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我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社会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社会政策论文篇一

《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

【摘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我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社会政策 挑战 转型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中国正在从发展中国家阶段向低收入中等发达国家转变。在全球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上,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兴起的起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1.2元,1990年是1644.5元,增长了4倍。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起飞的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7857.7元,2006年则高达16164.8元,6年翻一了番。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物价总水平涨幅亦得到控制;财政收入为6.13万亿元,增长了19.5%;人均GDP达到了22698元,即约为3000美元①。

根据世界通行的标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GDP3000美元是进入中等发展水平的标志,比如北非、拉美和中亚一些国家,就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07年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约达3000美元。

根据国际经验(见表2),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在达到3000美元后,用了3年的时间实现了向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日韩两国则更为迅速,仅仅历时2年就达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由东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可知,一般国家经济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后,通常只需2～3年的时间就能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因此,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人均GDP在越过3000美元大关后,会很快迎来新的历史时刻。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这些挑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并被市场取而代之,弱势群体丧失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新的社会阶级提出的利益诉求和矛盾更加多样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些变化,对社会政策的目标模式、社会福利的项目设计、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服务递送方式以及对政策制定和管理的透明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也在社会政策的领域反映出来,社会福利的制度成本成为决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在发生着意义深远的性质变化。中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有深远的影响。

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

纵观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社会政策的目标,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达到这个根本性的目标,基本的政策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缓解贫困,收入保障和社会平等。

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专家Townsend曾经讨论过社会福利的三项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给少数人提供有条件的福利(缓解贫困),第二个原则是对很多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收入替代或收入安全),第三个原则是社会公正和再分配。从社会福利的项目安排上看,社会救助针对的是缓解贫困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为少数弱势成员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社会保险解决的是社会上很多成员的收入安全(收入替代)问题,收入的再分配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在西方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这三个政策目标的提出是历时性的:缓解贫困是社会政策最早的目标,其后提出了收入保障的目标,然后才把促进社会平等作为重要的社会政策目标。不过,在福利国家成熟之后,这三个政策目标则是共时性的,只是侧重点变了。比如,在主要发达国家,缓解贫困都不是最优先的政策目标,但是,促进社会平等、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则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之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是发展经济。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在社会政策的目标选择中,缓解贫困始终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较早地把城市人口的收入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来追求。社会保险支出占了社会保障支出的95%以上。但是,这个目标始终不是针对全体人口的社会政策目标。针对全体人口的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缓解贫困。

在向低收入中等发达阶段迈进的时候,最主要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农村社会政策的目标,开始逐渐拓展,从缓解贫困为主,向缓解贫困和收入保障并重转变。同时,为了应对老龄化、贫富分化和公民权利运动等挑战,出现了多样化的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拓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社会政策领域研究者的认真考虑和应对。

路径改变的挑战

在社会政策的目标从缓解贫困,开始向缓解贫困和收入保障并重转变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路径转变的挑战。路径转变包括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城乡分裂的社会政策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转变;第二,在社会保障的提供方面,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变为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存,并主要依赖社会救助的政策手段。

中国目前以社会保险为主要手段的收入保障政策非常昂贵。根据Whiteford等(Whiteford 2009,Salditt, Whiteford and Adema 2007)的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缴费占劳动力成本的百分比高达27%左右,超出OECD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6%)。除了原东欧国家,这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这个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险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是养老保险,用替代率衡量,其待遇水平是世界之最。如果从人均养老金占人均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看,中国的水平在全世界最高,超出OECD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制度只覆盖城市中的少数人口,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来保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低收入家庭得到最大份额的公共转移支付。如英国,10%的最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有33%来自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只有6%的收入来自公共转移支付。在中国城市居民中,这个比例和英国正好相反。10%的最高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有33%来自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只有6%的收入来自转移支付。③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的情况,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平等就更明显了。

现行这个昂贵的、不平等的制度之所以可以维持,依靠的是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对年轻的劳动人口。如果这个制度扩大到全体人口,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降低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老龄化高峰来临之际,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没有可持续性。对社会安定也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转变社会保障的提供方法,采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并重的社会政策,有利于减缓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有利于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在过去的10年中,路径转变正在逐步发展。从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看,由于中国最大的社会救助项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到2004年,社会救助在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受益人口中,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④到2008年,社会救助的受惠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社会保险的受惠者人数,正逐步向“三分天下有其二”发展。社会福利递送路径的转变,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技术手段的更新、管理能力的建设以及专业化的发展,很难一蹴而就。但是,没有递送路径的变化,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为全国人口提供有效的保障。

专业化和管理能力的挑战

社会政策目标的拓展、社会福利递送路径的转变,对国家在社会福利的资金筹集、项目管理和服务递送方面的行政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要求更高。这是中国社会政策面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特定的条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其中,政府机构的管理能力和专业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例如,1997年,根据Newman和Clark等的研究,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有资本和劳动之间达成的合作和妥协的共识;在经济方面,有凯恩斯主义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方面,传统的关于典型家庭(一夫一妻加几个孩子,男性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女性在家里照料孩子)是国家福利提供的基础;在行政管理方面,有官僚制度和专家负责结合的制度:官僚制度保证了政府官员对公民一视同仁,使所有的公民得到同样的福利待遇。同时,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在专家负责制下得到辨认,并获得国家相应的支持。这几个条件对福利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福利国家的危机,导火索是石油危机,导致了战后劳资之间关于妥协条件共识的改变(资本要求减少国家干预和税收、占有更多利润、拥有更宽松的流动条件等)、长期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滞胀经济问题等等。但是,福利国家社会基础的改变(如妇女参加工作,家庭分工模式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危机等,也是重要的因素。随着社会福利的发展,国家机构对社会福利的递送能力和我国社会福利递送领域的专业化程度过低,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构成重要的制度瓶颈。

民主监督的挑战

在世界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展与公众参与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中国在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即是民主监督的挑战。

社会福利的提供,必须在公共财政大大增加、国家税收也大大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现代社会中,民众参与意识提高,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政府无法像以前那样垄断信息。国家机构通过纳税征收了大量的收入,纳税人对国家机构在经济、政务等各个方面的公开性也会逐渐提高。政府如果不能满足对公民对政府运作的公开性、公民社会对民主监督的要求,就会逐渐丧失自己的合法性。这对于我们政府机构,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结 语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在积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成功地应对新的形势的挑战,拓展政策目标,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能力,并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是维持社会和谐状态,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建国60年GDP超过30万亿 经济总量增加77倍――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关注60年中国经贸发展系列报道”,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8》,《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Whiteford, Peter 2009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Presentation for the Workshop on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7th July, 2009.

④Shang, Xiaoyun and Xiaoming Wu,2004 Changing Approaches of Social Protection: Social Assistance Reform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 Vol. 3 No. 3, 259-271.

中国社会政策论文篇二

《中国社会政策中的公正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逐渐推进，中国社会在获得大幅度发展的同时。也遇到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围绕着社会公正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程度不同的不利影响，构成程度不同的威胁，其不利的影响和威胁的程度同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如何基于公正的理念，建立社会政策体系，避免经济政策左右一切，使社会公正程度的提升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形成一种同步化的状态，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便成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关键词：公正;社会政策;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2-0174-02

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正具有重大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就公正和社会政策的关系而言，公正和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和社会政策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缺少了公正理念，社会政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公正毕竟只是社会安排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一种基本的规则，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够具体地得以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政策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就要把它的原则应用到个别的或者整体的产生贯穿整个社会的分配后果的亚国家制度上去。”

一、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问题

(一)同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极不对称

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似乎是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会政策无论是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和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很难进入“主流社会”，处在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社会“强势群体”的一方，又往往存在着一系列诸如职业意识缺乏、角色感不强、社会责任感欠缺(如纳税意识不强)的问题，其许多行为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社会群体间的不协调情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焦虑现象严重等等，并将造成更多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使社会安全受到影响，并使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质量明显降低。

(二)社会政策的整体化、系统化程度还很不够，同一性较弱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部分尚未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拥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得以系统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93年以来，中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其他许多社会政策相比，由于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巨额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问题、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基本理念的认同问题、社会保障运作专业知识的积累及运作技术的形成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难以在短时期内顺利地迅速确立。

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会使原有一些仍有价值的和新形成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由于面临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

(三)社会规范缺乏规范性

中国现在的社会政策明显地存在着不规范的特征，这特别的表现在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中的不规范：一是多方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理应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二是公开性方面做的不够。现在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对于相关的信息的披露是不够的，往往没有对全社会公开。这就造成同某项社会政策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相关信息占有的匮乏，从而使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社会政策的直接对象在信息占有方面出现一种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形，进而使这些相关的社会群体更加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三是在技术手段上也做得很不够。比如，难以做到相关信息收集的充分化和准确性，而且也缺乏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后必要的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社会政策的这种不规范性，从总体上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必要的稳定性，易于多变，随机性过强。

(四)社会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

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国目前“应然”与“实然”的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的社会政策来具体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

二、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努力方向

(一)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防止两个极端现象的发生

作为现代公正理念具体化的社会政策必须同时防止两个方面的问题，否则社会政策便是片面的，便会造成不公的现象。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过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过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社会的不公，是需要通过社会政策来予以解决的。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调剂及其他种种原因，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不稳定的因

素，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严重地危及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还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实施，那么，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刻不容缓。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平均主义的、高福利化的问题。中国现在虽然不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但是，由于传统的平均主义等种种因素的强固存在，由于如今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对于公正的强烈诉求，更由于前两者因素十分容易合二为一，因而在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时有可能会引发某种早熟性的高福利化的现象。

(二)既要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又要维护其基本的权利

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样应当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应当看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状况如何，既反映出社会成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体处境如何，也是造成社会成员未来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条件。其一，拥有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平等融入社会的最为起码的条件。只有在基本权利得到有效维护的条件下，社会成员才谈得上平等的融入社会，进行平等的社会互动，关注、参与社会事务，才谈得上消除社会隔离，消除某些社会群体的边缘化现象，实现社会融合。其二，拥有基本的权利，也是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必要前提。就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的潜质而言，其差别并不很大。只要社会能为之提供起码的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能够具备基本的谋生和发展的能力。社会政策是公正理念的具体化。公正的基本含义是“给每个社会成员所应得”。这里所说的“应得”不只是社会成员指望社会的无偿赠与，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应当通过自己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而取得的一种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还原为“个体人”的基本权利。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社会政策来说尤其重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的社会政策也注重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但是，当时所说的“基本权利”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群体”、“阶级”的权利。对于这样一种基本权利的维护尽管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维护难以真正地落实;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有时会以轻视甚至是严重损伤“个体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从而使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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