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老太太们人手一个用来买菜的小拉车，今年62岁的蔡大成每几个月就要用坏一辆——不是因为买菜，而是因为买书。他藏书成痴，每逢周末，就拉着小车去北京潘家园等地，淘人物传记和口述史书籍，常常满载而归。小车的轱辘被数十本沉重的书籍压得吱吱作响，用不了多久就会宣告报废。

11月10日晚，在口述历史国际周2017特别发布会——第三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蔡大成把多年收藏——近两万本人物传记、回忆录、口述史、日记等书籍资料，无偿捐赠给了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在该中心开设“国卿传记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希望“以每个人的故事铸造国家信史”。

蔡大成、王斌、梁鸿、敬一丹等依次登台，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故事。

“你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收藏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的《拿破仑一世传》。”蔡大成回忆起自己与传记收藏的缘起。

1977年夏，在陕北农村插队的蔡大成听说《拿破仑一世传》在延安甘泉县城的新华书店有售，就步行往返140里地到县城买书，“花了3块多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收入，那时我一天的工分也就7分钱”。

书中，拿破仑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在每个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棒。”当时的蔡大成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像我们这样每天在黄土高原上锄草种粮食，能有怎样的发展呢？”

也是这一年，曾在小兴安岭一个基层广播站当了近5年播音员的敬一丹，正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在北京广播学院读大一。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是“最后一代工农兵大学生”。当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次年，蔡大成考入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系。

拿破仑的话在遥远的中国也得到了印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无数曾经的“士兵”挥舞起了人生的指挥棒。蔡大成曾供职于中科院，后投身律师行业，与各种悲欢离合打交道，站在央视舞台上的敬一丹，以提问为天职——他们都成了收集故事的人。

在开幕式上，敬一丹说：“我经常在想，如果以后年轻人说，‘你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记住？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那些在教科书上被浓缩为只言片语的历史，可能是千万普通人的跌宕记忆。比如，“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学过历史课本的年轻人，对此都不陌生。然而什么叫“崩溃的边缘”？每个人的个体记忆是不一样的。对1976年的大学生敬一丹而言，那意味着“想吃面条而不得”。

“那时我特别想吃面条，但只有你成为病号的时候，食堂师傅才可能给你做碗面条。”敬一丹回忆，“终于有一天，我生病了。我把病假条递给食堂师傅，然后开始等待属于我的面条。”她边等边想：“面条里面有金灿灿的荷包蛋吗？里面一定也有红色的西红柿和绿色的菠菜葱花吧？如果碰见其他同学，她们也想吃我的面，我是给还是不给呢……”正想着，一碗面放在了她面前。没有鸡蛋和蔬菜，“只是黏糊糊的一碗”。敬一丹愣了几秒，端起面来吃光了。

类似这样的故事，被她和同学们写进了《我——末代工农兵学员》一书中，并藏于国卿传记馆。

他背着满身乐器边走边唱，写出了《歌唱祖国》

总有一些历史时刻动情动魄，而创造这一时刻的平凡人物却并不自知，《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莘便是如此。在开幕式上，王莘之子王斌讲述了《歌唱祖国》背后的故事。

1949年，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莘参加了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看到游行的队伍群众都喊着口号，心想如果大伙儿能唱着一首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庆典结束，王莘就开始了创作，但在一年中写了许多首，都未能传唱。

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9月14日。那天，王莘到北京西四一家店铺给乐团采购乐器，“左肩右肩各背一支长号，左手右手各提一支圆号，小号、长笛、黑管、双簧管，则用麻绳栓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狼狈又开心地一步一步“蹭着”往前门火车站走。

路上，他忽然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中飘扬，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正在列队练习，准备庆祝建国一周年。那一瞬间，动听的旋律突然闪现在王莘的脑海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腾不出手记录词曲，王莘怕自己忘掉，就边走边大声唱，他被自己感动了，“迎着秋风，眼泪被吹得往后流”。上了火车，随着隆隆的车轮，窗外的景物被迅速抛在后面。王莘文思如泉涌：“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回到天津，王莘就向媒体投稿，没想到却被婉拒了，理由是“旋律不像中国歌”。王莘不服气，就亲自跑到工厂、码头、学校教群众唱。这首歌朗朗上口，很快就在北京、天津等地传唱开来。1951年9月15日，《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逐渐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华侨喜爱并传唱的歌曲。

2007年10月1日一大早，年近90岁高龄的王莘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集体向王莘敬了军礼。

半个月后，王莘病逝。同年11月28日，也就是在老人离开后的第43天，“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了《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王斌说：“父亲的《歌唱祖国》被‘嫦娥一号’带上了太空，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上被全世界几十亿人聆听。这是父亲在背着满身乐器边唱边走时，所想象不到的。”

堂吉诃德式的农民想做“事业”

“我想做事业。”学者梁鸿的堂哥、一名离开梁庄到东莞打工的农民，这样告诉她。在梁鸿看来，这几乎算得上是堂吉诃德的呓语了，可她还是决定把堂哥的故事记录下来，因为“像这样与风车作战的人有千千万万”。

跟着堂哥来到东莞是2011年8月，梁鸿记得“阳光明亮到就像刀一样刻在你的身上”。梦想做服装生意的堂哥每天都开车去进货，胳膊被晒出了不同的颜色。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他赔了很多钱。

但堂哥不气馁，他觉得自己是能为社会作贡献的。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就曾花费6万余元——是他当时打工20多年攒下的总资产的1/3——在小货车里塞满了矿泉水、饼干、卫生纸等物资，和他的小舅子轮流开车，行驶了两千多公里把物资送到灾区。梁鸿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自己每天看电视上关于地震的新闻，每天都哭得非常伤心，于是觉得“应该做点儿什么，如果不做，就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

“这样一个自己还在为生活挣扎的人，没有名没有分，没有人去报道他，他的善举并无人知。他在做这件事时，心中并没有任何期许。”梁鸿顿时感到有些羞愧，“我挣得远比他多，我能做到他这样吗？”

梁鸿问堂哥，为什么对“事业”二字这么看重？堂哥说：“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有点儿成功的人，而不仅仅是别人眼里的小商小贩。”

梁鸿感慨，尽管堂哥不太被旁人理解，但在堂吉诃德式的堂哥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光亮，“昭示着我们的内心可能过于黯淡了”。“在他们身上可能有让你感到不自在的东西，但就是这种不自在让你思考，让你内心有某种羞愧。”梁鸿说。

国家之史由百姓之史连缀铸造而成

在开幕式上，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说：“因为口述历史，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得到了发声的机会。”

这也正是蔡大成把传记馆以“国卿”命名的原因之一。“国卿”二字分别取自蔡大成父母的名字，但也有另一层寓意：“‘国’非专注国家栋梁，泛指国人；‘卿’非特指王公卿相，实乃同胞敬称。”《资治通鉴》有载，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见郭子仪曰：“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在蔡大成看来，国家之史，是由百姓之史连缀铸造而成。

陈文申介绍，迄今为止，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收集了5000多人次、数百万分钟的口述历史资料，加之“国卿传记馆”的所藏，该中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口述历史库藏，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前来查询。

这里藏着很多你无法想象的故事：有人说自己为了挣彩礼钱，漂在太平洋的货船上当打工仔；有人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下岗的中年男人，每天吃着泡面，背着英语单词；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开办了全国规模第三大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是刑满释放人员；有一个曾在新疆插队的知青，回忆起自己两年才洗了一次热水澡，而且是用一口大锅烧水，和同伴们一起雀跃地跳进了锅里……

口述历史国际周于2015年发起，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蒙古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千位口述历史同仁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