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门学科像历史学这样曾受到这么多的赞扬和批评。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历史学在科学等级中或被推倒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如19世纪可被成为‘历史学的世纪’），或被贬为一个十分卑微的角色。就像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讲，“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那么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来讲，是应该积极投身其中还是“闭门造车”呢？其实，他既不能对关于自己本学科的争论充耳不闻，也不能把自己所有的时间花费在这上面。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大多时候研究者需要做具体的研究工作，而一旦到了学科发展的关键或转折阶段，理论性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总结变得十分有必要。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便是在历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发生巨大的转折情形下应运而生的。

一、背景介绍

作者托波尔斯基是波兰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1928出生于波兹南市，1946-1950年就读于波兹南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61年晋升为历史学教授，1976年起任波兰科学院院士。曾在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担任客座教授，并在多国做过学术演讲。其专长为经济史和史学理论，在这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作颇丰。二战后，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便是其中之一。由此可推，无论是知识背景还是学术背景，作者无疑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历史学方法论》是托氏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于1966年，随后在西方和苏联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学者有人把他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托氏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如何，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所著的《历史学方法论》一书也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充分吸收西方史学界最新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

二战后，随着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衰落，历史学迎来了新的发展，走上了社会科学化的道路。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就是历史学开始采用一些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趋势。一时间，历史学家们纷纷采用新方法来改进自己的研究并取得了日益增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关于历史学学科地位争论仍持续不断。所以，历史学家有必要而且应怀有信心加入争论中，通过对研究方法的思考，提高历史学的地位。本书便是从对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威胁着这门科学的实际危险长期思考中产生的。作者著此书的意图是考察历史学方法论的主要问题，并评价已取得的主要成就，通过对研究方法的思考，提高历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

二、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六编，下面分别评述之。

第一编作者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讲起，在此可以看出在作者以致大多历史学家心目中，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们大都不愿加入到历史学科地位的讨论中。一般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理论（符号学、科学史、、博弈论、决策论、信息论、本体论、认识论等）都是可以为历史学所利用的。之后，论述了历史学方法论的范围以及这一术语的各种含义。作者认为，史学方法论就是对于历史认识活动及其结果和研究内容的思考。它的研究范围应包括三个方面：(1) 对历史研究中的认识活动即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历史科学的思考；（2）对于研究的结果，即作为关于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陈述的历史科学的思考；（3）对于历史研究的内容，即过去事件这一意义上的历史的思考。为避免混乱，作者用专门术语来称呼以上三方面，分别是：（1）实用性的历史学方法论；（2）非实用性的历史学方法论；（3）客观的历史学方法论。最后，作者考察了“历史”一词的演变，并根据方法论的三个方面赋予“历史”三种基本含义：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活动的历史和作为上述研究活动的成果；关于过去事件一整套表述的历史。

第二编作者没有直接进入方法论其中一个方面的论述，而是展示了关于历史学和历史著作的思考演变的主要轮廓。他认为，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如果不包含“历史的尺度”，那将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当我们把一门学科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整体，即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我们才能了解其发展的辩证法。因此，他根据研究目标把历史研究分成几个不同的模式：实用型、批判型、博学型和发生学型、结构型、逻辑型、辩证型，并对它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思考。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历史学不被看作一门科学，而是被看作一种实际的、生活取向的活动形式，历史著作的“实用的”目标占主导地位。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17世纪的学者们开始把作出真实的表述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对过去的事的记载进行考证性的研究，这种历史著作的研究模式被称为“批判式”。慢慢地，学者们又发现为了发现真理，必须扩大历史学家的研究手段，以便能够在自己研究内容方面积累起最全面的知识，即“博学式的”。博学模式十分注意将已经确定的事实按年代顺序联系起来，在发生态的思考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逐渐增长的对历史研究内容的整体性探讨，是读博学-发生态研究模式的一种反动，它强调揭示历史研究内容的整个结构的趋向，被称为“结构式”。历史研究的辩证模式吸收了过去和当时各种模式的一切成就，把社会的发展作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在具备广博知识的前提下，把发生态的和结构式的研究结合起来。这种“辩证模式”其实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作者心目中最“完美”的模式。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必定会衰落，但却没有一种模式会完全消失。因此，历史研究的模式在数量上是不断增加的，而且每一种模式对历史研究始终都是有价值的。具体要采用何种，还得靠史学界所具备的资料源及非资料源知识。

从第三编起，作者开始分别论述历史学方法论的三个分支，他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历史学方法论（即通常我们所讲的“历史哲学”）。正如作者所讲，“客观的历史学方法论”也许是最不成功的一个术语，但为了强调，并对历史研究做一番特别的思考，作者并不打算把它称呼为“历史哲学”。客观历史学方法论简单来讲，含有对过去事件的沉思的意思，这类从对研究内容的思考中所获得的知识不同于通过研究历史原始资料所获得的知识，因此应看作是“非资料源知识”（第四编将会详细讨论），而且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任务主要有：分辨该领域中表述的真伪；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性的指导；提供为科学描述该领域所需要的理论术语。其基本概念或范畴包括：历史事实；系统的要素和结构、它们间的差异和变化等；历史进程的原因、规律性等。

关于历史事实，从上图可以看出，它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作为研究内容的过去事件和历史编纂的事实。历史编纂学的事实是建立在资料源和非资料源知识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再现过去的，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证主义者还把历史事实和历史编纂学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它们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构整体中。

历史处在不断变化的进程中，为了解释变化的原因，就有了因果论原理。而决定论比简单的因果关系有更多的内容，它还承认因果关系中规律的存在。作者在书中支持适中的（辩证的）决定论：规律性和偶然性都是存在的，但偶然性只是表现在表面，从深层来讲它还是被决定的。历史进程存在的规律性可以划分为三种：共时的（结构的），历时的（定向的），共时—历时的（发展的）。历史的规律性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只有把这两种结合起来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唯物史观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高度概括为：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上层建筑发展规律；阶级斗争规律。

第四、五编论述了再现历史研究程序的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作者首先解决了认识论的一个问题，历史认识从本质上讲，是科学认识。接着，论述了资料源和非资料源知识。简单来讲，资料源知识指从研究原始资料中所获得的知识，而非资料源知识则相反，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的亲身观察、本人或其他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其他学科领域中所获得的成果。作者十分重视非资料源知识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为此他把历史研究程序分为：研究领域、形成问题、给该问题确定原始资料、认读资料源材料、研究原始材料的可信性等十二个类型。资料源知识只是在其中三个程序中起主导作用，而非资料源知识在其中十一个程序中起主导作用。我们通常所讲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等都属于非资料源知识，在历史研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第五编可以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方法论。首先就是原始资料的考证问题，作者把它分为调查其可信性（外部考证）和可靠性（内部考证）两个阶段，分别对可信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提出相应的检验规则。原始资料的问题解决后，就到了确定历史事实，在这个过程中用到归纳、演绎、语言学、地理学、家谱学、比较等一些方法，作者均进行了介绍。最后，作者专辟一章讲述计量方法，原因大概在于：一、统计学作为自然学科被引入到历史研究，从而为此开辟了定量分析之路，引起了一场统计革命；二、作者的专长之一在于经济史，而统计学又主要应用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这也许就是作者在众多历史研究的新方法选择统计方法的原因所在吧。在本章作者多在讲统计学中专业的术语、公式等，对于缺乏这方面知识的读者来讲，是比较难懂的。除此之外，还对历史研究中的解释程序、阐释与综合进行了论述。

第六编是对于研究的结果，即作为关于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陈述的历史科学的思考，作者将之称为“非实用性历史学方法论”。本编对历史叙述的性质和手段、历史的陈述与规律、价值评述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历史叙述具备三个特征：（1）必要条件：事实描述，理论参照，时间参照；（2）充分条件：时间参照；（3）必要与充分条件：时间参照。由此可见，时间是赋予历史以存在意义和生命力的因素。但要做出历史的记叙，除了时间因素不可或缺外，还需要其它一些手段，如历史的想象（属于非资料源知识）、语言（叙述的基本手段）、分类和排列的概念、反事实推理（即历史假设）等。历史陈述是历史记叙的基本成分，它通常指包含时空因素的描述。随着对历史进程中规律性的确定以及历史方法论中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历史叙述中应该阐释规律的而是事实上也经常如此。正如规律性一样，历史记叙中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价值评述。价值评述构成了一切科学判定的基础，其表现形式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是外观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马克思理论把人视为最高和终极的价值，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确信人性的某些特点和人的某些需要是永恒的，并把他的许多陈述都建立在这种确信的基础之上。最后，作者论及对历史科学方法论结构的分析，从而试图对历史科学的个案研究做出一种尝试性的回答。

三、简评

从对本书内容的简单介绍中，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本书内容庞杂，历史的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技术方法论无所不包，难免被后人冠之“百科全书式的”，而且作者还专辟一章对历史研究进行了“历史尺度”的考察，从历史的向度去理解历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可算是作者的一大贡献，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其次，虽然本书无所不包，吸收了前人的一切先进成果，但这并不能掩盖许多地方彰显的作者的独创性。无论是从整本书结构上的构思安排（如历史学方法论的划分），还是一些新创的专业术语（客观、实用性、非实用性方法论；资料源、非资料源知识等），甚至书中的观点等，都展现了作者的独特思考。第三，从作者的生长环境和学术背景来看，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很多史学家一样，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看成一个开放式的体系，一种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充分吸收了当时西方史学界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具体来讲，作者是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例如他认为历史研究开始于一个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答，十分注重整体结构的研究，都与年鉴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本书虽然出版已将近半个世纪，但书中的很多观点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史学方法论中的诸如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历史观与史学方法论的统一、事实与价价值的统一等基本范畴，仍有很大的意义。

尽管以上种种，我们并不认为托氏的历史学方法论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模式。它仍存在不足和局限，首先它的体系过于庞大，内容无所不包，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对很多读者来讲，可算是一部艰深的巨著，需要下足够的功夫去理解。其次，作者在书中过于强调科学一体化，把历史学放在科学等级下去讨论，而忽视了它作为人文科学的独特之处。另外，他虽在学科模式及逻辑结构显示了自己的独创性，但这些是否严格、合理还有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