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几年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笔者也班门弄斧,借此文发表一下自己的浅见,以期能抛砖引玉。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图分类号:G6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1]朱孝远.历史的意蕴[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徐元诰撰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M].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202页。

[6]徐元诰撰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M].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