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知识本身，而是其中的关系史。因此，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强者”对“弱者”的影响史，在今天看来，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互动史。布罗代尔（Fernand Paul Braudel，1902～1985）认为，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也还是相互交流和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完全封闭的。其实，所有的文明都是在不断接触、交流、互动之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孤立的、跟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文明形态。

二是《碧岩录》中的一段话：

明镜当台，妍丑自辨；镆铘在手，杀活临时；汉去胡来，胡来汉去。（《碧岩录》卷一，《大正藏》T48-149a）

胡人、汉人杂居，你来我往，在当时被认为是悖乱、繁杂的现象。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是“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的历史——他假设的——欧洲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外来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欧洲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是典型的一方对另一方产生影响的假设。而“汉去胡来，胡来汉去”才真正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显示出了双方的相互影响。

《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 [宋] 圆悟克勤著

覆元本.五山版.瑞龙禅寺刊.

四

尼斯贝特在《思维的版图》一书中认为，跟西方人相比，亚洲人在认知方面有两个突出的优势：一是亚洲人比西方人看到更多确定的环境或背景这个事实；二是他们全面、辩证、选取中间道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相比于美国人喜欢条分缕析，把各种事物分类，然后找出它们遵循的规律，东亚人则拥有一种全局观，看待事物时会观照到整体。以儒释道和汉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东亚文化传统，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整体观，并且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全球史的很多观念是从范畴走向关系的过程，这在西方文化中是一种突破，但对于本来就重视“关系”的东亚学者来讲，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倡导“复杂性理论”的法国哲学家莫兰（Edgar Morin，1921～ ）特别推崇帕斯卡尔的几句话：“所有的事物都既是结果又是原因，既是受到作用者又是施加作用者，既是通过中介而存在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我认为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同样地，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莫兰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他意识到经典科学的理性主义方法通过经验归纳和数学演绎从繁复的经验事实中去把握、解释它们简要、明确的规律。因此，他提出要谨慎对待一种割裂、简化各门学科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阐述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复杂性，寻求建立一种能将各种知识融通的复杂研究模式。他将目标放在了对人的思维的改造上，这意味着他的理论必须进入个人的意识层面，并且通过改变人们行动的模式，让受教育者以一种关系史的方式去认识复杂的世界。在《失落的范式：人性》（Le paradigme perdu：la nature humaine，1973）一文中，他写道：“一个封闭的、零散的和简化的人类科学的时刻已经结束，开放的、多维的和复杂的科学时代正在开始。”不论是中国文化中所一再强调的有关“关联性”的思想，还是莫兰的复杂性理论，其实都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史学家所倡导的全球史观念有诸多类似之处，因为这些正是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别史的研究方法论所缺乏的内容。由于东西方的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全球史的整体意识和关联性观念对于不同背景的学者，意义也不尽相同。

尼斯贝特的研究，在美国也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家的批评，有学者认为其大多数实验对象是大学生，存在样本偏差，这致使其在方法上有缺陷；同时在解释上试图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亚洲/西方的二分法中，而忽略了诸如性别、宗教、种族等这些“类别”中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尼斯贝特通过不同的实验证明，文化差异对人们思维过程的影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他同时认为：“东亚人和来自欧洲文化的人们在认知的定位和能力方面有重大的差异，看起来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极有可能互补，彼此丰富对方。”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包括“关联性”在内的源自东亚思想中的很多观念，借由对全球史问题的反思，很可能会与西方思想共同形成一种对双方都有益的新理论。

书籍简介

亚洲与世界（第6辑）

李雪涛 [日]沈国威 主编

潘瑞芳 执行主编

2023年10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2160-3

内容简介

本刊集合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关西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6所大学汉学、国别研究、亚洲研究等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本辑主要包括特稿和影像史、艺术史、中外互动史、语言接触史、留学史、翻译六个主题模块17篇文章。这些文章以博士生论坛的形式，由全体导师及特邀学者现场评议并于会后集体讨论，博士生根据导师及学者意见进行修改，后提交并经专人整理编辑后成集。

书籍目录

· 特稿 ·

论东西方对全球史“关联性”不同的认识

——东亚文化对全球史研究的可能贡献 李雪涛

· 全球史与中国 ·

“限制番薯入华”的另一面：16世纪西班牙的海外管理和知识生产 于施洋

《周易》的文本性质 亚瑟·韦利 著 吴礼敬 译

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西安历史文化研究

——动向、特征与问题 史凯

知识建构与身份认同：施寒微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温馨

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发轫中的日本元素

——以癸卯学制为中心 杨阳

· 语言接触史研究 ·

从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1848）到《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 沈国威

留学、翻译与白话文欧化的日本途径 李晓晗

外国国名中译史考——以译名“阿根廷”为中心 沈和

中日韩的同形词研究——以“单调”·「単調」·「」为例 花蕾

· 艺术史与影像史研究 ·

苏黎世雷特博尔格博物馆的中国画像石 赫尔穆特·布林克尔 著 麦婉珊 译

“互文”见义：早期中国建筑图像的历史诠释 赵娟

万国身经奇世界——曾纪泽的照相经验辑录 潘瑞芳

影像史学视野下日本二战前后的社会变迁

——以成濑巳喜男电影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吴琼 魏玉洁

· 留学史与翻译史研究 ·

留日史学家王桐龄与民国史学界 吴秋红

张忠绂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留学生活及他的学术养成 申晚营

诗歌背诵与翻译教学：新发现辜鸿铭佚作《蒙养弦歌》和《英文韵语》之研究 刘海燕 吴思远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