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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繁 蒋岩桦: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现象评析

简 繁 蒋岩桦: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现象评析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现象评析简 繁1 蒋岩桦2(1.武汉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 b.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2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现象评析

简 繁1 蒋岩桦2

(1.武汉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 b.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2.中国社会科学院 信息情报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 要]近年来,以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掀起一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聚焦美国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种种问题,主张参照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和美国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施行一系列旨在促进美国社会平等的政策纲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危机,其政治主张获得了不少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有关社会主义的舆论氛围。但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其本质上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需要我们理性辨析、妥善应对。

[关键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伯尼·桑德斯

近年来,美国国内开始打破传统政治生活中对社会主义的话语禁忌,兴起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2016年总统竞选、2018年中期选举和2019年至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逐渐进入美国公共讨论,持有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政客纷纷登上美国政坛,在其国内的影响力持续攀升,相关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这一趋势当前仍在继续,值得我们关注。

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是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名称。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曾先后建立过若干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并兴盛一时,但最终都走向衰落。2015年4月,自称“民主社会党”人士的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竞选活动中,他谴责社会不公,抨击资本掠夺,提出挑战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挽救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终结经济操纵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实现全民医保、让高等教育费用合理化、对抗气候变化、进行真正的刑事司法改革、刻不容缓进行移民政策改革、保护最脆弱群体、消除跨国公司的媒体操纵及其对民主的威胁等一系列政策主张[1],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和认同,支持率不断走高。虽然他最终与民主党提名失之交臂,但却点燃了新一代民主党人和广大美国年轻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积累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知名度。

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过程中,曾为桑德斯助选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以及拉什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等年轻的民主党人纷纷公开亮明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和政治主张,最终成功当选国会众议员。以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例,她自称“中低收入阶层代言人”,倡议成立专门机构实施以减少碳排放、抗击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绿色新政”,探索低碳经济下的社会转型机遇特别是新就业岗位,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与赤字、大幅削减军费、向富裕阶层征收70%边际税等措施保障“新政”资金。她还希望通过这一新政推动社会公平发展,提出包括实行全民医保、提供联邦工作保障、撤销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取消监狱私营化、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制定枪支管制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措施。[2]她的主张获得不少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选民的青睐和支持。

他们的影响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的成员人数从2015年桑德斯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的5000人激增至2020年5月时的约66000人,全国各地的分部从40个发展到180个以上,成为美国最大最具影响的社会主义组织。该组织在2017年各级地方性选举中有15名成员当选公职,2018年中期选举中有43名成员当选各地公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特莱布就是该组织成员。2019年2月至4月,又有6名该组织成员先后在芝加哥市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他们反对公共服务私有化和警察权力扩大化,敌视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要求进行租金管制、举行经济适用房公投、增加社区福利协议、解决工人阶级居民的流离失所问题,并为移民权利的积极行动做准备,赢得了该市劳工运动的积极响应。有媒体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芝加哥屡屡获胜并非侥幸,也许人们已经准备好尝试社会主义了。[3]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暴发以来,该组织估计已有1万人加入,其领导人认为,组织成员最近的增长还源于桑德斯4月初中止总统竞选后,其支持者们寻求另一个渠道来组织他们的力量。

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近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第一,美国经济社会矛盾凸显为民主社会主义兴起提供了现实条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美国一直面临经济复苏乏力、虚拟经济膨胀、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增长停滞、阶级固化加剧、民主制度失信等经济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精英主义遭到挑战,普通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不少年轻人通过拒绝选举投票等方式对抗美国虚伪的民主制度。美国政界不断寻找方法、提供方案,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和危机,致使不少美国人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尝试拥抱社会主义。哈里斯公司民调显示,受访的美国“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一般指1982年至1994年出生的一代人,即千禧年以后成年的一代人)和“Z世代”(Centennials/Generation Z,一般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中,有49.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4]在美国经济社会矛盾加剧,民众要求进步、呼唤平等的背景下,以桑德斯为代表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得以在美国政界异军突起。他们既批判资本主义存在的现实问题,又提出不同于共和、民主两党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回应了被美国精英长期忽视的普通民众的内心关切,特别是迎合了年轻人的真实诉求和实际需要,成为其利益代言人,从而引起共鸣、赢得支持。

第二,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设计政治理念和具体政策提供了历史参照。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认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主义——而不是传统社会主义——主要与福利国家有关”[5]。的确,桑德斯在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政治主张时,极力推崇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模式,并认为这种将自由市场和强大政府结合起来,致力于促进社会平等、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国家,在处理收入和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得比美国更好。他试图以这些国家为样板,引入其税收调控政策和各种福利制度,把美国塑造成为一个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则从罗斯福“新政”中汲取智慧。尽管她将“绿色新政”摆在自己政纲的首位,但她关于促进社会公平的很多倡议,如增加政府支出与赤字、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消除官员腐败、实行全民医保、提供联邦工作保障、免除公立大学学费等政策,都是在效仿罗斯福“新政”,试图通过建立大政府,施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恢复美国历史上的平等主义传统。

第三,西方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力图向传统复归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生长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西方国家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有所回潮,试图找回自己的左翼标签。20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等69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党国际之外,另行组建“进步联盟”,标志着有60多年历史的社会党国际首次出现大规模分裂。这源于一些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党国际不但无力提供解决问题的现实方案,反而在政策上“追随”新自由主义,并放弃在进步的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而新建的“进步联盟”旨在推动社会民主党向民主传统复归,重塑进步的左翼身份。2015年9月,坚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观念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高票当选英国工党领袖。他非常欣赏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学说,而对布莱尔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感到痛心,认为这时的工党无原则地倒向新自由主义,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背叛。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积极复归民主传统、重塑进步身份的时代背景下生长壮大的。

三、民主社会主义兴起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对其国内政治生态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从美国公共话题的边缘走向中心,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在的民主党内部的政策走向开始发生变化,引起了国内争议。

第一,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登上政坛、宣传主张、为社会主义正名,一定程度上洗刷了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在美国传统政治话语中的污名,消除了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成见和误解,“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6]的现象得到扭转,甚至赢得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使之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公共讨论的一个重要乃至主流的话题。选民们不再被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所吓倒,劳工运动也不再害怕与民主社会主义者合作。

第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迎合了年轻人的需要,激发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实行全民医保、提供工作保障等政策,回应了年轻人对于教育成本上涨、学生债务高企、医疗保险不可靠、工作场所不稳定等问题的不满,因而在选举中特别受到年轻人推崇。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初选中,投票给桑德斯的年轻人数量比希拉里和特朗普加起来还多。2018年中期选举创下了1.14亿人参与投票的高投票量,而18到29岁的投票选民数量激增,是这次总票数上涨的重要原因。“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近年来的新增成员也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以致成员平均年龄从2013年的68岁骤降到2018年的33岁。

第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持续受到普通民众热捧迫使民主党调整政策以迎合普通选民。近年来,越来越多民主社会主义者加入民主党,他们主要依靠普通民众捐款而非华尔街和大富豪的政治献金来筹集竞选资金,却频频“爆冷”在党内和地方选战中获胜,受欢迎程度也超过民主党的传统主流政客。这迫使民主党对过往的主流政策做出调整,在政纲中更多地吸纳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满足捐款助选的普通民众的诉求。党内争取2020年总统竞选提名的候选人就纷纷提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纲领,包括有关医保扩充、税收政策调整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方案,以吸引普通选民。

第四,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引起其国内争议。特朗普政府利用多数美国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社会主义之间区别的模糊认识,故意将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大肆渲染所谓赤色威胁。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指“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领域卷土重来”,批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甚至对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表示不屑,提醒美国人警惕正在搞社会主义的民主党。[7]在2019年的国情咨文中,特朗普还提醒民众注意“反对一切左的错误”,对“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呼声感到震惊”,并表示“美国将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8]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也刊文《千禧社会主义》,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指责道:“就像以前的社会主义一样,它的缺点是相信集体行动的廉洁性,而无端地怀疑个人的活动。自由主义者应该反对它。”[9]10

总的来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虽然在国会议员竞选中表现抢眼,其政治主张也对民主党内主流政策产生了影响,但其在国会中绝对数量和比例仍然很少,话语权仍然很小,政治经验还很有限,对美国政治环境的适应性还有待观察,加之其政治主张中包含一些不太可能付诸实施的激进内容,故短期内恐难成为民主党内的主流思想主张,更难以对国家层面的政策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的外溢效应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我们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可能出现正反两方面的外溢效应。

第一,有助于改善国际舆论对社会主义的评价,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作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和领袖的美国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往往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问题,容易引起西方乃至世界人民的广泛共鸣。随着当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矛头直指造成贫富鸿沟和社会不公的新自由主义及其财政措施,直指掌握巨大经济权力、不断谋求政治特权、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大企业大富豪,不断揭露资本主义顽疾弊病、宣扬社会主义美好图景,不少民众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失去信心和耐心,对资本主义现状感到强烈不满,转而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寄予希望,并努力用选票推动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诉求进入美国主流政治议程。美国政治舆论变化和调查、选举中出现的民意变化,有利于逐渐改善苏东剧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民众对社会主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同时,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美国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可能会同西方其他国家的左翼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一道,助推世界社会主义呈现新的发展变化。

第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扩展可能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定干扰。历史表明,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很强渗透力和迷惑性的思潮,它曾从西欧逐渐渗透扩展至亚非拉地区,也曾迷惑原苏东地区执政的共产党发生蜕变并最终垮台。当前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既包含情怀理想,又包含改良思想,容易蒙蔽一些理论修养欠缺的普通民众,造成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良的关系产生混淆和曲解,对“多元指导思想”“多党制”“福利国家”等心生向往,对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产生动摇甚至失去信心。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可能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与国内的税收政策、民主权利、贫富差距、教育就业、社保医保、楼市股市等经济、政治、民生领域热点敏感话题相关联,夸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和我国现实问题,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建设进行歪曲解读,炒作所谓“阶层固化”,煽动焦虑情绪。

第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对中国的看法可能致其对华政策于我不利。尽管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斯推崇社会主义,但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却复杂多变。一方面,他称赞中国成就、期待中美合作,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国内极端贫困问题上的能力和成就,“超过了人类文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并认为“我们与中国保持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是绝对可能的”[10],而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另一方面,他又屡次发表曲解中国的观点:一是多次投票反对与北京建立自由贸易协定,认为美国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损害美国工人利益、污染环境;二是指责中国操控货币,主张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三是妄议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中国政府处理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方式,甚至表示美国应在拉萨建立一个独立的代表团。[11]显然,桑德斯更推崇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虽然赞许期待,但也存在偏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甚至对华抱持敌对态度,极力维护美国现实利益和价值观念。如果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外交方面的政策主张在未来被民主党采纳,进而上升为国家政策,极有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五、我们的应对

在了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的过程、背景和影响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深刻认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看待其优长和局限,积极探索应对策略。

第一,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曾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前身社会民主派作过深刻剖析。社会民主派的目标不是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两极对立,而只是缓和协调二者间的矛盾对抗。从内容上看,他们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提出的或激进或保守的主张,总归脱离不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不过是想尽种种不动根基的办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透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也仍然囿于资本权力主导下的宪政体制和选举游戏之中,仍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有限地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用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这只是一种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民主的”和“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调试手段,不具有制度属性和历史必然性,其目标是修补和改进而非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桑德斯等人本身一定是小资产者(他们中很多人其实在出身或经济地位上与小资产阶级相去甚远),而是意味着“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12]698,于是事实上成为了美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可见,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究其根源和本质,仍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它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危机、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弊端。

第二,澄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逐步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3]22民主社会主义恰恰丢掉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在指导思想上是多元杂糅的,其中不少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普选制”“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主张搞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经济,并在按资分配的基础上辅以福利分配制度;崇尚所谓“普世价值”,奉行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之根本不同,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二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和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决防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种种错误论调卷土重来、混淆视听。

第三,客观剖析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优长和局限。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普遍向往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主张上也对其极力模仿。诚然,这一模式有值得借鉴之处,其在税收、就业、投资、福利、教育、外贸、移民、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起到了减小贫富对立、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繁荣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说到底只能暂时缓和社会矛盾,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引起国家治理成本和负债高、企业创新动力和竞争力不足、社会组织效率低、社会成员失业率和福利依赖度高、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等诸多问题。况且美国和北欧的国情不尽相同,这种模式适用于北欧,却不一定适用于美国。正如政治学家德米特里·德罗布尼茨基认为,“他们的纲领中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但更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其中有太多极端激进的观点:解体资本主义,废除私有财产等。”[14]像是他们提出的“亿万富翁非法化”等口号,就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太过“极端激进”,只能停留在纲领性目标,难以据此制定出可行的现实方案。在实践中,他们又试图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框架内进行温和的经济斗争和政策改革,极少采取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导致其不可避免地陷入目标口号响亮、政治实践无力的困境。此外,他们政策主张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主义倾向,使其流失了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沦为一个政治噱头。美国年轻人拥护民主社会主义,有时并不完全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而更多地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痛感,对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知晓。

第四,利用好当前于社会主义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抢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些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较之前良好的舆论氛围。西方社会特别是年轻群体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改观,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被妖魔化、污名化的情况有所缓解,社会主义话语复兴的机遇正在到来。要抓住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评价日趋积极正面的有利时机,讲好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树立其良好形象,增强其国际话语权,提升其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展现其独特优势和真理魅力。同时也应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也遭到其国内特别是当权保守派的攻讦,在当前中美关系较为紧张的形势下,美国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论存在外溢风险,需要我们提前做好理论和舆论准备,防范其利用反社会主义话语再次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挑战。此外,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分裂,毕竟削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在低潮中前进,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M].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2] 徐剑梅.美国民主党的“小字辈”:奥卡西奥-科尔特斯[EB/OL].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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