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二）口述史研究主讲人：胡亮康纳顿提到三类记忆：1）个人记忆申述，指那些把个人生活史作为对象的记忆行为；2）认知记忆申述，涉及对“记忆”的利用，此处我们据称记得词义，或诗句，或笑话，或故事，或城市布局，或数学公式，或逻辑真值，或未来事实；3）指我们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如我们记得如何骑自行车，骑了就能走。（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19－20页。）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口述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历史研究方法。社会学的口述史是重构“社会记忆”，全面深刻了解研究对象的质性方法。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美、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

由于非洲的特定历史状况，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国史学家的重视。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对其进行了专题讨论。总之，口述史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从方法上说，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口述史学家必须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口述史的优势由于口述史料的直接性，使这些主题的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社会史，从时间上说是现当代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实，减少史学家的主观性。特别是口述史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大大简化了资料收集工作。口述可以有更多更大的隐喻时空，有更广更牢的民间基础，有更加灵活的社会适应，有更加人性的临场发挥。可以说后不认帐。钦定的正史，不仅要公正的书写，还要有正统的注疏，讳音讳字，性命攸关。文字的学习过程就是体罚和规训的过程，就是受社会监控的过程。口述史借助现场灵活掌握，可夸张，可现编，有口误不追究，这叫做口述无修饰。口述史不要求“纯”，也允许说些违反政策的话，全仗着它是“地方粮票”，出境无效，过期也无效。

口述史的操演一般不会计较听众的族籍、学位、党派、公民权等国家分类体系，讲者和听众关系基于面对面的社群关系、亲缘关系和其他切身关系。口述史充满自相矛盾，有时近乎荒谬，但这并不妨碍它长此以往，功能不减。实际上，口述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它还是社会操演，有具体的场景和听众，有具体时空的限制，有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手势和表情；它不依赖纸张类的载体、雕板类的印刷、经训练掌握的文字、文化人的阅读以及日光、书斋类的阅读条件，可以借助人类的眼睛或眼镜，但并非必需。口述不能像文字那样长距离地超越时间和空间，但口述却因社会记忆和身体操演而生动可信，在现场和联想中让时间和空间合一，在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和民族志中，主客之间曾一度是“非对称的权力关系”，这之中有两种倾向是突出的：其一，相对于“他者”，研究者具有凌驾于其上的优越地位。美国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边缘人》：“马林诺斯基曾在特洛布里恩（Trobriand）岛屿住过四年从事田野研究。他把特洛布里恩岛的土著人际关系与其他民族间的人际关系作比较，找出相同处和相异之处，但从不把特洛布里恩岛人与英国人或其他白人作比较。其他英国人类学家像MeyerFortes、Evans-Prichard等都有这种倾向。

他们认为英国及其他白人都是科学家、绝不可能沦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英人及其他白人是超越被检视研究之上，他们是‘父母’，研究、分析其他‘子女’世界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很显然，这种关系，充满了殖民色彩。胡鸿保博士说：今天，又有几个中国人类学家甘心被同行放在他者的位置上“分析”呢？代表作如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揭示黑人农民看待美国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险》脍炙人口的《根》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林村的故事我国的研究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国内出版，启发了史学界对于口述历史这一古老而又新颖的研究方法的重新认识和应用。李辉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是比较早的、自觉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取得的学术成果。今年以来，口述历史的出版更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用力最多的正是三联书店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者推出了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和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后者则不仅开创了《口述历史》丛刊的出版，还使一批著名人物的口述自传相继问世，其中包括黄药眠、舒芜和文强。

这些出版物一经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特别青睐，成了图书市场上的一个亮点。从事口述历史的方法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叙事采访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故事，从事口述历史的方法实例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一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16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评价读《胡适的口述自传》，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20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德刚先后负责了对胡适、李宗仁的访谈及文字整理工作，撰写完成《胡适口述自传》与《李宗仁回忆录》，并承担了部分对顾维钧的访谈工作。其二，在传统文本中，为了表现出叙述的客观和对“科学性”的追求，常常隐去主客互动中田野知识获得的途径和方法。对这种局限的反思和实践，以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为先导，并表现在心理动力学、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实验民族志的大量文本之中。访谈之前的资料收集与准备唐德刚在对每位受访者访谈之前，都要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之后拟出大纲、确定访谈内容。

这一步至关重要，它决定了访谈能抓住重点并有序地开展，从而避免了盲目性与无序性。比如在对李宗仁进行访谈前，首先将他一生的经历分为若干期，经其同意后，在各期内，又划分若干章，各章之内又分若干节，节内分若干小段，从而为具体进行访谈打好了基础。注重从录音之外的闲谈中获取信息。唐德刚认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问。”比如《胡适口述自传》中，他就将录音外的闲谈做成小眉批，酌量写入注释中。访谈访谈之后，在文字撰写过程中，唐德刚的原则是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李宗仁回忆录》保持了李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保留了李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只有当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时，才加以改写，改后再经李核阅认可。 保证了撰写的文字最大限度地留存回忆人口述之真。 当受访人叙述出现错误时，唐德刚以更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以注释纠正其记忆错误。 历史背景错误，唐德刚采取的是“直接代劳”的方法，以根据第一手史料得来的、已为史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行更改。 当与受访者的观点见解不同时，唐德刚在正文撰写中保留受访人的观点，而通过注释来表述自己的观点。

当他有感而发时，也以注释的方式来表达。 完成 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 唐德刚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 实例二 中国知青口述史》收录了13位知青围绕“上山下乡”运动讲述自己经历的口述实录，并对重大事件做专题性口述。他们的口述，展现出知青的生活与情感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作者在书中将知青分为三类典型，当年的知青典型、民间知青领袖和普通知青。有些回忆是从幼年开始的，因为他们一生的坎坷多与幼年的家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有直接联系。 虽然，这些知青的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人生观念各不相同，他们对那场运动的评价和感受也都带有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富于个性的表述却都感人至深。 缺陷 受访者的遗忘和“虚拟”。 讨好采访者 生命历程研究 生命周期 出生和命名 婴儿的养育和儿童的教育 青春期和成丁礼 结婚和成年 老年 死亡：宣告死亡－处理尸体－尸体的安置－哀悼－纪念物 生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仪式过程分析 阈限分析 讲座结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